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和环境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专家潘家华 如何建立中国的宜居城市？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和环境的安全如何协调？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未来的峰值在何处？如何成为国家战略的生态文明抓手？中国社科院城市和环境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专家潘家华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一再强调，建设低碳城市必须要跳出低碳本身，低碳城市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是思维问题、规划问题。中国要尽快尽早达到碳排放的峰值，之后将是缓慢下降的过程，但这需要国际国内各方综合协作，对中国是挑战更是机遇。 《中国经营报》：中国现在提倡生态文明，你认为建设低碳宜居城市的关键点在哪里？
潘家华：首先城市体系的建立规划，合理的空间格局和数量结构对低碳宜居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的城镇体系是不理性的、不合理的，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高碳的。 比如现在超大特大城市的过度膨胀，交通的成本和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只能是高碳的。如果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扩大城镇化的规模，西部本来就缺水，城镇化的扩大更会使水资源的利用紧张，因此，这种格局本身就造成了一种锁定效应，导致了高碳的后果，并且是难以逆转的。这需要政府在区域发展的管理规划中必须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日本早些年就曾经有过资源分散化计划，以降低能源的消耗，这都是值得借鉴的，因此，低碳城市必须要跳出低碳本身，低碳城市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是思维问题、规划问题。 《中国经营报》：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国际国内很多人都在关心中国碳排放的峰值将在何时达到，对此你的测算是什么？ 潘家华：40年以前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只占世界的不到6%，20年以前也只有世界的10%，现在已经接近30%。从人均碳排放水平来看，40年前中国是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20年前是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现在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30%，呈现出非线性的指数增长，这样的增长有没有一个峰值？ 当然，国际上和国内的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的气候峰会上，很多国家也要求中国明确表示什么时候是峰值？我们现在有几个参照点可以观察中国的碳排放峰值，其中一个参照点是美国的指标，中国现在的人均碳排放大概是7吨左右，欧盟日本大概是10吨，美国是18吨。但美国在过去的10年中，能源消耗总量没有增长甚至还略有下降，德国在过去的10年中能源消费的绝对量下降10%，中国和印度则属于飙升的时期，这是由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沿海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地区，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中国工业总量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领域的碳排放已经到峰值了。但工业的碳排放达到峰值后，伴随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引发的碳排放将是一个缓慢的持久的上升阶段。 目前，发达国家工业的碳排放占总量基本上都是30%不到，其他生活类的碳排放要占到40%，而现在中国工业的碳排放占75%，基础生活的碳排放占13%，交通占12%，以后的趋势是工业的碳排放会下降，建筑用能、交通用能等等会缓慢并且大规模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碳排放的峰值到底在哪里还不能确定，可能的情况是从快速增长到平稳增长大概在2020年前后，但平稳增长还会持续多少时间依然难以确定。 但是不论进展如何，从中国的能源安全来看，还是需要中国的能源消耗尽快达到峰值。能源使用结构的转型不仅是必然，甚至处于加速的过程中，碳排放的峰值是越早越好，我的估计是2025年前后会达到峰值，能源消费肯定会继续增长，但应该是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消费的增长，这取决于几个方面，第一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对中国技术的合作和援助；第二是消费模式的转变；第三是政策选择，除此之外还有技术的进步等等，是一个各方面综合的结果。当前，中国政府遏制碳排放快速增加的决心非常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无比艰巨，所以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对节能减排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经营报》：有舆论认为，中国未来会更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的步伐，这可能导致中国的能源消耗更多，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潘家华：有人说城镇化是增加能耗的，但实际上城镇化带来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可以降低能耗的。测算显示，在同等生活水平下，农村居民的能耗水平要高于城市居民，当前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高，所以能耗也高，短期内城镇化可能带来能耗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城镇化是降低能耗的，是低碳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市民化进程，存在各种有利因素，蕴含着巨大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速率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和工业化。这就意味着，我国新一轮城镇化，将会进一步消化已经转换用途的土地来实现有限的数量扩张，加大力度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品质。例如，低碳城镇化意味着低碳发展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提升发展质量。低碳、零碳的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生产、营销、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有着巨大的市场供求空间。陆上、近海风机设备的生产、安装和运行维护、光伏发电产能的内需拉动、水电建设和生物质能的商品化利用，不仅可以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市民化进程规模大、时间长，必将带来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增长速度的维持。 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以投资和外需为特征，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扩张提供了动力源泉。而新一轮城镇化的市民化进程，将产生持续的投资和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它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不仅仅是原材料需求和世界工厂，更意味着科技创新和消费能力。中国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城镇化的进程，不走发达国家城镇化高能耗、高排放的老路，将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之路探索出有益经验。 《中国经营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应该如何推进?中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阻碍来自哪里？ 潘家华：中国目前还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阶段，过去10年里，大概有1.5亿人口进入城市，这个数字仍在飙升。城市需要更多的住房和资源，更多的就业岗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当前的物质财富积累相对还不够，人民的生活品质还不算很高，技术水平也有待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难度是比较大的。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要彻底地抛弃和否定工业文明，我们现在也做不到彻底否定工业文明，那样的话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也没有办法继续积累。所以当下要用生态文明的理念、价值和方式来对工业文明加以改造和提升。 具体来看，对工业文明中的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加以改造，使其高效益、低消耗、低排放。其次，对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加以提升，以往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是线性的，就按照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将其变成循环的。 《中国经营报》：2012年以后，城市污染的治理成为越来越公众的话题，你认为对企业征收污染税是否有必要？ 潘家华：当然有必要，但这需要一些税收制度的改革和调整。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说，污染税是反对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最有效的手段，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可以减少污染，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税负，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但我认为，污染税征收之后，需要对企业其他的税负予以减免，不然企业将承担更高的税负，从这个意义来说，污染税必须是财政中性的。不可以也没有必要增加企业过多的税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