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百岁老人科斯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好，上帝身畔又多了一位圣徒。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被认定为产权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鼻祖。他1910年12月2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市郊——即使日后移居多年，很多朋友仍旧评价科斯具有英国绅士做派。少年科斯患有腿疾，腿上甚至需要绑上支架行走。因此，科斯早年不得不就读残疾学校，在那所学校还学过编篮子的课程，甚至晚了一年才能参加中学考试，还是在父母争取之下才获得考试机会，之后学习才开始步入正轨。 家庭是第一位老师。长远来看，所谓常识，其实不过是家庭尤其是母亲传授的知识。日后演讲中，科斯多次引用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一句名言，“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 演化的幸运 对抗黑板经济学 科斯自己认为选择商学，算得上在不了解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 国内很多人甚至包括学者，喜欢或者轻视科斯，都过分将注意力放在用不用数学之上。 正如经济体系，人生也往往不可设计，但是日后来看，却并非没有规律可寻，其中一些看似散漫无关的点往往可以连成线，成为演化的路径。 科斯成为经济学者，亦是如此，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本来也有不小的概率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律师甚至二流数学家，“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科斯最初选择大学志愿时，本来计划选修自己表现较好的两门：历史和化学。因为残疾，科斯入学较晚，没有拉丁文基础，无法学习历史，而数学不好，又使得他无法学习自然科学，这自然也包括化学。无奈之下，18岁的科斯只好选择商科，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选修产业组。 这看似阴差阳错，却自有上天眷顾。他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遇到了对他影响颇大的经济学家阿诺德·普兰特，而这是普兰特第一年从南非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当年的科斯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信仰社会主义，普兰特的观点对于他来说“堪称为新奇”，他也开始学习理解竞争以及价格机制。普兰特不仅帮助他认识了“看不见的手”，也帮助科斯争取到去美国游学的机会。 科斯原本计划在美国期间研修产业的垂直和水平整合，他也游历访问不少大学与探访企业，按照张五常的说法，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听了奈特的课程，若有所悟，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企业理论奠定了基础。等到科斯游学归来，适逢丹迪有经济与商业学校成立，科斯成为该校讲师，他回忆“要不是该校在1931年成立，我真不晓得自己要作些什么。结果各项发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就班地演化成为经济学者。” 科斯自己认为选择商学，算得上在不了解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结果却如有神助。他不仅得遇良师普兰特，又有奖学金际遇，刚好能够找到份经济学者工作，实属“幸运”。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没有系统学习经济学，但是通过普兰特以及很多同学的讨论，则建立很多认知，他甚至认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科斯论文不多，在《企业的本质》发表几十年后，科斯发表一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开始引发关注，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甚至将科斯思想概括 为“科斯定理”。科斯定理版本很多，其最通俗版本就是：只要产权明确，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无论如何的契约安排，最终结果都是产值最大化。不过，很多解释也很难令科斯满意，以至于他曾说大多数批评是不重要和有缺陷的，甚至赞同也往往是误解。 科斯的洞察力，不仅使得他在80岁高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使得每个试图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人，都受惠于他。伴随着经济学在数理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科斯式的努力更加弥足珍贵，他的存在，使得人们时刻反思常识，经济学到底离开真实有多远？ 在科斯看来，经济学已经走向想象的真实，“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现实世界中出现的问题时，就创造一个他们能够把握的假想世界。”这是科斯从上世纪30年代就拒绝的思考模式，但却在今天通过各种模型和数理工具大行其道，甚至在别的社会学科攻城略地，经济学帝国主义如日中天。对此，科斯对于这样的形式主义始终抱以怀疑，科斯认为最重要的缺失在于真实，他曾列举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比喻，“让我们想一下一个经济学家要研究马，他会怎么做？他会开始研究，并思考如果我是马我会怎么做？然后他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就能得出结论。” 这种研究模式如今愈发流行，科斯认为缺乏真实、不合常规是其最大问题。科斯被尊为制度经济学鼻祖，他认为现代制度经济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但是他有所保留，“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作这样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我看来，这个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入歧途。我已经说过，在当代制度经济学中，我们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同样，让我们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对诸如‘如果能够省力地获得某种东西，那么对这种东西的需求将会增大’或者‘如果价格提高了，那么供给就会增加’这样的命题提出质疑。但是，追求的是什么东西的最大化？我的一些同事引用巴特曼的一句话，说疯人实际上也在进行计算。这句话是对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仅此而已。我认为我们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疯人也是有理智的。” 近些年的评论，国内很多人甚至包括学者，重视或者轻视科斯，都过分将注意力放在用不用数学之上。事实上，即使自认为“以散文形式写论文”的经济学家，科斯的要点也非常清晰。他曾经说过，他的一些言论有时被理解为对经济学理论数学化含有敌意，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甚至认为一旦发现影响经济体系绩效的真实因素，对因素间的复杂相互关系的研究就必定需要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就像自然科学一样，他希望这个时代快点到来。
伴随着新古典范式逐渐流行，在抽象的前提下解释想象中的均衡，科斯曾经斥之为“黑板经济学”。不过，科斯也不认为存在“科斯经济学”之说，而认为更应该称之为“正确的经济学”。所谓正确，还是回到开篇所谓的“真实与客观”。 作为科斯在中文世界甚至是英文世界最重要的知音，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说科斯，“读很多书，翻阅文件无数，但正规的经济学论著他背得出来的只有3本。”这3本便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弗兰克·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 的《政治经济的普通常识》。 很多人都以为张五常是科斯学生，张五常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误解”，并列举了好几条理由，“他的文章论事与分析的风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经济学上的兴趣与我如出一辙；我的《佃农理论》常被视为‘科斯定律’的实例；我几乎每一篇学术文章都提到科斯，而科斯则多次对人说我是唯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 张五常眼中的科斯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一篇文章中，张五常表示科斯是他认识的学者中最顽固的人，“我可以说服他逻辑上有错，或这里那里要说得清楚一点，但他的思想路向是不能移动的。他没有兴趣的话题，对他说是白费心思。他坚持经济研究要知道真实世界发生着什么事，反对黑板经济学，而选上了一个题材，不走到尽头他不会罢休。” 正是这样的执著，使得科斯的研究始终对于真实世界抱有敏锐的直觉，同时他本人始终拒绝接受黑板经济学的简化逻辑，也使得他的研究几乎改写了经济学的惯有思维。 企业的意义 1932年夏天，科斯未满22岁，却已经写出了《企业的本质》，虽然当年没有引起重视，这却被视为他最重要的发现。 科斯的商科专业，无形中为他提供了微观层面理解经济的背景之一，而美国的游学经历则使得科斯对于企业理论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见地。 上个世纪30年代是一个极端传奇的年代，1929年资本主义危机席卷欧美，而苏联梦却似乎展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全新镜像，意识形态和知识观念都在历史的变革中对峙交锋，也为观察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1931年，日后大受关注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哈耶克来到伦敦，在科斯的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行了4场“价格与生产”的演讲，这场演讲大获成功，也为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谋得教职。至于当年还是学生的科斯，日后也多次提及这次经历，他说“听了这些演讲，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有萧条”。 但科斯日后仍旧记得，自己当时存在一连串疑惑：价格机制是否就已经足够了呢？如果是，那么企业这样明显的带有计划色彩的团体为何存在呢？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国家的产业计划存在什么不同？价格机制和企业管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假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科斯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等到他次年回到英国开始上课的时候，科斯已经找到了答案，写出了《企业的本质》。 提出好问题是有好答案的开始，那么答案是什么？价格机制虽然有效，但是并非没有交易成本，也正因此，企业有了存在必要，企业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发现为什么重要呢？在过去，经济学家总说正常的经济体系自行运转，似乎经济交换活动存在于在真空状态，没有任何阻力与摩擦力，也就是没有交易成本这回事。 这一说法口口相传，经济学家也不去追问真实状况如何，却对于企业这一无所不在的微观组成形式视而不见。科斯如同《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诚实的小孩，他不仅观察到皇帝没有穿新衣，也就是真实世界存在企业这一制度设计，而且思考到皇帝为什么不穿新衣，答案是正是交易成本的存在。 1932年夏天，科斯未满22岁，却已经写出了《企业的本质》，虽然当年没有引起重视，这却被视为他最重要的发现。那一年，科斯还结婚了，他的妻子一直伴随着他，直到去年去世。按照科斯自己的话说，“当年我只有21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科斯被某些人称为亚当·斯密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但科斯对于亚当·斯密的思考却令人佩服。 科斯去世之后，中国经济学界与公众反应之热切，几乎鲜有别的经济学家可以匹及，从前些年科斯百年探讨会的受关注度也可见一斑。 回头来看，科斯对于中国有感情，据说从小他就对马可波罗游记中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异，一直念念不忘，他对于中国的关注更多应该是源自对于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人道主义关怀。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不仅是真实世界的重要变化，也是经济理论需要予以关注甚至回应的现实。 据说任何关于中国取得的进步消息都令他满意，他晚年还和中国助手出版了一本《变革中国》，甚至原定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来访中国，很多人也将科斯视为影响中国最大的经济学家。尽管如此，科斯的研究领域并不是中国，甚至很难断言他的经济理论过去就直接在中国得到运用，但是他的理论的普适性不仅可以用于解释中国当前的成就，或许也更可以为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这才是科斯所希望的真实吧。 在一次接受助手王宁的采访中，科斯曾经如此说，“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态度呢？这耐人寻味，不过，同一篇采访中，科斯倒提出了中国人一个不好的特点，那就是顺从权威，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做的，是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进行认真系统的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观点。我的论文，比如《企业的本质》或者《社会成本问题》，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我的以及别人的论著所能做的，至多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 科斯被某些人称为亚当·斯密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但科斯对于亚当·斯密的思考却令人佩服。他重读《国富论》，并且反问过去两百年，大家都做了什么：尽管分析越来越复杂，却对真实经济体系缺乏洞见，很多方法还不如亚当·斯密，原因是什么？科斯认为部分答案是“我们没有读过《国富论》吧”。 又有多少人读过读懂科斯了呢？对比科斯去世之后国内的熙熙攘攘，或许，理解科斯，更应该从拒绝对于科斯的简化与神化开始，从重读科斯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