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许多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评估，最好是听从专家的意见，或者让计算机程序代我们做这项辛苦的工作，就像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10 年里那么多银行家决定在评估次级抵押贷款风险方面所做的那样。但是，如果你认为我们已甩掉风险商极差这顶帽子了，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事实上，研究表明，许多专家的风险商都是相当低的，而且金融危机非常清楚地说明过分依赖对计算机模型会出现的问题。 首先来说说专家。心理学家菲利普· 泰洛克开展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他让284 人对他们专业领域内外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概率进行估算，这些人的工作是“对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发表评论或者提供建议”。在过去20 年里，菲利普· 泰洛克一共让他们做了82 361 项预测。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会以非暴力的方式结束吗？戈尔巴乔夫会被一场政变推翻吗？美国会参与波斯湾战争吗？诸如此类。 菲利普· 泰洛克把大部分预测问题填入一张“三种可能前景”的表格里，表中提供了三种可供选择的结果：维持现状、增加（政治自由、经济增长）、减少（镇压、经济衰退）。结果很令人尴尬，即便专家只是给这三种结果指定相等的概率，那也比现在好不了多少，还不如猴子掷飞镖来得准确。此外，专家们对其专业领域问题进行的预测，并不比他们对专业领域外问题进行的评估更准确。略知一二会有些帮助，但是，菲利普· 泰洛克发现，知道很多实际上可能会让一个人更不可靠。他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很快就会达到知识“边际预测回报递减”的临界点。在这个学术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根本就没有理由认为，顶级期刊的投稿者——著名的政治学家、学科领域研究专家、经济学家等——在‘察觉’新情况方面会比记者或者《纽约时报》的细心读者做得更好。”预测者越著名，其风险商好像就越低。菲利普· 泰洛克说：“受欢迎的专家比其默默无闻、竭力维持生计的同事更自负。”就依赖计算机程序进行风险评估而言，2008 年的金融危机表明，即使数据显示一切良好，我们不必为此担心，但更为微妙的人类风险商提醒我们，对风险时刻保持警觉也同样至关重要。
20 世纪90 年代，华尔街涌入了一批新的风险评估专家。据美国AQR资本管理公司的阿伦· 布朗说，康涅狄格州、华尔街过去到处都是对冲基金的玩家——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20 世纪70 年代，在从事交易、与交易相关业务的那些人中，许多都是资深的扑克玩家、桥牌玩家和棋手。这些人严格意义上称不上赌徒，但他们习惯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冒险。然而，20 世纪90 年代，风险爱好者逐渐被新一波的风险规避者击败并取代。简而言之，银行试图规避风险，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新的风险规避者被称为“宽客” ，也就是定量分析师的缩写。他们最著名的发明是布莱克– 斯科尔斯公式，该公式能够给通常不进行交易的金融工具定价。交易是确定价值的一种有效方法，因此，如果一种金融工具通常‘宽客’一词来自英文“quantitative”的缩写“quant”。“quant”的职责就是在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中，应用数学、统计、信息学等科学方法来研究、建立、检测、应用从市场中获利的模型。——译者注 不进行交易，就很难定价了。利用费希尔· 布莱克和迈伦· 斯科尔斯发明的这一公式，我们就可以将很少进行交易的金融工具与通常进行交易的类似的有价证券联系在一起，从而确定前者的价值。摩根大通集团的一些宽客创立了风险价值法（value at risk，简称VaR），该方法可以用来计算整个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值，其结果用单一数字来表示。风险价值法的优点是，它把各种令人眩晕的投资组合市场风险概括为单一的数字，并以美元为计量单位表 示，风险管理者可以将它报告给高层管理者。 非定量分析师——交易者和管理者——首先对这种新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经营管理华尔街的方法与其说是基于数学，还不如说是基于直觉和 猜想。然而，由于这一公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正确的，管理者开始接受这种新思想，到20 世纪90 年代，风险价值法在投资银行的实践和规章制度中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 世纪最后10 年里，华尔街的风险商大大降低。过去习惯于凭直觉评估风险的人们辞掉银行的工作退休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在方程和公式领域里更得心应手的人。据阿伦· 布朗说，那是引起2008 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但又被普遍忽略的诱原。 任何一种数理方法都存在一个问题，即你可能对它的依赖性太强，几乎丧失了用来检测其他标准的能力，这将使你无法发现以前你一眼就能看出的错误。举一个恰当的例子，20 世纪70 年代袖珍计算器取代了计算尺。当人们使用计算尺进行乘除运算时，他们一边计算一边不断检查其中间步骤是否违背常识、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是否一致。尤其是，他们不得不注意每一步的数量级，这样就不太可能犯大错。而使用电子计算器时，电子计算器已经把所有中间步骤都安排妥当了，因此人们的检查习惯也就会逐渐消失，从而使得人们更难发现错误，例如，小数点的位置错误。同样，据曾在埃森哲咨询公司做顾问的斯蒂芬· 奥沙利文说，对信息技术方法的依赖性越强，越容易导致“风险管理过程的技术性降低”。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家大国际银行的外汇风险分析组工作，他向我讲述了一个内幕，以此说明这种对数理方法不加鉴别的盲目依赖有多么危险。一天早晨，他在观察两种货币（七国集团经济体中的两种货币）的全球汇率时发现，这两种货币在世界各地都保持着一个明显很不合理的成交价位。某家银行的自动交易系统出现了问题，给出了一个极不合理的“低”价位，远远低于这两种货币的实际市场汇率。而其他全球外汇市场参与者中，有许多使用的是自己的自动交易系统，于是就迅速开始利用出错的系统进行交易，以很低的价格购买这两种货币。一个自动交易系统的错误便迅速引起市场交易的大范围错误，这意味着，这一错误价格在短时间内成为这两种货币的全球汇率。直到交员拔掉电源、真正关掉自动交易系统，这家银行才得以阻止大量货币的继续流失。在随后的几分钟时间里，全球汇率回到了大家都知道的合理价位，不正常交易消失了。许多错误都是由计算机化交易引起的，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只有人为介入并关闭出错的机器，问题才能解决。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在一些人看来，他们可以制定检测机器性能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