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卢玮銮、郑树森主编、熊志琴编校的《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给我们通过所收的珍贵数据透视这两位“南来”作家在香港怎样熬过三年零八个月的“顺民”岁月。 我收到天地图书寄来《作品选》后跟郑树森教授通了一次电话。他说收在此书中的戴望舒作品，比较有新意的是他用笔名“达士”发表的《广东俗语图解》这一系列小品（下文再作介绍）。有关“沦陷时期的戴望舒”参考数据，《作品选》收了小思（卢玮銮教授）的《灾难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和戴望舒被控“附逆”后写的《我的辩白》等合共五篇文章。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即为会员。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携眷从上海到香港，原先打算安顿家人后转到大后方参加抗日工作。可是就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留了下来，跟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香港分会。 这个“偶然的机会”是他应了胡文虎三子胡好之邀，替快要出版的《星岛日报》编副刊《星座》。他全身投入，以自己的名望向国内和流亡在港的知名作家邀稿。郁达夫、沈从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名家都被他一一“网罗”过来，难怪他不无自负地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写信给西班牙共和国的名流学者，请他们专为《星座》写点东西，“纪念他们的抗战两周年，使我们可以知道一点西班牙之反法西斯战争的现状，并使我们可以从他们得到榜样、激励”。戴望舒通晓外语，包括法文和西班牙文，翻译过不少作品。戴望舒倾力办好《星座》，除了令香港的副刊面目一新外，也同时使这份文艺副刊变为抗日的精神标帜。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抓他去坐牢，应该跟他这一段经历有关。 小思在《灾难的里程碑》一文说，戴望舒留在香港前后超过十年。他只活了四十五岁。十年差不多是他四分一的生命。至少对他个人而言，这十年香港的经历，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可惜历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能够找到的数据，都很零碎。资料不周全，我们对戴望舒在香港失守后的活动，也仅知其片段。譬如说，1941年12月25日下午，日本的先头部队进驻中环的“香港酒店”。香港政府已竖起了白旗。《星岛日报》也停刊了。小思老师问得好：“这段日子，他怎样度过？”她说偏偏就是没有文字记录。 其实，我们还搞不清楚的是，在铁蹄下偷生的诗人，有机会脱离虎口，为什么不当机立断，抓紧机会逃命？我们知道，从1941年底到1942年春天，有三百多名包括茅盾在内的文化界知名之士，在中共党中央策划下，受到“东江纵队”的保护，安全离开沦陷区香港抵达大后方。这三百多名劫后余生的人士中，就不见戴望舒。“这真是一个谜。因为论知名度、论抗日热诚，甚至论与左翼关系，他不该不在抢救名单内，”小思说。 此说言之成理，但反过来说，有没有可能他本来就在名单内，但临时出了什么“突发事件”耽误了行程？真相究竟如何，可惜戴望舒自己没有出来解释。小思引徐迟的口述资料，说戴望舒没有及时离开香港，因为他“舍不得他的藏书”。另外一位给我们解“谜”的是孙源。他在《回忆诗人戴望舒》里说诗人是“因各种原因一时走不了”的。 香港光复后，有留港粤文艺作家二十一人就为检举戴望舒“附敌”的问题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提交“建议书”。文内毫不含糊地说：“窃以为戴望舒前在香港沦陷期间，与敌伪往来，已证据确凿。”《建议书》在1946年2月1日《文艺生活》的光复版第二期刊出。“附敌”的罪名可不小，因此同年春天，诗人回到上海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交代自己在沦陷时期香港的所作所为。为此他写了《我的辩白》。 诗人在辩白书内透露了他给日本人关了七星期的牢，受尽酷刑毒打（然而他说并没有供出任何人）。他是在垂死之前才被保释出来的。保释的条件是不得离开香港。在牢中，他写了《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我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对他有意见的港粤文艺作家检举戴望舒“附敌”行状提出的证据是他参加了某些“伪”文艺刊物的活动，其中包括给“伪”《香岛日报》总编辑罗拔高的文集《山城雨景》写跋。戴望舒一生煑字疗饥，此外再无其他本事。他出狱后跟两位“难友”各以一百元军票作资本，在利源东街开设了一家旧书店。起初一个月还赚了点钱，到了第四个月再无法撑下去，取名“怀旧斋”的书店只好关门大吉。看来他想弃文从商，放弃笔墨生涯，无奈事与愿违。 敌伪时期的香港，日本的“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报道部”早就控制了香港各大报章和文化机构。所有印刷品均以宣扬“圣战”和协助发展“大东亚共荣圈”为宗旨。在这种政治压力下生活的文人，人为刀殂，我为鱼肉，早晚总有出乱子的一天。叶灵凤为了向日本人“交心”，不得不按时应命交出像《圣战礼赞》这类“表态”文章。日后这当然也是叶灵凤“附敌”的证据。在沦陷期间的香港卖文为活，日常的交往即使是稿费的争议，也可视为与“敌伪往来”。诗人若因此被控“通敌”，将会是他最难承受的冤屈。《我的辩白》有几句话说得特别痛心：“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的灭亡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