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政府有钱为何不如民间富有:金融的逻辑》
按照32.8亿银两的国民收入估算,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今天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的差。 作为比较,1650年时荷兰的国债总额是国民总收入的1.3倍,1715年之后是2倍多;那时英国国债为其国民收入的80% 。但那些负债率并没有使它们灭亡。今天,美国国债余额是GDP的70%,日本的国债余额是GDP的170%。单从这些数字看,晚清的负债并没有以往说得那么可怕,关键在于当时缺乏缓和财政赤字危机的手段,问题出在在国家理财策略上。 靠增税缓解财政危机的陷阱

财政危机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像战争、天灾、人祸等突发或者一次性事件所至,这些事件虽然不是每月、每年发生,但一旦发生,其成本开支一般会很高,容易冲乱正常的开支安排,说不定还会将一个国家置于灭亡之地。这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张三一家的年收入为5万元,在正常情况下,这5万还够花,甚至还有一点节余;可是,如果张三生场大病,要花20万元住院与手术费,这时问题就来了。当然,这种危机也可能因为车祸、地震甚至抢劫而发生,等等。 对于家庭来说,一种事先避险的办法是多存钱,就像过去朝廷一样。但正如前面讲的,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办法,一方面意味着牺牲今天的消费机会和创业、投资机会,让张三一家无法尽最大限度地发展,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完全规避掉各类风险,特别是难以规避低概率、高损失的风险事件。第二种办法是靠家族里的亲戚和亲人,这就要求张三平时投入家族事务、给家族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以此来换取他们在你有需要时也给你帮助的隐性许诺,依赖血缘关系达到互相保险的效果。但,这种隐性互保毕竟不是能硬性执行的契约,而且范围小,风险分摊的效果不佳。 第三种办法是买各种保险和其它金融品种,这样,张三只要付较小的保险费即可达到医疗保险、财产保险、天灾保险、人寿保险等等,由于保险公司的客户人数多、地理范围广,风险分摊效果最理想。 当然,如果上面这些规避风险的安排都事先没做到,在今天,张三还可找银行贷款,以此把今天这一次性的开支压力平摊到未来的许多年里,让他一家能度过今天的难关。 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是这样,但一个主权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像血缘“家族”这样的国家互相保险共同体,也没有为国家提供各类保险的保险市场。因此,特别是过去的朝廷,它们远远没有那么多可选择的规避财政危机的工具,它们要么像清廷那样尽最大限度地存银子,要么就像美国或者近期中国那样通过借国债加速发展,通过把经济实力这个“饼”做大,以此来强化未来对付危机的能力。然而,传统的中国朝廷只会选择存银子“节流”,而不是先把“饼”做大。 那么,当过去累积的“节流”不足、发生财政赤字时,朝廷是如何找到出路的呢?最惯用的办法当然是增加税赋,反正皇权不受太多制约。以明代为例,明中叶后,政府财政逐渐吃紧,16世纪中叶(嘉靖朝)每年财政赤字多者400万两,少者百万两。到1567年,太仓银仅存135万两,只够三个月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