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8年克林顿访问北京，在北大演讲时说：“这个校园过去是美国传教士创建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但当年的国内纸媒在报道时回避掉了燕京大学。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在北京大学演讲，开篇就说，这里是燕京大学的旧址，自己母亲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这一次，纸媒在报道中提到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新校址就设在燕京大学旧址上。”一所大学的历史，化作一句话说明。 回望燕京大学，就不能不提司徒雷登，但是这位美国人给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他的形象被化作一个失败的敌人，而真正的司徒雷登连同燕京大学一起消失了。青年学者陈远通过探访燕京老校友、查阅档案，恢复了历史上燕京大学的部分面貌，构成了其新作《燕京大学1919—1952》。尽管只存在了33年，但燕京大学却是勘察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生动标本。 从教会大学到去宗教化 在今天审视燕京大学的历史，最敏感的是其有“教会大学”的身份。但是在司徒雷登管理下，燕京大学并未特别强调其宗教属性，主张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教学与宗教分离。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在华传教士，他出生在中国，自认为是中国人。燕京大学在1919年由北平的三所美国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司徒雷登则从金陵神学院被邀请到北平当校长。 燕京大学成立之后即赶上了新文化运动，国内各种思潮交织冲击，觉醒的年轻人不但批评传统文化，对有治外法权、宣传西方宗教的教会学校也义愤填膺。国内知识界对不断扩张的传教事业和教会学校也充满警觉。 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在国内开展，知识界被基督教在中国的增长所激怒，忧心中国会被西方基督教势力所征服，民间抵制基督教的声音越来越响，上海青年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1924年，针对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开展，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提出的“学校应该脱离教派和政党控制”，被知识界和教育界广泛认可。教会学校学潮频发，报章杂志也极力声援。1925 年 11 月 16 日，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要求外国在中国办学必须在国内注册私立学校，中国人在校董事会中要超过半数，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不得以宗教科列入必修课等。 社会气氛当然会对燕京大学造成冲击，校园气氛也紧张，有谣言说极端爱国分子回来捣毁学校。司徒雷登在这段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去宗教化、将学校中国化动作。1922 年的秋天，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燕大宣布废除强迫学生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规定，第二年，又作出了削减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的决定。1925 年，燕大进一步作出改革，把原来规定必修的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国内民族情绪浓重，司徒雷登精心挑选了不少中国人担任了学校的中层管理工作。1924年他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已经创建的事业，就是在转入中国人的手时也可以指望它完好地继续下去。” 在教育部关于教会的新规颁布之后，司徒雷登立即着手在中国注册私立学校，写信建议纽约托事部方面接受中国政府的新规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尽早向政府注册，拒绝和拖延只能是灾难和愚蠢的。”在向北京政府申请立案的同时，他公开发表了《中国未来的教会教育》一文向媒体和公众表明燕京大学的立场：“我们服务教职员及捐资帮助， 无非表明一种好意，中国人尽可利用以谋其自身的利益。”燕京大学的立案报告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批准，成为“第一个向教育部申请并获得正式批准的外国捐资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1929年，学校定名为“私立燕京大学”。 正是由于脱离了宗教身份，才给了燕京大学培养人才更纯粹的环境，也成全了司徒雷登的历史贡献。陈远评价说：“司徒雷登淡化了学校的传教色彩，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教育家的身份得以确立。后来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出现人才的比重高于中国任何一个大学。” 司徒雷登治下的“素质教育” 在讨论中国高等教育的时候，国人往往提及“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梳理燕京大学的历史，也许也能有一些启示。 与当时的传统大学不同，司徒雷登是把燕京大学作为一个大家庭来营造的。韩迪厚在《司徒雷登传》中说：“燕大有集体生活，是一特色。像同时的北大学生互不相识，有时两人同住一间寝室，却各自挂了布幔隔开，各自为政，经年彼此不打招呼，在 燕大传为笑谈。燕大的生活有组织，但气氛自由。” 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燕大的师生关系与一般大学比较，极具鲜明的特色。每 年开学，学校都要举行隆重的开学仪式，司徒校长要和每一位新生握手言欢，同时，在他的住所临湖轩为新生举行茶话会，场面光彩宏大，令学生难忘。 燕京大学的学生冰心对学校的生活气氛以及司徒雷登的治校风格印象深刻。1936年冰心撰文写司徒雷登：“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 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而冰心和吴文藻的婚礼正是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在临湖轩举行的。 在“家庭环境”之下，燕京大学培养学生的方法也值得借鉴。协和医院内科退休教授张乃峥在燕京大学受了良好的医学教育培训。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她到美国考察过医学教育，参观了一些著名的美国医学大学，联想起自己在解放前受过的美国式医学教育，才更体会到当年燕京大学教育质量之珍贵。燕京大学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个班入学时三四十人，逐年淘汰，到毕业时只剩一半，这严厉的环境下，学生生活却乐趣多多。“我在燕京，不是书虫，大概有一半时间在学习课程，另一半时间都是一些社会活动、学术活动。很多年前的学生生活是很快乐的，男生女生都打棒球。我参加一个社团，大家都要用树和花的名词给自己取名词，相互称呼中，很自然地了解到了植物、生物的一些东西。我的名字就是松树。” 张乃峥说。 香港爱国人士郑介初也是燕京大学的老校友。他经历的燕大生活更加生动。他回忆，自己在燕大选修了民间文学，“终生难忘”：“第一课讲相声，把侯宝林叫来先讲相声，讲相声的来源，最后你们回去编一个相声。这样的课你在外面听不到。每个礼拜四有一门各种音乐课，马思聪（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来上。这样一个学校，你不好好学也不行，所有的老师都是最好的，老师家里随时可以去，选课可以各门课都选，每个人要参加社会活动。” 课外活动听上去更浪漫，所有学生都会在课业之外参加活动，郑介初回忆，当年游行，“从燕京走到清华园，坐敞篷的火车，到西直门下来，一路走沿着北大（北大旧址，现北京市东城区五四街），沙滩、东四、跑到东单，晚上还到天安门跳舞。”学生们自发组织一起出去旅游，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大学，一千多学生，没钱却搞到了“赞助”，大家找了一个专列火车从北京开到天津去玩，因为当年大学生金贵，处处都愿意招待。“燕京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一个大学，后来我发现我学到的是一个做人、搞学问的方法。”郑介初说。
司徒雷登身为外国人，却要求学生们心系国家危亡。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司徒雷登正在美国去筹钱，甫一回中国，就问燕大的同事：“一二·九运动我们的燕京学生参加了吗？”得知学生们参加了，司徒雷登很欣慰：“如果学生不关心国家的大事的话，学校就白办了。”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也说过：“与其说我是美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很深的感情。”冰心的女儿吴青说：“在燕京大学学生们学到的，就是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博爱。” 1952，燕大之死 1946年，司徒雷登应马歇尔之邀，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在递给燕京大学的辞呈中，司徒雷登说：“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方面利益。”他说，希望自己一年之内就能重返校长岗位。递交辞呈之后的学校茶话会上，司徒雷登又说：“今日燕京的问题，实在与中国不可分割，能出去帮忙使中国渡过今日的难关，实际上仍是为燕京工作。”之后陆志韦任校长。 司徒雷登没能在一年之内回到燕大。1949年4月，国共胜负已分。共产党谋求和美国接触的机会，周恩来让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因为“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在中共中央指示下，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但最终司徒雷登没有成行。根据几十年后司徒雷登的“大使私人顾问”傅泾波回忆，自己曾因是否赴北平和司徒雷登发生激烈争吵，但是司徒雷登最终依照美国指示未能北上。傅泾波甚感遗憾：“如果当日老人家去了北平，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另一方面，此时燕大的执掌人陆志韦对共产党胜利是欢迎的。他对国民党早已失望，抗战后国民党曾送给他一枚“胜利勋章”，被他扔到楼下：“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还发这种东西？！” 1948年末，内战局势已趋明朗，平津两地大学都有是否要“南迁”的计划，陆志韦明确表示燕大会留在北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会过得更好些。” 他在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说：“我们已经解放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此后陆和纽约的托事部渐行渐远，他已经不想再用美国人的钱办学，1949年春，他曾经托一位领导给毛主席带去口信，“请政府接管燕大。” 1949 年 6 月 2 日，纽约托事部给陆志韦信中，通知了美国方面的决定：“如确能在共产党的国家办基督教大学，则联合托事部准备在经济上尽可能地支持燕京，我们知道你请求和本年度一样的一年 2 万美金的津贴。”但他们反对在学校里开设政治课。陆志韦的回信表示了对拨款的感谢，但是立场已经显现，他说燕京大学正在根据“政府指示”进行课程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恰恰是添设政治教育的课程，“必修的政治教育课程与公立学校同”。陆志韦在信中表明他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科学和文化水平”，开设政治课的经费由收入的学费解决，不用托事部的钱。与此同时，燕大的老师也将马克思和唯物史观引入研究范畴，积极接触工农阶层。 这年8月1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8日毛主席发表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8月30日，毛主席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批评帝国主义在华办学是“精神侵略”。 1951年2月12日，新政府接管燕京大学，国内的教会学校都开始和美国脱离关系，教育界掀起声讨美国文化侵略的高潮。思想改造就此开始。“三反”运动中，陆志韦首成靶子被斗，清算从1月进行到3月，出面发言的包括教授、职员、学生、工役以及陆志韦的女儿，他们无一例外“彻底、无情地揭露陆志韦及其反动集团把持校政、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国文系教师林焘撰文《沉重的回忆》称：“到开全校师生员工揭发控诉大会时……发言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上台控诉的除我以外，还包括高名凯、吴兴华和陆瑶华。高先生当时是国文系系主任，是陆先生多年亲手培养提拔的教授；吴兴华是陆先生最为欣赏的才子型人才；陆瑶华则是陆先生的亲女儿。安排这样几个人上台控诉，目的显然是让陆先生感到已经‘众叛亲离’，无疑会对陆先生形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由陆志韦开始，燕大的学者们一一接受思想改造，最有名的是张东荪成了全国知识界的“反面标兵”。1952 年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中强调 ：“在学校进行‘三反’运动，应该深入发动群众，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对教师的批判和斗争，监视教师日常举动，揭发他们的私生活。 思想改造紧张的气氛之后，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组织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老师去青岛休假，许多人很兴奋。老师们回到北京，三校合并方案立刻公布，燕京大学就此不复存在，资源被一分为八：机械系、土木系、 化工系被调整到清华大学，教育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民族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大学，劳动学系调整到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经济系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整到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调整到北京大学。而新北京大学的校址，便坐落在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上。当年的燕大校务委员会成员谢道渊告诉陈远：“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 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被下了“禁言令”，晚年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的遗愿是将骨灰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燕大老校友蒋彦永说，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想了很多办法，才将司徒雷登骨灰空运到中国，原本要葬在燕大旧址的计划已经获批，后来又遭到反对而搁浅。2008年司徒雷登终被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期间，其夫人去世，被安葬在燕园的西南角，但那片地方解放后因为学校搞基础建设而被铲平，夫人的墓地最终挪到什么地方去了，至今无人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