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仅从道义批判没有意义。”在2013年秋季莫干山会议上，多年研究收入分配的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单纯经济领域改革的范畴。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 王小鲁：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面很广，除了财政预算，如果把土地出让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产收入等都算上的话，至少有1/3的国民经济总量是由政府来分配。政府掌握的这部分资源分配得好不好、用得好不好，对收入分配有极大的影响。现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矛盾集中体现在垄断行业。比如，现在有些资源性或其他垄断性的行业，它的利润率可能是竞争性行业的好几倍，而这个利润很大一部分是从资源来的或者是从它的垄断地位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合理的税制、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必然造成行业之间苦乐不均。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土地制度、税制等等都会影响收入分配，所以说，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面临的方方面面问题的一个综合性反应。 《中国经营报》：目前财税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吃饭财政、建设财政占大头，关乎民生的公共财政支出弱化，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超出财税体制改革范畴了？ 王小鲁：对，这不单纯是一个财税体制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改革的问题，它涉及到更大领域的改革。因为财政的钱是政府收政府用的，政府体制没改，财政体制改革也很难落到实处。所以，财税体制改革问题确实是未来改革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和此项改革配套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必须同时推进。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谈到，目前国家的转移支付缺乏统一标准。这其实直接导致了“跑部钱进”的现状。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还比较大的国家，编制这样的统一标准是不是难度太大了，你有什么具体建议？ 王小鲁：现在财政支出，比如说一般转移支付的确定已经在应用“因素法”（选取一些不易受到人为控制的、能反映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性因素，如人口数量、城市化程度、人口密度等，来计算地方需求，确定转移支付水平。编者注）。但这样的方法还没有全面覆盖，政府的专项支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把“因素法”突破掉了。所谓专项支付就是地方报项目，然后部门来审批，随意性很大，这样就没有一个公开、客观、透明的标准来衡量。当然，要建立这样一套标准，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 《中国经营报》：统一的标准便于监督。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财政监督体制也不是那么健全，比如，人大审议财政预算的时间特别短，专业性人才又不够。该如何解决？ 王小鲁：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各级人大负有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责任，但如果政府财政预算的详细情况人大代表接触不到，没有办法详细讨论，或者人大本身缺乏专业知识来更深一步地讨论预算问题，那就成了简单的走过场。要改变这个现状，就涉及到人大体制改革。
《中国经营报》：现在财政领域，增加直接税占比的呼声比较高，但民众普遍担心，如果以增加直接税税收来增加其占比的话，税负又会增加，这方面需要哪些配套改革？ 王小鲁：税收体制改革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增加直接税，当然就要把间接税减下来。从老百姓角度讲，可能只看到个人所得税这一小部分，但实际上我们在买每一件东西的时候，都已经付了税，因为增值税对所有企业征收，所以每一件产品里面都包含。改变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关系，涉及不同税制体系之间的协调，不是一个简单的加税或者减税的概念。 《中国经营报》：我们知道，你支持现在应该开始设计征收遗产税，这主要是从什么角度考虑的？ 王小鲁：从社会公平角度。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了，财产的差距通常要大于收入之间的差距，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世界各国不管是何种体制都必须正视。对遗产征税，其实就是减少收入差距和财富的差距，把富人的一部分财产或者收入转移到社会公共财政口袋里，然后用在穷人身上，用在一般老百姓身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税制比我们健全得多，它们都能做到的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做不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