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2年前的2001年11月12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二天，北京中央党校大门第一次向民营企业家敞开，100多名来自全国的“富一代”们坐进了党校课堂。那次开放，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经济赢得平等政治待遇的风向标。 近年来，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已经开始介入民营企业接班人的培训。 “培训企业接班人是组织部的职责” 课程是儒家经典、战略管理、政府关系等，学生则是资产上亿企业的“少东家”─近年来，这类面向“富二代”接班人的培训项目，正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盯紧这块市场的，除了知名高校、专业培训机构，如今更是出现了党政机关的身影。 2009年，江苏省委组织部决定通过党校学习、聘请导师帮带、到国企挂职等方式，在该省培养一支1000人左右规模的民营企业家接班人队伍。 这源于江苏对该省前250强民营企业和100家成长型民企的一项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意愿参加培训的民企接班人占后备人才总数的92.5%。 江苏省委组织部在当时表示，民营企业“第二代接班人”缺乏“党性教育”，举办培训“重点是让人才了解党的历史、政策、优良传统等党建知识，培养他们对党的感情，增强政治意识”。 是次培训在江苏省委党校上理论课，包括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改革开放史等教育。 培训老师除省委党校有关老师外，还包括江苏银行董事长黄志伟等。 江苏省委组织部还提出，这样的民营企业后备人才“培养经历还会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 与江苏相似，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向来牵动浙江各级政府的神经。客观而言，浙江的民营企业改制要领先于江苏，以万向集团、传化集团、方太集团为代表的浙江第一代规模民企的交接班困惑，目前已平稳走出了阵痛期。
为了破解阵痛，浙江省民企老帅们的通行做法是将子女送到国内外高校读书求学，学成后逐步实现子承父业。其间，浙江省内的三级党校均因地制宜，对本地区民企拟接班少帅展开过形式多样的培训，只是囿于“国情时政”，没有对这类培训有过度张扬。 近几年来，浙江省多个县市开始关注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以温州为例，温州市人事局课题组在2008年的一个调研报告中明确：“对（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国内短期培训，政府可以采取‘埋单’或资助的形式进行引导、示范和推动。” 从2009年起，由温州市政府牵头组织，众多当地民营企业参与的“温州民营企业后备人才高级研修班”，也即“富二代”培训班开启。 在浙江另一个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义乌，企业接班人的培训也已经举办数年。由于民营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95%以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义乌决定将政府出资培养企业家提上日程。 2009年初，义乌市委组织部决定，在未来的5年内系统培训强势型、实力型、潜力型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800人，其中选送到省、市委党校培训200人、省内外高校培训200人。 “按照上级组织工作规定，培养企业后备人才也是组织部的职责。只是先前，各地组织部门没有开展此项工作罢了。”义乌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负责人陈国强如是说。 关系千万重 现年29岁的丁刚是温州市苍南县一家外贸企业的接班人。2010年，丁刚参加了由温州市人事局牵头的一个企业接班人培训班。 “班里男生多，大部分是20来岁的年轻人，很多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所以比较有共同语言。”丁刚向时代周报记者如是形容他的培训班同学。 一直以来，温州第一代企业家的做法是，将家族的第一代送往欧洲或美国的大学攻读学业，学成后让子女回国慢慢接手家族企业。多年的国外留学经历，往往让这些第二代的年轻人娴熟悉国外的社会文化和交流方式，但却无法和父辈一样掌握国内的政商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因素下，丁刚主动报名了该研修班。上培训班当天，他就发现，有学员甚至带来了家里的保镖，“直到发现学员们基本相互熟悉，确认安全之后，保镖才离开学校”。 培训结束后，班里建起了QQ群，大家经常在上面聊天，交流各自的投资眼光和公司遇到的困难。“这两年温州经济下滑，我家里有段时间资金链也很紧张，我也很着急，就向群里的朋友们要求帮忙能不能短期拆借，还真有朋友帮了忙，而且利息比市场上要低。”丁刚说。 与父辈们热衷参与的传统商会不一样，这些“富二代”们的交往不仅是出于生意上的强强联手，他们还强调精神层面和生活上的交流。 由于“富二代”面临的压力都差不多，因为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类似，他们彼此之间反倒成了知音。丁刚好几次发现，在班里的群抱怨后，“发现还有比自己更压抑的，大家哈哈一乐，压力也就化解了。”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封闭而又开放的圈子，这两年赶上温州经济不景气，在培训结束后，这种不安表现得更为具体，温州地区的民营企业多多少少有着行业裙带关系，他们的话题经常是隔壁市里某个厂子倒了，而自己是否要放弃父辈的积累，投身一个新兴行业。 张之杰是温州乐清市一家电器企业的接班人，他2008年留学回国进入公司打杂，到2010年升任副总。张之杰参加了2010年12月由乐清市委组织部和统战部牵头、乐清市工商联组织的企业接班人培训班，“是在北京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上的课，一共是5天的理论素养培训，还包括领导讲话。” 某种程度而言，党校培训的教学质量要强于一般的高校培训。高校的企业培训大多是东拼西凑一些教授，各自为阵，党校不但拥有众多优秀的教师，其金字招牌能够聚集一批培训界的人才。这里的培训相互衔接、自成体系，且不说教，比较吻合一些“富二代”接班人的胃口。 张之杰觉得上这个培训班“有收获”，不过他拒绝量化评价这种收获。他认为，他们这代人的典型特征，是喜欢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做生意，“我们的起点比一般的商人要高，因为一些本地的政府官员是父辈的朋友，现在又成为我们的朋友，很自然双方就来往起来了。” 丁刚则坦言，每个人上类似官办的培训班的目的，可能都不完全一致，“我知道有个同学，他家里是想让他在培训班找到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而丁刚自己，上培训班是为了收获一张同学间的关系网，“这是一个好的人脉积累，对做生意很有好处。” 事实上，培训班赋予二代的，还有潜在的政治关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少参加官办培训班的二代，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统战的对象，“他们如今有多种身份：青联委员、工商联委员，以及地方企业家协会会员等。” “富二代”面临着和第一代完全不同的处境，他们中有的人接手了上亿资产，并不需要艰难开创局面，可是，他们普遍面对着更严重的现实，就是如何将这些资产好好掌管下去，让资产增值。这时候，起作用的就是对交到自己手中的企业的责任心。 张之杰的父亲如今年事已高，对于他而言，培训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培养经历将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政商关系是我不得不关注的对象。” 新培训班模式：政府搭台寻市场 与国内一些“富二代”培训班不同，由浙江永康市组织部门设计的企业接班人培训班，受到了来自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浙江省政府的关注。 永康是中国最大的五金产业基地之一，该市近万家大小五金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745家。在95%以上是家族企业的永康，目前已经进入“交接班”高峰期。他们能否顺利交接班，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此，永康官方在五年前把民企接班人素质提升纳入人才培养范畴，专门出台《永康市人才先行战略的实施意见》，实施“百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工程”，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对全市前200强企业中的“创二代”进行一次轮训。 因为担心公众对“富二代”这一概念存在偏见，永康有关部门特别将“富二代”的概念表述为“创二代”——“传承不是守业，而是创业”。 近年来，永康市官方牵手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永康研修班，重点对永康当地重点企业的接班人进行轮训，还让这些企业与清华大学建立战略关系，让接班人们定期到清华大学开展集训。 除了上述培训之外，从2010年起，永康每年组团赴德国学习考察先进的五金产业集群，开阔族企业接班人的眼界思路。 这个接班人培训班以“政府搭台、市场运作”的方式进行。“之所以选择出国培训，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永康第二代企业家的经营管理理念，开拓国际化战略思维能力。”永康市人才办一位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之所以现在德国作为培训地，是因为德国的五金产品工艺精湛、技术先进、品牌响亮。” 胡勇是永康第三期“创二代”培训班学员。2008年初，时年25岁的胡勇从新西兰留学回国后，在家族企业锻炼了2年多时间。胡勇在企业内部推行的包括整肃公司纪律的一系列“新政”，遭遇了滑铁卢，最终无法推行下去。 胡勇在2012年参加了永康市里组织的党校民企二代培训和军训。胡勇称，这种教育和军训锻炼是目前社会上许多“少帅班”、“创富班”的培训所不具备的。 随后，胡勇又报名参加了由政府部门组织的“第三期”赴德国学习培训。值得一提的是，永康政府部门没有负责这次培训的费用，将近5万多元的培训费用均由学员承担。不过，胡勇觉得“钱不是问题，只要能学到东西”。 胡勇说，在德国的21天的学习培训，给了他一些启发。在德国期间，胡勇在德国吉森大学，学习欧洲文明史、德国国家治理结构、德国企业制度和组织、德国工业产业结构、德国家族企业的剖析、德国投资策略等课程。 在培训间隙，胡勇结识了一些德国的青年企业家，还考察了德国乃至欧盟的投融资环境，以及企业管理、装备技术等方面的情况。 从德国培训回来后，胡勇立刻准备做的一件事是：打算以德国为桥头堡，全力拓展欧洲市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采部分人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