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概率估算结果通常倾向于0 和100%这两个极端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把它称为“非此即彼谬论”。这个概念将证明、知识、信仰和其他相关概念看成是二元关系，你要么证明、知道或者相信某件事，要么无法证明、不知道或者不相信某件事，中间没有昏暗区域。非此即彼谬论体现在一些语句上， 例如： ? 你不能证明。 ? 你实际上并不知道。 ? 他认为可能有上帝，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 我们无法预测石油价格将会如何变化。 这些句子的共同之处是，它们把门槛（证明、知识、信仰、预测等）设置得尽可能高，达到了完全有把握的程度。当然，确定性是很难达到的，这也正是改动修辞的要点。把门槛设置那么高，说出这些话的人很难让他们的对话者跨越这个门槛。这样，争论中的其他人通常相当勉强地承认说：“不，我当然不能证明，不过……”他们不应该这么快就下决定。他们应该挑战非此即彼谬论本身，而不应该给出警告。为什么证明、知识或者信仰就一定要完全有把握？为什么预测就必须是绝对准确而不能带有概率性？当然，如果我们采用这样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根本无法证明或者一无所知，除非是纯粹的数学真理。除非我们是宗教极端主义者，能预测一切事情；除非我们能够洞察一切，我们才可以说相信一切事情。非此即彼谬论提出的概念（例如证明、信仰和知识）不能用作日常用途。
下面的例子也属于非此即彼谬论的范畴。一些忧虑的父母不相信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疫苗的安全性，这在英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98年对疫苗安全性的怀疑受到重视，当时英国医生安德鲁· 韦克菲尔德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儿童自闭症，他呼吁在做进一步研究之前暂停接种这种联合疫苗。在英国，接种率随后从92%下降到了73%，在伦敦部分地区最低下降到了50%，因为忧虑的父母有意不给孩子接种这种疫苗。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由于其他研究人员尝试但却未能证实安德鲁· 韦克菲尔德的研究结果，他的断言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尽管这样，接种率上升得还是很慢。许多父母仍然认为这种联合疫苗可能会引起儿童自闭症，而且好像也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他们的论断。当然，你永远都不可能有100%的把握来证明某种东西是安全的。 如果你做足够多的研究，那么你总有可能发现，某个人连饮用一杯纯净水都会生病。不过，要因为这种微小的概率而拒绝饮水可能是极端愚蠢的。每天都有数以百万的人喝水但却没有生病，如此多的证据应该足以证明水是安全的。尽管有句古老的谚语叫“没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不存在”，但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通常可以假设，如果某事件已经发生或者某事物存在过，那么其证据可能已经被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缺少证据看作其没有发生或者不存在的证明完全是合理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美人鱼，这一事实是美人鱼不存在的有力证据。 在相信某些新的断言之前索要证据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证据不是确凿无疑，便固执地不相信某件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倔强表明，需要证据只是一种烟幕，实际上再多的证据也永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这就像我和相信阴谋论的人谈话时一样，他们相信“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由小布什政府精心策划的，或者相信世界是由一个秘密的犹太阴谋小集团操控的。我没有100%的把握来证明这些理论是虚假的，但我可以反驳它们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如果我不能令你也同样满意，要么是你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要么就是你把标准定得太高。 仅仅因为没有100%的把握来证明某件事是正确的就相信它是错误的，除了培养这种理念之外，非此即彼谬论还导致了一个相反的错误：仅仅因为某件事有可能就认为它是正确的。这种策略被称为“可能论”，通常使用意思含糊的词，例如“也许”、“可能”。例如，我最近听某人严肃地说：“世界上有我们不了解的力量在起作用。”其他听众很严肃地点点头表示认同，就好像演讲者正在讲出寓意深刻的智慧之语。但是，严格地说，这些含糊其词的话语只不过意味着神秘力量在起作用的概率不是0 而已。就现状而言这是正确的，但是，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很多，因为它的概率是多少都有可能（从小于1%到大于99%）。像“也许”和“可能”这样的词就是模糊的极端例子，它们与 “可能的”和“不可能的”这类词语属于同一语言范畴。然而，我们常常发现，当我们试图让某人承认某件可能性极小的事情时，会利用这些模糊的词语，并且通过假设确定出很高的概率而增强论据的可靠性。对付这一招的一个方法是进行概率估算，当别人一本正经地点头表示认同时，我们就要这样做。当我确定演讲者所提及的力量确实是我猜测的那种可怕的、超自然的东西之后，我只是简单地问：“你认为实际上这些力量确实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5%、10%还是多少？”演讲者常常反驳这种对准确率要求更高的问题，但他最后被迫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自信地说：“高于95%。”当时，一般人的反应是不可思议，继而人们会针对物理学家可能错过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可能性展开激烈的辩论。可能论通常是记者哄骗受访者同意其观点的伎俩。通过问某件事是否有可能，记者将受访者置于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说“不”，看起来是荒谬的过度自信；如果说“是”，记者就可以解释为你承认这是可能的。在不出现闪烁其词的情况下，可能很难对这一问题提出异议。不过，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 阿桑奇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主持人约翰· 汉弗莱斯采访时设法做到了这一点。这期节目于2010 年12 月21 日播出。当时，朱利安· 阿桑奇因涉嫌性犯罪在瑞典被通缉，一些人认为，那些提出指控的妇女是美国谋划的一个范围更广泛的阴谋的一部分。约翰· 汉弗莱斯：那么你没说过这是一个美人计？也没说过自己是被美国人、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陷害的？你不认同这种想法是因为你的律师认为事实就是这样的。朱利安· 阿桑奇：我的律师说他的话被引用错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美人计。约翰· 汉弗莱斯：你不相信这是美人计？ 朱利安· 阿桑奇：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不是美人计。在有证据之前我不会指控任何人。 约翰· 汉弗莱斯：你认为这有可能是美人计吗？ 朱利安· 阿桑奇：这不是我作为记者的工作方法，因为几乎一切皆 有可能。我谈论的是什么更可能。 约翰· 汉弗莱斯：好吧，你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哪种情况是可能的？朱利安· 阿桑奇：什么是可能的？从一开始，这种关系就不太可能，这是典型的俄罗斯与莫斯科的做法。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朱利安· 阿桑奇这样擅长回避可能论。在莎士比亚的知名剧中，可怜的奥赛罗就被可能论毁了。剧中，渴望复仇的勃拉班修在他的心中种下了第一颗怀疑的种子，他警告说：“当心点，摩尔人，看仔细了，她欺骗了自己的父亲，也许也会欺骗你！”注意这句话里“也许”这个词，一旦奥赛罗认为妻子苔丝狄梦娜有背叛自己的可能性，恶人伊阿古就有了把轻微的怀疑变成坚定信念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非此即彼谬论的对立面是一种丰富的思维传统：法学。在法律中一直认为证据不需要完全有把握。怀疑一切也许足以阻止哲学辩论俱乐部的争论，但在法庭上就不合适了。例如，内布拉斯加州的标准明确把“富于幻想的猜想”排除在合理怀疑的范围之外。 你可以排除合理怀疑而相信一个事实真相，但同时又十分清楚你或许是错误的。假设你能够解除被告犯罪的任何合理怀疑，你就会发现被告有罪的可能性极大。合理怀疑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怀疑，这种怀疑是由证据、证据所表明的事实或情况，或者本州政府代表方缺乏证据而引起的，它区别于纯粹的可能性、单纯的想象或者富于幻想的猜想引起的怀疑。 显然，“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意味着有100%的把握。事实上，只有在数学领域和纯粹逻辑学领域才会有这么大的把握，所以，如果把证据标准设置到这个水平，可能永远都没有人获罪。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意味着确定无疑，但要使用这个古怪的短语就意味着“接近必然的可能性”。也许会有不同的证据标准存在，这为理解相关概念（例如知识和信仰）打开了思路，所以我们不应总是以二分法来看待。如果在不排除所有可能怀疑的情况下就能证明某件事，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就可以知道某件事，甚至在没有确信无疑的情况下就可以相信某件事。一个孩子被鬼附身，耶稣告诉孩子的父亲说，如果他相信，那么就有可能把孩子的病治好。这位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帮我吧！”仅仅存在一些怀疑并没有让这个人完全不相信耶稣。这完全是一个度的问题。不过，一个忠实的信徒可以有多少怀疑呢？在一个不可知论者成为实际的无神论者之前，他又可以有多少怀疑呢？ 理查德· 道金斯也许是当代最著名的无神论者，他经常因为使用特别强硬而武断的方法而遭受批评。事实上，我曾经把他看作是俗界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但是，当我在《上帝的错觉》第2 章中偶然读到他的建议时，我的想法变了，他建议我们用概率范围来衡量有神论信仰。概率范围的一端是完全确定上帝是存在的，在另一端是完全确定上帝是不存在的。在这两端之间有一个连续区，理查德· 道金斯为其划分了几个节点： ? 可能性非常高，但低于100%，实际上是有神论者。“我不能肯定，但 我坚定地相信上帝，我是在假设他存在的情况下生活的。” ? 可能性高于50%，但并不是非常高。严格地说是不可知论者，但倾向 于有神论者。“我完全不确定，但我倾向于相信上帝。” ? 可能性刚好是50%，不折不扣的不可知论者。“上帝存在与否的概率刚 好是均等的。” ? 可能性低于50%，但并不是非常低。严格地说是不可知论者，但倾向 于无神论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但我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 可能性非常低，但高于0，是实际上的无神论者。“我不能肯定，但我 认为上帝很可能不存在，我是在假设他不存在的情况下生活的。” 令我非常吃惊的是，我发现理查德· 道金斯把自己归入最后一类——他不是一个确信上帝是不存在的“坚定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只认为上帝是非常不可能存在的无神论者。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不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者描述自己的方式。 关于理查德· 道金斯的有神论概率范围，重要的一点是信仰的阈值不是100%而是略低于100%，相应地，一个无神论者很有可能又承认有极小的可能上帝是存在的。正如澳大利亚哲学家杰克· 斯马特所说，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许会使一个实际上是无神论者的人“激昂地把自己说成是不可知论者”。杰克· 斯马特的观点是，它会误导某个相信上帝存在的概率只有5%的人把自己说成是不可知论者。这样迂腐地把非此即彼谬论用在这里，他认为，会“让我们除了数学真理和形式逻辑真理以外什么都不知道。” 学会适应昏暗区——提高消极能力——在许多生活领域里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领域里确定性往往很少见。例如，在权衡选择手术的风险和好处时，或者在决定上哪所大学时，总有不确定的事情，但是你还得做出决定。不合理地要求大量证据本身就带有风险，包括不采取行动的风险。花太长时间才拿定主意的人也许最终会变成优柔寡断之人，处于一种犹豫不决的状态。另外，如果闭合需要太强，一个人也会贸然下结论。提高风险商需要达到适当的平衡，在不确定性难忍度和没完没了的考虑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折中的办法。 对一个人来说，进行风险商测试在这方面是有帮助的，但他要仔细回忆风险商测试经历。参加过风险商测试的一个人这样评论说：我刚刚认真地测试过风险商，很多次都高兴地以为某项阐述是正确的，所以不是选择100%就是0，而实际上它并不是我想的那样。我更加认真地重新做了一遍，分析我“以为是正确”的问题和“确信是正确”的问题之间的区别，于是就得到了更高的分数。至少就我而言，存在着一种过于肯定地表达自己的倾向，要像我一样认识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多次从头到尾仔细做这项风险商测试。在进行概率估计时，我们被自己的想法引入思维误区的方式并不是只有模糊难忍度和非此即彼谬论。心理学家还发现了进化赋予我们的许多思维技巧，认知捷径通常被称为认知启发，其中许多都曾经是有利的，但在我们当代高科技的世界里却没有非常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在下一章将讨论认知启发如何降低风险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