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下一轮全球趋势：决定你未来的15年》
现在依然看不到变化的迹象。就在距今不足五年之前，法国应对失业问题的办法不是放松管制，鼓励创业以增加就业机会，而是把法定退休年龄降低5岁。想想看，这会给养老金的长期成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而且由于推行35小时工作周制度，法国人的工作时间又比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缩短了14%。1997年，法国通过了允许私人揽储法案，但其遭到的抵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直无法实施，不得不于2002年宣告废止。类似地，技术不熟练的年轻德国人如果参加工作就会丧失很多好处，他们失业时的税后收入反而比上班要高。德国最近也通过了一项新法案，禁止企业非因“个人原因”解雇工人，而这些个人原因自然不包括企业技术升级之后的工人重组计划。 在全球化进程中，法、德等国将会发现自己步步失利，因为人口变迁已经给他们的财政预算造成巨大冲击。为满足老龄人口期望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财政需要，欧洲各国和日本政府不得不削减其他福利。如果削减其他福利不具有政治可行性——事实已经如此——他们只好提高税收。但是，由于工作人口不断减少，再加上全欧洲高达45%的平均税率已经令人痛苦不堪，税收如果再提高，还有谁会乖乖缴纳？这些国家的最终选择只能是年复一年越筑越高的财政债台，而高额财政赤字必将挤压投资、减少流通，最终导致提供财源的生产增长和经济发展更加延后。 未来10年，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福利国家将会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兑现对于亿万人民的基本社会承诺，就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共产主义国家，对其臣民的经济承诺难以为继一样。这是严肃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分化的必然法则，也是欧洲和日本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经济所面临的最糟糕的社会、政治环境。很多欧洲国家对于穆斯林移民充满敌意，激烈排斥，法、德两国因为反对放松管制、改革福利，爆发了暴力示威，这些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环境的恶劣。
大概只有依靠温斯顿?丘吉尔的政治天才，加上罗纳德?里根的游说技巧，才能说服欧洲和日本选民，让他们相信减少政府福利、牺牲经济安全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不二途径。随着欧盟东扩，数千万中东欧地区的低薪工人得以在欧盟内部自由迁徙，这一危机只会因此加深。在这种社会发展的危急时刻，伟大的领导人有时就会应运而生，但是，伟大的领导人顶多会在一两个国家出现，而不能指望每个国家都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政治稳定，在这种压力下，欧洲和日本很可能会进入左右摇摆的极端政治时代。 如果只是面临人口变迁的挑战，欧洲和日本完全可以尽力保护国内产业，人为刺激经济增长，而不必担心外国投资者和制造业者的反应。如果挑战只是来自全球化压力，他们可以降低税收，发展教育，加大投资，而无需顾虑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成本上升。现实情况恰恰是，这两种无法改变的强大力量形成合力，共同作用，结果让民主政府简直无法应付。如果日本和大多欧洲国家政府不能说服人民接受他们必定会认为激进的改革措施，那么到2020年，这些国家必将陷入长期衰退。 在日本和欧洲，仍然会出现局部的经济成功。如果有好的领导，能够制定正确的投资战略，及时把生产经营转移到税负轻、成本低的地区，个体企业就可以避开整个国家所承受的压力。对于放松管制、实施改革，日本的抵制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厉害，特别是当改革措施会对国内乱七八糟、毫无章法的服务业造成影响时，抵制尤其严重。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服务业的生产力水平恰恰是最低的。但是，索尼、尼桑等日本一流出口制造商早已接受了全球竞争的事实。日本很多大公司甫一成立，就开始年复一年地制定新的产品和经营战略，同时也将大部分生产工厂转移至中国及其他亚洲低工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