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9)



系列专题:《商业智慧: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

  但部族保守主义者也脱不了伪善之嫌,尤其是他们说,政府要少插手经济政策——但政府给大企业的津贴例外。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给此举安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号,“企业福利”,在石油行业、大规模农庄,还有国防承包业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你或许可以说,这种津贴对美国有好处,可它们必然会扭曲消费者惯常的决定。一说到对外贸易,保守主义者同样会放弃自由市场原则,转向部族主义,信奉零和意识形态:在海外生产的便宜产品,没有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好处,反而是损失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和制造业。20世纪,美国的历届执政当局——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扩大了政府规模,调高了所需税金。而且,几乎所有的民众仍然对传统信仰念念不忘:为了让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必须由上而下加以管制。

 第19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9)
  经济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

  然而,拒绝进化论和自由市场经济学,最常见的理由还在于,以为动物和人天性自私,经济就像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笔下的大自然,“腥牙血爪”。《物种的起源》出版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一句“适者生存”,令自然选择名垂千古。这是科学史上最引人误解的一种说法。打那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高举它的大旗,并将之错误地应用到人种理论、国家政治和经济教条当中。连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也在一系列文章中强化了这种他所谓的生命“角斗”观,形容自然界里“只有最强、最快、最狡猾者,才能在战斗中活到第二天”。

  这种生命观本来不见得会成为主流。1902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评论员克鲁鲍特金(Pyo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论》(Mutual Aid)一书,反驳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观点。他质问斯宾塞:“倘若我们问大自然,‘谁是适者:是那些彼此不断战争的人,还是那些互相扶持的人?’我们立刻能看出,毫无疑问,学会互助习惯的动物才是适者。它们的存活几率更大,因此也获得了智商和身体组织的最大发展。”克鲁鲍特金多次涉足西伯利亚蛮荒地区,他发现动物本性上其实高度社会化、协作化,他认为,这种生存适应性,在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动物世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物种都是群居生活的,它们发现联合是生存斗争的最好武器:当然,从广义达尔文主义上看,这里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对抗一切不利于该物种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不管是“原始人”、“野蛮人”、中世纪城镇,甚至当代社会,都不乏互助的证据。“互相保护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因为只有保护长者,才能积累经验,得到更高的智力发展,进一步培养社交习性,从而维系、繁衍物种,继续向前进化。反过来说,不合群的物种,注定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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