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解悬之势”等不起 在一个俄国人眼中，中国立宪居然需要50年的准备期，这令大清宪政考察团团长戴鸿慈相当郁闷。 1906年5月24日（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二），一个晴朗的下午，戴鸿慈与考察团另一团长端方，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拜会了57岁的俄国前首相维特。 这位俄国著名政治家，刚刚从首相的位置上退下来——确切地说，是被赶下来的。无论是沙皇还是要求更激进政改的左翼，对他都十分不满，尽管在他半年左右的任期内，推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缓解了火药桶般的局势。 或许正是苦于俄罗斯的政治大跃进，当大清国宪政考察团前去咨询讨教时，维特强调得最多的，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准备，以中国的情况，要用50年来准备。 戴鸿慈（右）和端方 根据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记载，维特告诉他们：“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 维特认为，搞立宪政改，“欲速不能，过迟不可。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将出于要求，则有暴动之举。”这也正是他的切肤之痛。俄罗斯的立宪政改，与中国一样，也是受到日俄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后，才开始推行。但推出后，却因为步伐与节奏无法达成共识，政改本身成为撕裂俄罗斯的重要原因。 对于维特的讲解，戴鸿慈赞赏道：“语多罕譬，颇切事情。”但是，他却难以接受50年的立宪准备期。他告诉维特：“中国今日之事方如解悬，大势所趋，岂暇雍容作河清之俟？准备之功，万不能少，然不必期之五十年之后。” 戴鸿慈认为，要加快立宪的进程，必须“知行并进”，从提升国民素质开始。对于立宪期限，戴鸿慈与端方的共同意见，倾向于15年。 据《时报》《新民丛报》等多家媒体在当年8月份的报道，考察之后回到上海的戴鸿慈与端方，给各省督抚发去了一份电报，征询他们对立宪期限的看法。报纸上都刊登了这份《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 “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故诸政可因时制宜，惟宪法则一成不变，是以上下相维，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摇也。然亦有改革之初秩序不明、基础未善，致形式相似而效果大殊者。观于日本立宪出于朝廷之远见，俄罗斯之立宪由于人民之要求，一得一失可为前鉴。” 日本的立宪是主动的，俄国的立宪是被动，俄国不仅在战场上被日本战胜，而且也正在承受国内的政局大动荡，如此的对比，对大清国来说的确堪称触目惊心。 电文继续说，政改之事，既不可操之过急反而欲速则不达，又不能保守滞后而失去人心，之间的分寸如何拿捏，的确需要有巨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资源。 因此，他们提出：“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划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民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我公公忠体国，虑远谋深，必能观古今中外之通，为宗社人民之一计，祈指示遵旨，俾有遵循。” 督抚们对此反应不一。 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立宪事必不可缓，以十年为期，甚乐赞成”，比端、戴二人的15年期限更为激进。反对者中，据报道有绥远将军贻蔼、云贵总督丁振铎。丁振铎倒并非反对立宪，而是认为“此次考察各国之政治，概无我国可以仿行者”。两江总督周馥提出，如今要做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全注力于此，使他事窘废，似亦非算”；盛京将军赵尔巽则赞同15年的期限。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回电中干脆表态不愿意参与这种“串联”：“立宪一事，关系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时，敝人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以备采择，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祈鉴谅”。陕甘总督升允也附和说：“候旨垂询，再陈管见。” 定国是 安大计 俄国前首相维特 最能准确反映端方、戴鸿慈对立宪期限的看法的，当属他们回国后给中央递交的报告。这份题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收录在端方的《端敏忠公奏稿》中，虽然有诸多证据证明这其实是梁启超代笔，但也的确反映了端、戴二人的真实思想。 这篇洋洋万字的奏折，其实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中国非立宪不可”，二、“速立宪又不可”。在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中国非立宪不可”之后，这篇奏折笔锋一转：
“虽然，中国为救亡计，即于今日采用立宪政体，实行宪法可乎？臣等又考列国宪政制度所以能实施之故，而窃以为中国此时尚未可也。何也？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故谓此时即行立宪者，臣等实确见其不可，而未敢主张此有虚名，而无实益之政策也。” 客观地看，这的确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宪政本身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是一套精密的“技术活”，只是为了虚名而推行，未得其利，先蒙其害。 奏折随后还详细地分析了日本的立宪路线图： “查日本开设国会，实行宪制，在于明治二十三年；而预定开设国会之期，则在明治十四年……此其所以能从容变专制为立宪，无丝毫之流弊，大之利益。故开议会后仅五年，而其国力己足胜我也。今日中国之情势，本当时无异。而有莫实与日。” 因此，奏折建议中央应立即“宣示”立宪的决心及时间表，“以定国是”，“约于十五年至二十年，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为什么要设定15~20年的期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