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应该感谢马云，正是因为他6月3日在“外滩金融峰会”发表的一篇《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的演讲，使得互联网金融这个一度边缘的新生事物迅速成为中国金融界最炙手可热的现象。在这篇演讲中，马云除了霸气的提出“如果银行业不改变，就让我们来改变银行业”的宣言之外，他更重要的论断是：“未来的金融有两大机会，第一个是金融互联网，金融行业走向互联网；第二个是互联网金融，纯粹的外行领导，其实很多行业的创新都是外行进来才引发的。” 事实上，在马云推出自己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余额宝之前，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流金融体系之外的草根模式已经在悄然发展。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使用网上支付的网民规模达到2.44亿，较2012年年底增长10.8%，使用率提升至41.4%。其中，手机在线支付网民规模达到7911万，较2012年增长了43.0%，这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马云的支付宝，作为一种第三方支付业务，已经纳入金融监管体系。除此之外，P2P网络借贷平台数量在中国也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发展至2000余家，比较活跃的就有几百家。 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希勒在其《金融与好的社会》中写道：“金融体系是一项新发明，而塑造这种体系的过程远远没有结束。只有细致入微地引导其发展才能将其成功地引入未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人性化和民主化的改造。” 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引发金融界的震荡和革命，除了互联网利用其特有的技术，包括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信息技术，相对于传统金融，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使得互联网金融成为一种迅速匹配、信息对称，同时成本低廉的金融模式，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不需要经过银行、券商或交易所等中介，弱化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加速金融脱媒。从而在金融层层管制的体系下硬生生野蛮生长出一种完全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全新的第三种金融模式。而这种模式的产生，又与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基本精神暗合，从而使得金融成为一种人人参与、资金的流动高度透明和自由，交易费用极低的开放形式。这种新的金融模式既是对传统金融的巨大挑战，同时也是一场新的金融革命。 对于管制森严、改革滞后的中国金融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显然具有另一个层面的意义：那就是通过互联网金融这种“门口的野蛮人”的介入，打破中国金融的垄断。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现实，使得“金融”在中国成为一种极为昂贵的资源。金融垄断一方面导致垄断暴利，另一方面必然削弱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但就金融业资产占GDP的比重、人均金融资产等指标衡量，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和中国的经济地位完全不匹配。 以银行业的数量为例。中国的GDP是美国的40%，在美国以银行命名的机构有8500多家，而我国称之为银行的机构只有300多家，美国是我们的30多倍。在人均占有金融资产方面，我们和美国、日本等国的距离则更大。1990年，美国和日本人均金融资产分别是中国的106倍和246倍，今天尽管差距大大缩小，但仍然在30倍以上，而在金融外交、金融战略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等方面，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大国，金融小国。
在这种情况下，马云等互联网从业者的强行介入，对于打破中国金融业的垄断和惰性，其意义不言自明。马云说：“中国不缺银行，但是缺乏一个对10年以后经济成长承担责任的金融机构。” 我们看到，在马云高调杀入金融业后，中国的银行业主动加快了自身改革的步伐。包括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在互联网金融方面都推出了一些自己的产品和举措，并且将互联网金融视为未来发展的大战略。而腾讯的微信、新浪的微博、马云的阿里巴巴等庞大的用户数据，更是给互联网企业杀入传统的金融业十足的底气。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招商银行的马蔚华，还是平安的马明哲都认为，传统银行最大的敌人不是其他银行，而是阿里巴巴、腾讯等网络企业。“二马”所言，绝非对马云的捧杀，而是的确看到了未来金融业的最终归宿，就是在移动互联网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完成从传统金融到互联网金融的彻底嬗变，传统银行如果不主动加入互联网金融的浪潮，肯定会成为灭绝的恐龙。 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 从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现状看，无论是余额宝，还是正在蓄势待发的互联网金融产品，都还不足以对中国的传统金融造成毁灭性的颠覆，但其真正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并重新定义了互联网时代的金融。这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