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交易冠军：一个天才操盘手的自白》
28岁吃救济金 1973年1月，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017点达到最高点，然后进入了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空头市场。3月15日，那个诉讼案因为缺乏犯罪地点而被判不起诉，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整个市场都陷入了低迷的气氛，而医疗管理类股只不过是众多惨跌股票中的一份子罢了。 1973年1月，先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告诉我由于市场陷入空头走势，大金字塔公司也面临精减人事的压力，“马丁，我很遗憾，但是我们只能请你另谋高就了。” 我惊讶地呆站原地。我还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而在这6个月当中我也一直为大金字塔公司尽心尽力，现在他们竟然翻脸不认人，一脚把我踢开，但是我自己早该想到这一天迟早会来临。再一次地，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出卖了我。在斯坦迪什被抓起来，并且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把我的报告外泄出去的人后，华尔街里像多芬腩这一类的评论家开始公开质疑，到底大金字塔公司的管理阶层有没有善尽监督的责任，大祭司和先知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人。 我是写那份研究报告的家伙，因此自然成了管理层的眼中钉。但是在那桩诉讼案还没有结束前，他们暂时不会动我，因为他们很清楚我知道太多的内幕消息，这足以毁掉大金字塔公司，因此宁愿多付几个月的薪水，等到诉讼案尘埃落定后再跟我秋后算账，卸磨杀驴。 我当时只有28岁，在华尔街里还算是一个想法天真的小伙子。我是商学院的毕业生，但是在学校里，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是真正的“商学”。我老爸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贩，老妈则是一名高中老师。我在大学时主修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那一套绅士般的教育理论，在这里派不上用场。
我在海军陆战队学的是永远忠实、真诚待人。在库恩?洛恩公司，我是整个团队的一员，法维亚和布朗契顿则在背后监督、照顾我。我完全无法适应像大金字塔那样的公司，在大金字塔，你不能把防弹背心穿在前面，得把它穿在背后才行。 我大概还有4万多美元的积蓄，所以并不急着另找工作。我决定在整个夏天休息一下，到我在汉普顿的度假屋住一阵子。我在海滩上碰到了几个操作商品期货的家伙，他们说服我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去参观。接着我投资5000美元和一个叫保罗?戈尔茨坦的电脑狂合作，他借着和别人合租的一部电脑期货作业系统来赚钱。戈尔茨坦没有自己的电脑，所以只好利用凌晨三点的便宜时段使用电脑。我也投资了2万美元在一笔俄罗斯的小麦期货交易上，这笔交易是我的老赌友里奇介绍给我的。里奇的期货经纪人比利有一个大舅子，和华盛顿的某个家伙之间有热线电话，因为那个家伙认识到过俄罗斯的美国农业部官员，他们常常交换一些内幕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