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纸币经济为何造成天下大乱：出轨的纸币》
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标准有如下三个。 人口密度指标 人口密度指标，主要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广义生产力总是一定人口的生产力，一个城市养活了多少人，占本地区（城市及周围的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是多少，最能反映当地的城市化水平。 人均产值指标 一个城市养活了多少人，每个人创造了多少价值，占用了多少资料，能够很好地反映这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经济集聚度、城市辐射能力、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情况。 人均资源指标 人均资源指标，主要指城市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水资源、人均能源消耗等生活指标。其中，人均居住占地、人均水资源等都少于农村，人均能源消耗却高于农村。 研究上述三个指标，我们会发现，与农村相比，城市的人口密度大、人均产值高、人均资源消耗少、人均能源消耗多。其中，人口密度大是最显著的特点。可见，城市是实业与资源的自成系统。但实业与资源要真正通过城市化自成系统，必须遵循两大原则：①"实业与资源协调发展；②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大城市成了一个坏东西 近代以来，也就是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发展迅速。迄今300年间，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有作为的领导人都曾思考和实施过自己的城市化战略，许多先行国家都经过了大量的试验，留给后发国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从完成城市化的历史顺序来看，英国早在100年前就最早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欧洲其他国家大概是在80年前，美国是在50年前完成此过程的。从欧洲到北美，从实业与资源协调和城市与乡村协调的角度来看，先行各国城市化发展大概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乡相互封闭阶段。古代社会，城市住着统治者，农村是被统治者，这是农业社会城市的主要特征。工业革命初期的城市化也是这样一种状态，英国圈地运动初期，城乡就是相互封闭甚至对立的。 第二阶段：大城市优先发展阶段。在英国，随着工业革命深入发展，工业生产和财富及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那时的英国人认为，英国要首先发展大城市，只有大城市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才能统一国内经济，才能生产出廉价的产品以占领世界市场。于是，英国开创了城市化约等于大城市化的道路，这一道路一直影响至今。大城市确实符合工业化时代的需求，是成为工业国家的主要标志。但"大城市病"随之产生，交通、污染、人口、管理、成本高等问题摆在了英国人面前，也摆在了后继者面前。 第三阶段："去大城市化"阶段。目前，日本、欧盟等正"去大城市化"，呈现逆大城市化现象，每年都有不少老年人，甚至一些年轻人回归乡村生活。最典型的是美国。早在1890年时，美国的城市人口密度就达到每平方英里8000人，100年后的1990年，每平方英里不足4000人，现在还在持续地下降。整个20世纪，都是美国"去大城市化"的世纪。这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大事实。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我们的城市化也迅速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城市化处在城乡相互封闭阶段。1978年后，中国的城市化处在大城市优先发展阶段。结果，中国出现了一批世界级大城市。1997年，中国开始在部分小城镇试点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小城镇确定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三阶段的起步阶段。 然而，近1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城市化实际上依然处在大城市化阶段。目前，北京、上海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已经超过1万人，"大城市病"很严重。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通病，目前在非洲、拉美地区，一些国家80%的人口都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里，形成了大片的贫民窟，这是失败的城市化。与其相比，中国城市化道路科学得多。但是，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又落后得多。 不能否认，引领中国经济大发展30年的"大城市"现在在综合考量上却成了一个坏东西，交通超级拥堵，空气严重污染，不再宜居。不宜居也就不宜一切人类活动，因为人类的活动是以居住地为圆心的。大城市的巨大规模抬高实业成本，浪费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助长金融炒作，还是腐败的最大根源之一，在整体上已经弊大于利。 大城市还带来严重的资源风险。例如，我国是以全世界7%的淡水资源支撑占全球总人口21%的中国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而且水资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平均，58%的水资源分布在其人口仅占全国人口1/3的西南部。但是，中国的大城市集中在东部。以北京为例，近几年的饮水问题已很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