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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商业智慧：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
人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低得惊人。自由市场混乱无常，不可控制，无法预知。我们大多数人难以容忍这种环境，并惯于指望政府等社会制度为社会带来一定的确定性。人们把地震与飓风叫做“不可抗力”（“acts of God”），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逐渐依赖“政府力”（“acts of Government”）来进行必要的调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一切的时候。买不起（或自愿不买）保险抵御不可抗力的人往往寄望于政府机构（如联邦应急管理署）在风险降临时解救自己。 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因（Daniel Klein）讲述过一个全能政府观影响经济政策的可悲例子——连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提出政策建议时也跳不出这个框框。1995年美国经济学会开年会的时候，克莱因问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育券（school vouchers）将自由市场原则和机制应用到了公立教育上，为什么他却不喜欢。索洛回答说，“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所有的经济理由都支持教育券。我不喜欢它，是因为多亏了我们的军队和公立教育制度，我才成了美国人。”克莱因认为，人们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学，是因为“人倾向于把政府看做一种约束力，并为此热爱它”。克莱因称此为“人的浪漫情结”，因为我们共享政府服务、愿意让政府划定“我们圈内人”的界限。“政府创造了有效的永久性公立机构，如道路、供电网、邮政局和学校系统。在此过程中，它确立并强化了包围式共同体验的框架——至少是营造了这种体验的幻觉。”要是有人对政府解决经济或社会问题的方法持怀疑态度，很容易被贴上“圈外人”的标签，当成无因（集体之因）的反抗。 大多数人的经济信仰起于部族式的政治承诺，也即自由主义者应当反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者则支持之。这其实是穿了另一套外衣的民间经济学。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认可强有力的经济管制和强有力的政府；只不过，他们对管制到什么程度、管制的对象是谁存在不同看法。自由主义者想要企业受管制，政府驻进董事会；保守主义者则想要支大军队，政府开拔进卧室。此处意指自由主义者提倡政府干涉经济，而保守主义者则倡导以法律意志干涉私人活动。——译者注自由主义者呼吁警惕军队里的财政弊端和预算渎职，可我的朋友兼同事大卫?B?施洛瑟（David B.Schlosser）——他是个商人，也是亚利桑那州的候选议员——却指出，“自由主义者喜欢这么想，只要给政府分派一件‘善意’的任务（比如医疗），就能自动给整个过程注入效力。他们忘了，既然他们先前信不过政府职员能做出什么良好的决策，何以这次就该信得过呢——不都是同一拨人吗？政府官僚会花800美元给军队买扳手，花2 000美元给空军买马桶圈，我们凭什么该把医药放到他们手里？”社会评论员、政治幽默作家P?J?欧拉克（P.J. O?Rourke）一语双关：“要是你觉得现在医疗保健费太贵，那就等到它自由了再看看价吧！”原文是“free”，也有免费的意思。——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