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几连跳”、“夜生活”等吸引眼球的媒体报道将富士康这个世界最大的代工厂不断推向风口浪尖。而这一系列的负面新闻仿佛已经成为它挥之不去的梦魇。为此，时代周报专访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郭巍青教授。 去技能化导致单调和沉闷 时代周报：新一代农民工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有什么新的特点？
郭巍青：在全球流动资本构筑的工厂体制之下，工人工作越来越“去技能化”了，工人的能力以及企业对工人的依赖程度与福特主义时期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像富士康这种代工厂其实并不需要工人多少技能，其生产主要依赖技术革新和机器操控，人由此变成机器的附属物，工人只是在流水线前从事简单的劳动，而稍加有点文化就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你能想象人与机器同节奏运作的情景吗？流水线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运行。而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工人还可能会加班。在这种状态下农民工的生活是非常单调和沉闷的。 我认为，像富士康这种巨型企业的高跳槽率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工人在高度程式化的流水线面前必然感觉枯燥乏味。人的耐性是有限的，工人工作两三年却没有得到提升和发展，那是不是就要考虑换工作了？或许工人的年龄或资历反倒成了劣势，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的体力会下降，反而不如新进员工。他们会这样想，我就做三年，大不了做五年，之后再寻他处。这样工人对企业稳定的认同感几乎是不存在的。而离开富士康之后他们的选择也是很窄的：退回农村？换个规模小的工厂？而这些他们又难以接受，所以他们感觉自己前途迷茫，由此产生焦虑，而排解这种焦虑的极端方式便是跳楼轻生，或者通过一些娱乐活动使自己麻木。 新一代农民工与城市人一样可以感受到城市消费社会的繁华。但是，他们与城里的同龄人比较的时候，该作何感想？觉得自己很卑微？还是觉得自己很不幸？或者激发了自己奋斗的决心？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过上那种已经看到的、近在咫尺的生活，相反自己必须退回到一个单调乏味的工作状态才能够有工资。他们的心态会是很飘忽和迷茫。或许这些并不是个体的特征，而是他们这个群体的特征。 时代周报：这种生存状态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哪些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却对城市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你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郭巍青：事实上，我更倾向于将这种事情的发生解读为流动资本的特点或者生产方式的转型。刚刚我们提到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以福特汽车业为代表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其特征首先是大规模的工人聚集，富士康也保留着这一特征。大量工人的聚集必然要求工人对企业有忠诚感。而传统的汽车制造业要求工人有熟练的操作技能以及对企业的责任心与忠诚感，产品质量才能有保证。正因为这样，资本家同时要投资于工人的家庭、下一代的教育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样就使工人具有稳定的责任心以及对企业的长期忠诚，同时训练出其娴熟的操作技能。所以过去我们常常讲，一个中国工人与一个美国工人、日本工人相比，其技能以及生活水平是相差很远的。因为他们是长期在企业接受培训。 那个时代，工作技能是最为重要的资本，对于保证产品质量、提升企业效益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这也成为工人与企业进行谈判的筹码，因为他们有不可替代性啊！企业会为工人进行一种职业生涯的规划和设计。从学徒工到熟练工再到车间主任，这样便会纵向拉出他的职业发展路线图。退休之后还有生活保障。这样工人的生产与生活就统一起来，并且与企业的存亡关联在一起，形成一套富有人文关怀的工厂管理制度。由于职业生涯、未来生活状态与工厂的发展是高度契合，工人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这也就是为什么福特说：“我要做人民的汽车。”先把股份给了工人，每卖出一辆工人都有点好处，而工人的工资最终能够买得起汽车，就不会出现苹果手机的生产者却根本买不起苹果手机的那种“疏离”感。 富士康的责任是什么？ 时代周报：从“十连跳”到所谓的“夜生活”，富士康再次成为媒体焦点。富士康当然具有其典型性意义，但在你看来，富士康模式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哪些是普遍性的，哪些与富士康的独特性有关？ 郭巍青：富士康算是全球代工企业的No.1。对于汇聚几十万的工人的庞然大物来说，成为新闻的焦点并不奇怪。透过富士康这一案例，我们去思考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会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流动的全球资本在碎片化地抽取工人劳动力。现代的用工模式碎片化地抽取了工人劳动力，然后将其整合到流水生产线上，进行产品生产和财富创造。而工人发展前期的教育投资、后期的婚姻家庭以及养老，企业是不负责的。资本仅仅抽取工人年壮时期的劳动力，这就是资本的厉害之处。而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生产模式的创新。国外或者境外的资本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只买工人的廉价而富有力量的劳动力，而其产品又有很大的市场，这样企业就获得了相当大的利润。碎片化的抽取，实际就是资本的力量！也是从富士康现象折射出来的普遍问题。而富士康现象的独特性或许与其压力型的工厂管理制度以及企业文化多少有关系。 具体而言，比如富士康接收苹果订单创造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新模式。在实际的空间形态上，聚合了大批的工人，形成了大型的生产场所。资本此时对经济繁荣、就业等带来很多好处。但它最大的问题是把工人的教育，生活福利保障全部扔给地方政府。 把整个生产链条结合起来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以乔布斯为中心的小团队从事设计和研发这样高端的工作，进而通过订单生产链条的全球延伸使苹果手机的生产过程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他们并不直接面对工人。这些国家在使用工人生产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工人的生活保障、福利待遇则完全不在这条生产链条的考虑范围之内。这对于资本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谁来承担工人保障的责任？苹果公司给美国纳税，这与中国工人没有一点关系。而富士康工人因其高度的流动性，工厂并不需要解决工人一生的福利发展需求。而如果地方政府不承担这种责任，单靠社会力量很难达到扶助的目的。换句话说，我实际上是呼吁资本不仅要作为经济性的生产力量，还应当有伦理性的责任担当。 时代周报：富士康工会在此次事件中反应为何如此强烈？企业工会应当扮演哪些角色？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郭巍青：对富士康这种类型的企业的工会作用可能要重新认识。因为在一个集聚强大资本的企业里，其实工会能够做很多服务，包括心理咨询、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如果把富士康工会的功能就定义在这些方面，它的确做了很多事情，至少并没有出现不作为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会在意那种所谓“夜生活”的报道。我们首先要思考，富士康的工会是否知晓工人夜生活的模式？如果报道并不属实，工会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否认这个事实：其实我们的工人没有这种事情。再者，富士康工会要反躬自问：保证良好的环境与健康心理状态是不是工会应有的功能？我们不是要批评和责难谁，而是要找到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建解决问题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