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文化改革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形象宣传片和正在壮大的媒体帝国上。中国的艺术行业也得益于巨大的财政投资才繁荣发展。在北京，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是由钛金属板和玻璃幕墙组成的椭球形穹顶，周围环绕着人工湖，营造一种珍珠浮在水面上的效果。湖里的水经过特殊处理，冬天不会结冰，夏天不长水藻。国家大剧院由法国建筑师主持设计，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和小剧场共能容纳5 452名观众。然而，努力提升城市文化艺术声誉的不是只有北京一个。广州斥资5亿美元打造了以广州博物馆和广州歌剧院为主的艺术建筑群，两建筑之间由一条宽阔的人行通道连接。旁边还建立了公共图书馆和儿童艺术中心。和中国许多新的建筑物一样，这个建筑群也是一项壮举。歌剧院没有一块墙体垂直于地面，外墙的每一块截面也都不相同。博物馆的形状就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金属的黑灰色与内凹处的大红色形成对比，不规则形状的空隙错落有致，如同中国的珠宝漆盒。广州歌剧院于2010年5月开业，计划每年安排200场舞蹈、戏剧和歌剧表演，并举办知名艺术节。 然而，中国的软实力革命也有强硬的一面，这一点在北京与佳士得拍卖行（Christie）的纠纷中可见一斑。2009年年初，佳士得拍卖行同意拍卖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收藏的两尊清朝青铜兽首。这些青铜像本是一个系列，代表的是中国的十二生肖，是为18世纪在位的乾隆皇帝建造的喷泉饰品。据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并从中国掠走了这些兽首。很少有西方人可以理解这些雕像对中国的政治意义——如果不了解圆明园的毁灭给中国人在情感和记忆上造成的创伤，那就不可能理解中国当今的政治文化。昔日雄伟的宫殿、美丽的花园，清朝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如今已经化为一片废墟，成为西方列强无端侵略中国、羞辱中国的铁证。因此，中国要求归还这两尊青铜兽首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佳士得拍卖行拒绝了中国的要求，继续拍卖。最后，一位匿名的中国商人以4 000万美元拍下了这对青铜兽首。但是后来发现，他参加竞拍是蓄意破坏这场拍卖会，事后拒不付钱，结果兽首又回到伊夫·圣·洛朗的继承人手里。 不出所料，这次拍卖惹恼了中国。中国声称将限制佳士得在中国的进出口申报。中国还提出要重新审核佳士得香港分公司的经营许可证。这对香港分公司来说可不是小事，因为该分公司2003~2009年共盈利27亿美元，利润相当可观。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关系，佳士得邀请了数百位富有的收藏家、学者和艺术赞助人到其纽约总部，参加当代中国艺术崛起的特别展览和研讨会。参展的29件作品全部是由中国政府指派的小组选出的。佳士得这种主动修复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姿态前所未有。 佳士得平息中国怒火之举反映了中国艺术市场的重要性。2009年，中国艺术市场的价值已经从2004年的11亿美元猛涨到将近32亿美元。这些数字也说明，许多中国艺术家通过在西方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作品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收益。其中最有名的艺术家就是岳敏君。2007年，他的油画《处决》（Execution 1995）在伦敦苏富比（Sotheby’s）拍卖场上拍出了590万美元的高价，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家卖出的最昂贵的作品。岳敏君的作品以咧嘴而笑的“大笑人”闻名——人物原型常常是他本人。评论家称他的作品风格是“玩世现实主义”。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曾把这个词定义为“聪明人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不做事的最佳借口”。岳敏君的作品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其讽刺冷漠的表现手法，他通过一张张僵硬的笑脸来表达痛苦。 艾未未是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名声不仅源于他的艺术，也来自他的政治观点。艾未未的父亲是一位著名诗人，“文革”期间曾被下放到新疆。艾未未主要创作概念性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1亿颗陶瓷瓜子，该作品由1 600名工人手工制作完成。这一作品在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展出，展览原本是互动的形式，参观者可以走在这些瓜子上，这样他们就能够发现每一颗瓜子的与众不同之处。然而，由于害怕互动活动产生的粉尘有害，因此禁止参观者在陶瓷瓜子上走动。
然而，关于艾未未的争议与他的艺术本身关联不大。他一直为人民争取基本权利奔走呼号。艾未未介入过许多备受关注的事件，比如由于建筑腐败，20所学校在2008年四川地震中倒塌，5 000多名学生因此丧命。2010年年末，艾未未的作品在伦敦展出后不久，当地官员邀请他在价值100万美元的艺术区中心建造工作室，希望那里也会像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那样吸引并培养新的艺术人才。798艺术区以前是军工厂的厂房，现在是新兴艺术区中心，里面汇集了大量的艺术工作室和画廊。但艾未未在上海的计划不久就被打乱了。官方称他的工作室为违章建筑，没有办理相关的许可证。艾未未非常气愤。他在2010年出版的《此时此地》一书中表示，真正和谐的社会必须能够包容所有一切本质上不和谐的事物。艾未未的事例说明，中国前卫的艺术家和软实力代表既是政府的骄傲又让政府感到无比头痛。 这种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也体现在相关部门对姜文等著名导演的影片的审查中。《鬼子来了》是姜文2000年的作品，中国当局认为这部电影歪曲了中国人民和侵华日军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的关系，因此禁播了该影片。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村庄，围绕从天而降的两名日本俘虏展开。村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又不忍心杀死他们，最后决定把他们送还给日本人。然而，这一决定却招致灭顶之灾——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村民们由此展开了残酷的报复行动。姜文说，这部电影就是要挑战中国人民仅仅是侵略战争被动受害者的传统观念，实际上这是自身奴性与敌人之残忍双重作用的结果。这部电影很好地捕捉到了战争时期人性的复杂，而相关审查机构却认为电影里中国人民对敌人的仇恨不够深，因此下达了禁播令。尽管如此，姜文在中国仍然非常受欢迎，也很有影响力。2010年，他的西式动作片《让子弹飞》的票房在短短两天半时间内就突破1亿元人民币大关，创下华语电影票房最快过亿的纪录。 另一个遭遇或禁播或热捧的是中国本土艺术家张艺谋的作品。在第6章中我们将详细探讨他的电影《英雄》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当然，张艺谋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导演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张艺谋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导演之一，曾成功执导过《大红灯笼高高挂》、《十面埋伏》等影片，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然而，张艺谋的电影也曾被禁播。尤其是他早期的电影，虽然在国外备受好评，但在国内却经常被禁播。比如影片《菊豆》，因刻画了一个反抗强大封建礼教、挑战封建社会秩序的年轻女子而被禁播。但不久之后，《菊豆》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电影。影片的成功获得了审查机构的认可，最终禁播令被解除。 要想更好地理解中国对这些著名艺术家作品的反应，不妨考虑一下它的两大目标：一是促进中国电影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上的发展；二是维持政府对整体文化信息的控制。两者很难平衡，如今电影行业日益国际化——融资、拍摄和剪辑经常在不同的国家完成——削弱了一国当局的权力，为编剧涉及敏感话题创造了新的动力。中国电影必然要朝国际化方向发展，所以对于热衷把电影行业的发展当作软实力的中国政府来说，这场游戏必须进行下去。许多电影的成功模糊了中国大陆电影和更加国际化的“华语电影”的界限。例如，曾轰动一时的动作片《卧虎藏龙》是由台湾人（李安）导演，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演员出演，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电影公司联合制作的影片。不同地区的人员、资源和专业技术相互融合，这显示出大成本、大制作的华语电影正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迈进，以期与好莱坞大片一决高下。现在，中国的电影制作者不再只为中国的观众拍电影，中国的观众也不再只看中国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