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在《否认现实》（States of Denial）中提到了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小说《塞穆勒先生的行星》（Mr.Sammler’s Planet）中的一幕。书中塞穆勒先生的侄子埃尔亚（Elya）是一名医生，他躺在医院里，刚刚接受了血凝块手术。塞穆勒自言自语道：“埃尔亚会死于大出血。他知道吗？当然知道。他是医生，所以他肯定知道。但他也是人，所以他能给自己编排许多事情。知之而又不知——这是最常见的人为编排之一。” 如科恩所说，这是常见的人为编排，同时也像谜团一样难解。“自欺的能力是一种奇妙的人类现象。”他写道，“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解释，而且往往令人费解，它完全是我们的情绪、语言、道德和知识生命的复杂产物。” 自欺既神秘又复杂。让我们试着简单探讨一下如何才算自欺，它如何发生作用，为什么会存在。这需要简明地做一点理论探讨，目的完全出于实用性：为本书所举的例子提供更加广阔的背景，而最重要的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自己如何识别并克服自欺的毛病。 1923年4月7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医生来看他。弗洛伊德是个烟不离口的瘾君子，他让医生检查他的口腔，并警告说：“准备好看到你不喜欢的东西。”医生真的看到了这样的东西。弗洛伊德的下颌与上颚产生了癌变。医生让他摘除癌细胞并停止吸烟。弗洛伊德倒是摘除了癌细胞，但没有停止吸烟。确诊时他已66岁。 弗洛伊德自己就是医生，他知道香烟会导致口腔癌。但现在癌症不再是一种危险，也不再是一种可能性。它是冷酷无情的事实，不容自欺。 弗洛伊德的癌症到1936年复发，最终在1939年9月23日让他丧命。由于病情恶化导致持续的痛苦，他最终选择了在他人帮助下自杀。 从1923年以后，由于需要不断做手术来摘除前期癌变细胞，弗洛伊德备受折磨。他做了30多次这样的手术，还不得不适应将他的鼻腔与口腔分开的假体。据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传记作家彼得·盖伊（Peter Gay）说，这件假体“放入或取出都是酷刑，往往会导致擦伤或刺激感……这些让人坐立不安的东西一直都跟随着他”。 弗洛伊德本来“讲课精彩绝伦，说话妙语连珠”，但手术后他的声音“从未真正恢复原有的清晰与磁性”。手术最终让他丧失了右耳听力，而他办公室中著名的分析躺椅也不得不调换了一侧，这样他才能听到患者说话。进食成了一件苦差事，他开始避免在公共场所用餐。 弗洛伊德为香烟付出的代价难以尽数。他认为自己把真理看得高于一切，哪怕给友人、崇拜者以及他自身带来痛苦也在所不惜，但他不能停止吸烟。用盖伊教授的话来说，“弗洛伊德没有能力戒烟，这鲜明地体现了他把那种过于人性的习惯称为‘知之而不知’有多么精辟。‘知之而不知’是并不采取相应行动的理性领悟状态。” 这未免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弗洛伊德正是在心理背景中描述自欺的第一人。他所用的词是Verleugnung，译文为“自欺”或“不承认”。对于弗洛伊德，Verleugnung是针对威胁自我的外部现实的一种无意识防卫机制——时至今日这仍然是自欺的一种基本定义。 弗洛伊德之所以能解开自欺的谜团，是因为他洞悉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没有这样的双重性，“知之而不知”的说法就会毫无道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早在1797年就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etaphysics of Morals）中写道，“故意自欺似乎包含着一种矛盾。”的确如此，除非内在的“自己”不止一个。 “患者居然能够将有意识的知道与不知道结合在一起，这种奇怪的行为对于常态心理仍然是费解的。”弗洛伊德在1913年写道，“但对于认识到无意识存在的心理学家，这就不是什么难题了。” 由于对无意识的发现，因而可以想见人们的头脑会觉知某件事却保护性地将它埋藏在有意识的认知之外。我们具有了某种知识，但自己不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然而又不知道。 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在《致命谎言、简单真相》（Vital Lies,Simple Truths，或译《心智重塑——自欺人生新解读》）中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组心理实验。工作人员将一些图片拿给实验对象看，其中一些带有性画面；与此同时，一只专用摄像头精确地跟踪这些实验对象的视线移动。某些实验对象（想来这些人对性不太自在）一次也没有让自己的目光移向图片上性挑逗的部分。日后在被问及这些图片时，他们这部分的记忆很少，甚至全然想不起来。 “为了不去看。”戈尔曼写道，“头脑中的某些部分必然首先是已经知道图片中包含了什么内容，所以它才会知道避免看哪些内容。头脑设法领会了正在发生什么，于是匆忙地设置了一台过滤装置，然后引导知觉离开有威胁的东西。” 研究过自欺问题的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断言道，这种自欺“完全是普通、常见的一种精神活动”。他以日常写作过程为例。作家的意识知觉几乎完全集中于整理他的思维、选择词语来表达它们以及类似的挑战上。但是写作还需要无数的其他任务，对这些他是绝少，甚至永远没有觉知的，例如握笔的身体动作，或是移动他的手指来敲击正确的字键。如果作家想要注意这些事情，他可以这么做，而且必要时他确实也会——例如钢笔墨水用完时。但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毫不费力地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别处，而且一点也察觉不到自己正在那么做。 即便在今天多重任务的世界中，对每一件事都投入注意力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而我们总是在无意识地选择自己去注意什么。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始终都在无意识地选择不去注意什么。我们不去注意的通常都是自动发生或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写作的身体动作，或是窗外车来人往的嘈杂背景。但有时候这些事情却是我们想要避开的困难或是烦恼的现实。自欺就此而产生。 有时候我们把某些信息引到知觉范围以外，因为它们让人过于痛苦或紧张。这种自欺如同麻醉剂。更常见的原因是令人不快的信息与让我们感到自在的假设相抵触，而排斥这些信息比更改我们的假设更加容易。有时候这种转移是有意识的。“我会查看任何其他的证据，以确证我已经得出的见解。”据说20世纪的英国政治家摩尔森勋爵（Lord Molson）曾经这么宣称。更多的时候这种转移却是无意识的。正如另一位英国人亚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让他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在《波希米亚丑闻》（A Scandal in Bohemia）中对华生医生（Dr.Watson）解释说：“有人不知不觉要牵强附会地歪曲事实来适应理论，而不是以理论来印证事实。” 如此绝招单凭个人也能使得出，不过往往需要集体合力。于是也就有了沉默的同谋——或是同意的同谋，人称“团体迷思”（groupthink）。此词由记者小威廉H.怀特（William H.Whyte Jr.）在1952年《财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首创，不过20年后才由耶鲁大学（Yale）心理学家欧文L.詹尼斯（Irving L.Janis）发展成熟。他的《团体迷思的受害者》（Victims of Goupthink）一书对导致猪湾事件和越战这类外交惨败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心理研究。詹尼斯在书中探究了对群体凝聚力的追求如何酿成共同的错觉、自圆其说以及自欺。 詹尼斯指出了几种常见的团体迷思症候，其中包括： 金刚不坏的错觉 对可能让群体重新考虑假想情况的数据予以排斥或自圆其说 扼杀扰乱共同错觉的异议 持有异议的群体成员自我检讨 自我指定“思想卫士”，以使群体不会接触到可能粉碎共同假想的不利信息 以陈腐的观点来小觑对手 请您在下次开会时警惕这些症候吧，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兰·贝纳布（Roland Bénabou）把它们称为“相互担保的妄想”。如果您遇到其中任何一种，可别成为自欺的牺牲品。不要让它们在你眼皮下溜走。 既然自欺的害处这么大，为什么它还那么常见？有些社会学家称，对事实的自欺是作为“蒙骗的侍女”演变而来的。按照这种理论，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谎言，就能成为更容易取信的撒谎者，而更高明的撒谎者也更容易生存下来。因而，自然选择是偏爱自我欺骗的。这种理论十分有趣，但不易求证。 自欺之所以顽固地存在，另一个原因是它让我们觉得好过一些。在本书引言中我提到过自欺曾让我和临死的妻子享受了一个难得的“无病周末”。每逢遇到疾病与死亡，自欺便屡见不鲜。精神病医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在她的《论死亡与濒死》（On Death and Dying）中就人们对待哀伤的态度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五阶段模式，其中的第一阶段就是否认。她不仅不反对否认，反而将它看作应对艰难情形的一种健康方式。“在获悉意外的震撼消息后，否认能起到缓冲作用。”她写道，“它使患者振作起来，并逐渐地调动其他不那么激进的防卫机制。” 想想“宁要抚慰的假话，不要伤人的真话”这句谚语。虽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希望往往就维系于错觉之中。用乐观的态度来取代冷酷的现实有时候会让人们更加快乐、健康。对于濒死的人来说，虚幻的希望可能要好于全然的绝望。 只有在无论怎样直面现实也无法改变必然的结果时上面的话才有意义；而在结局尚难断定的时候，自欺就可能是有害甚至致命的。例如，有些研究发现，事前避免去想手术情况的患者比那些总是想着即将到来的手术过程的患者恢复得更快。但在这些研究中，术前患者们的担忧本来就无济于事。现在再想象患者的行动与否认有着重大关系的情形——例如，某位糖尿病人否认事实，不肯监测自己的尿糖浓度。这下子你就能看到区别了。 即便只有一线希望能够改变结果，只要在一定程度上自欺欺人，认为成功概率很大，有时候还真能产生效果。这是在对付否认的态度时遇到的难处之一。想想英雄，他们并没有理性地权衡概率，而是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或是擒拿劫机罪犯。再想想有些棒球队，虽然在冠军系列赛开头就连输三场，而且在漫长的体育史中任何一支球队都未曾扳回这样的败局，但其队员更加抖擞精神、全力以赴。在所有这类情况中，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自欺在起作用，而这种自欺至少会对欺骗者自己，有时候还会对其他人产生一些益处。 在工商界，想想那些创业者。这类梦想家的成功概率之小是人所共知的，如果对此不予以一定程度的自欺，没有乐观的心态或是“防护式愚蠢”，那人谁会去创办新企业？怎么还可能出现任何新的企业？
当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胜负概率悬殊时，自欺似乎反而能够让人取得辉煌的胜利。正如谚语所说的，“他们嘲笑过爱迪生。”然而要弄清楚胜负概率到底有多大，自欺是否以及何时真正开始出现，却相当棘手。例如，任何新企业成功的机会可能只有10%，然而异常自信的人的成功概率是多少呢？受过最高教育的人呢？家财万贯的人呢？基层实务经验深厚的人呢？先前创业成功的人呢？这些人很可能会说，他们创办的企业很有可能进入那10%或5%，甚至1%的成功行列中。他们算是在自欺吗？ 喜欢想象的人比较容易说服自己忽视不利概率。据司汤达（Stendhal）称，席勒（Schiller）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对于想象丰富的人，只要同样的火焰燃烧在他心中，那么无关的评论和偶然相遇在他眼里也会变成可信的证据。”如果说某件事情发生概率为10%，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例如，降水概率为10%的天气预报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要么会下雨，要么不会，而这不用预报你也知道。但证据呢？如果真的下雨了，预报员的话就无懈可击，因为他说了有可能下雨。如果没有下雨，那么实际上他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或许根本就不可能下雨，连10%的概率都没有。 不过本书所讨论的自欺并非盘算运气的灰色领域，而是不愿意去正视或承认明显的真相，这种真相实际上对另外许多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候自欺属于解字层面的，断言所涉事实根本就不是真的或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这种妄见往往靠轻视消息来源或“斩杀信使”的办法来取得。我们在亨利·福特解雇欧内斯特·坎茨勒这件事中就看到了这种自欺。在其他情况下，人们是从释意方面加以自欺。人们接受事实，但否认它们的含意：这跟我们没关系；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关我们的事儿；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这种事儿不可能发生在这里；我们对这事儿无能为力；等等。后面几章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释意自欺的例子。 最后需要做一点澄清。世上有多少企业，就有多少种犯下经营错误的原因，其中只有一部分方式涉及自欺，而本书要讲的就是这类例子。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本可避免而且导致失败的自欺。 图2-1可能有助于说明我的意思：图 2-1 自欺流程图 如图所示，并非所有失败都是可以避免的。本书不讨论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无论怎样直面事实，也不能有所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自欺对结果毫无影响。假设您在1899年从事马车行当，而且您拒不相信汽车会取代马车。这是自欺的典型例证，但它与本书毫无干系，因为它无关大局。汽车是一颗躲不开的子弹。 与此类似，并非所有可以避免的失败都是自欺造成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区别。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工商界有无数种失败的原因。你可能押错了宝——心知肚明地去冒险，结果输掉。你可能不了解事实——并不是故意无视事实。你可能犯蠢。你可能没看出一堆不太相干或是误导的资讯中关键的意思、事实或计量指标。你可能纯粹犯下了无心之过。你可能只是在某件事上想错了，而理性的人不会那么想。这些都不是自欺的例子。 我们也不应该把自欺等同于普遍描述为“回避”的那种行为。人们可以出于战略战术的考虑而从“选择性注意对象”中删掉某件明确的事实。以某个骑自行车艰辛地长途攀山越岭的人为例，作为心理战术，他会故意回避遥远的山峰，而全神贯注地完成车轮前面的一段路途，试着将任务划分为一系列可以达到的小步骤，而不是去面对令人生畏的整个旅途。这并不是自欺。骑行者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只是一种选择。当你驾驭局面时，这样做并非自欺（至少不是后果堪忧的那种）；反之则不然。 尽管自欺属于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但幸好我们有时候能够对这种活动过程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我们有能力将“选择性注意力”扭转到我们极有可能否认或是已经否认的现实问题上——只要我们努力这样做。有时候我们否认的现实只是部分被掩盖。我们并非完全无意识，或许更准确地说是下意识地知道它的存在。只要尽力，我们可以唤醒自己去面对它；或者我们可以听取周围看到真相的人的意见，并试着劝说自己也正视它。我们在后文中还将不止一次地发现，注意这些现实警告的意愿往往是自欺与觉知，失败与成功的关键。 自欺是一种强大的冲动，但我们并非无力抵抗。只要有自知之明，能够虚怀若谷地听取批评，勇于接受事实以及他人质疑的观点，我们就能武装自己来抵御对现实的否认。当然我们还会看到，这件事知易行难。但是正如本书最后几章中所表明的，这也并非做不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