爱华网高风险商不仅是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所必需的，也是应对21 世纪人类面临的其他挑战所必需的。气候变化就是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没有人确切知道，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含量上升到多高会对世界不同地区的气候产生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并没有做出有把握的预测，相反，他们阐述了各种可能，并且给各种可能赋予了不同的概率，以此说明与每一种可能有关的不确定程度。从碳交易方案到可替代能源开发或者全球规模的地质工程，要想将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的解决方案，关键是要了解如何才能让这一信息变得有意义。但是，如果人们无法清醒地考虑风险和不确定性，那么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怎样才能做出可靠的决策呢？ 一个问题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气候变化持有相反意见的那些专家的断言很夸张，他们声称的确定性超过了事实所证明的确定性。我们很少听见他们用概率来阐述，相反，当相信气候变化的人士描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生态灾难画面时，批评者却断然否定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主张。这两种夸张性的断言都会使辩论严重缺少依据，而且前者还会吓到孩子。对500 名美国儿童进行的调查发现，年龄在6~11 岁的孩子中，1/3 的孩子会有这种担心：因为气候变暖和其他环境危机，他们长大时地球已经不存在了。在英国进行的另一项调查表明，年龄在7~11 岁的孩子中，有一半为气候变暖担忧，有些甚至因担心而经常失眠。如果没有办法了解气候未来变化的趋势，那么我们也就只剩下了两种都不太好的选择：要么因一无所知而幸福无比，要么因充满恐惧而过度担忧。一些环保主义者试图用精致的理论外衣装饰第二种选择。所谓的预防原则是指，一旦出现有可能影响到环境或者人类健康的风险，新政策或者新技术都应该严格被管制甚至禁止。这一原则初看似乎很明智，但这只是表象，结果会证明这是极具误导性的。公平地说，应该看到有许多不同版本的预防原则可供选择，其中有一些勉强过得去。但是，所有版本的一个共同点是，过分强调了负面风险，相应地却忽略了新技术带来的好处，即正面风险。预防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适用于人类活动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也适用于新技术开发的情况。根据强制性原则，应该对风险政策和技术给予管制甚至禁止，即使这些风险的证据很不充足、管制的经济成本很高。
1982 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首次对强制性原则给予了国际性的认可，该宪章建议，“如果活动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得不到充分理解，那么这些活动就不应该继续下去。”这把标准定得太高了。我们永远都无法完全弄清楚任何一项新技术的潜在不利影响，也永远无法完全弄清楚其潜在的好处，或者是管制成本。预防原则的支持者通常不会去评估所谓威胁的概率有多大，理由是它们是“不可知的”。但是，这正表明了人们对概率的认知存在很深的误解。概率是无知的一种表示方式，把不确定性量化已表明，我们承认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知道”相关事实，但我们必须基于有根据的猜测来开展工作。基于这样的猜测进行推理要比完全忽略概率好得多。乍一看，预防原则也许与气候变化无关，因为几乎没有人对地球正在变暖以及燃烧化石燃料是其主要原因产生过怀疑。全球气候将会发生变化，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情。极地冰冠将会融化，海平面将会上升，淹没目前有人居住的大量土地。然而，这种危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尚存在很大的争议。预防原则表明，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采取积极行动的充分理由。地球正处在危险之中，争论仍在继续，所以大胆地立即采取措施应该是明智之举。未雨绸缪不是更好吗？法律学者卡斯· 桑斯坦并不这么认为。2009 年，他被任命为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他指出，任何一项决策的正反两个方面都存在风险，不行动可能会带来危险，行动也可能会带来危险。换句话说，预防本身也会产生风险，没有哪项选择是没有风险的。例如，征收较高碳排放税将会加剧那些几乎负担不起的人们的艰难处境，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从而使得人们更加贫穷。一项明智的气候变化政策必须权衡减少碳排放量的成本及其带来的好处。如果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其成本，即使包含成本高昂的预防措施，那么也应该实施。然而，就像《后天》（2004 年）和《难以忽视的真相》（2006 年）这些电影里的画面一样，那些引人注目的气候变化画面所激起的强烈情绪反应常常会击败这样的理性分析。卡斯· 桑斯坦还说：“面对可怕的风险，人们常常夸大预防措施、降低风险或者改善措施所带来的好处。”当危险激起强烈的情感时，人们往往还容易忽略概率，其结果是，人们将千方百计地去规避极不可能发生的风险。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概率忽略”，并且已经在各种实验项目中对这种现象进行过研究。如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一样，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具有高风险商。如果要理智地引导这场辩论，我们就必须学会更好地处理概率问题，从而根据概率的不同制定应对各种可能情景的不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