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大萧条中的罗斯福：谁拯救了美国》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在美国内部，20世纪20年代，同业公会的数量和影响力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长，通过这样的组织，互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商共享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公式，以及诸如此类，并设法抑制不公平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范围内，这些组织是有益的，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以及在当总统的时候，都留下过这样的印象。 但是，下面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组织通过它们对"公平的"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的定义，试图在顶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逆风航行的时候，实现对价格的控制，而且，有时候其作用就是要消灭小的独立经营者。最高法院一连串的裁决进一步怂恿了它们的发展，这些裁决，早期的进步主义者会带着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做是本土卡特尔和资本家工团主义不断打进的楔子。 正如柯立芝总统在全盛时期所说过的那样，美国的商业确实是商业。但现如今，奢侈和娱乐，以及权力所带来的忙乱感（正是这种感觉，为兴旺发达的城区或郊区市民披上生活中本质上的物质主义的外衣），突然之间都被剥夺了。这次最大的经济倒退，让数百万市民猛烈摇晃了一下，使得他们在本指望向上大跨一步的时候，却在黑暗中向下跨出了一大步。 一个习惯于把繁荣视为惯例的民族，发现自己被惊呆了，接下来是怀疑，再接下来是一点点无助，最后是愤恨。愤恨并不能让这样的境况变得更轻松一些：对手是无形的，不像国内或国外的坏蛋，还有点脸面，不管是嘲笑、选票，还是子弹，都无损于它的毫毛。(6。柯立芝总统) 但是，这个坏蛋的真实性却是不容怀疑的。它那看不见的身高，可以用收入和就业这两把尺子来衡量。收入的损失最早被置于聚光灯下。自烧其翅的飞蛾寥寥无几，那么是谁烧的呢？早在1930年春，当联邦基督教协进会把4月27日定为"失业礼拜日"的时候，这场危机就显示出了它的宽度和深度。人们很快就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业，迫使国民经济进入下降通道。 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不过规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业者的小规模示威。 全国人民越来越恼火，传说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胡佛在比利时办救济事业发了大财；有人说连狗都本能地讨厌胡佛；还有人说他是1932年3月把查尔斯o林白的儿子绑架并加以杀害的主谋。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棚户叫做"胡佛村"；"失业的"手里提着的装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乡下的贫民把破汽车前部锯掉，套上瘦骨如柴的骡子，叫做"胡佛车"；在公园长凳上躺着过夜的人用旧报纸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过来，一个钱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饥饿的农民抓来吃，叫做"胡佛猪"。 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则不那么有新闻价值。农民们只知道停战繁荣爆发之后的萧条，即使他们的境况在持续恶化，他们有长期的条件作用所带来的悲观的满足。 然而，更小的工业城镇却不愿意承认艰难时期的事实，在很多市民看来，所谓的艰难时期，要么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要么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他们庆幸自己的基础更牢固。尽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的1/4的工厂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他们依然靠装点门面的信条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