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工业振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裂变核心”
●本报记者 刘晓午 北京报道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60年中，工业成长和工业化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回顾和总结60年中国工业变革振兴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就是重温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核心逻辑。
金秋时节，就中国工业发展路径和模式，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工业化之路等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所长。 金碚所长刚刚组织领导完成《2009中国工业发展报告》一书，该书全面、权威地对我国工业发展60年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制度变迁过程，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社会震动就实现了决定性的跨越，确实是一个奇迹。”
工业推动中国经济60年发展《中国经营报》：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你如何评价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历程？
金碚：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30年，通常被称为“计划经济时期”。其实，准确地说，应称为“追求计划经济理想而不得实现并屡受挫折的时期”。 从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引进156个大型建设项目，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最初的基础，中国工业经济体系的雏形初现。不过，之后的“大跃进”，特别是“文革”，中国远离了工业化的正常轨迹，违背了工业化必须遵循的客观经济规律，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1978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是中国变革道路上的历史分水岭。那时，突破旧体制的遭遇战首先在农村开始。农村改革短短几年就取得明显成效，给工业改革以极大的启示和刺激：必须突破计划经济羁绊，成为工业改革最初的意识起点。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改革（企业改革）成为中心。从这一年开始，以工业领域为突破口和主攻点，计划经济的清规戒律一个个被打破。尽管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大多具有计划和市场“双轨制”的特征，并因此而产生了许多矛盾和混乱现象，但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机体中顽强地生长出了市场经济的因子。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工业实践的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所推动着的历史变革。工业孕育了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因素。为了征服低效率，必须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即使在一段时期内，观念上对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既有怀疑，又不忍放弃；在变革的行动上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甚至也有犹豫和反复。但是，改革的大方向却是正确的，它体现了工业革命对于体制变革的推动，其趋势和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 “发展是硬道理”、“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等充分体现了工业革命内在要求的变革因素不断聚集，并形成对于经济体制变革的强大驱动力时，一个彻底变革的新时代就到来了。 1992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方向终于彻底明朗的划时代年份。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在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内曲身变通，那么，在此之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必须走市场经济的变革道路，就成为一个全民共识。 2001年是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元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全面接受经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及国际投资原则，并全方位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制度变迁过程，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社会震动就实现了决定性的跨越，确实是一个奇迹。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工业保持了稳定而快速的增长，而且工业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承担了改革所必须付出的很大代价。与其他所有部门相比，工业成为改革和开放最前沿、最大胆、最彻底的领域，因而工业自身也成长为中国经济各部门中国际竞争力最强的部门。 《中国经营报》：那么后30年与前30年的工业发展有什么差别？ 金碚：新中国建立60年，如果说在思想上是不断追求解放，其中，前30年是以某种意识形态原则为标准的思想解放历程，后30年是以实践为唯一检验标准的思想解放历程；那么，在行动上，60年来就是在体制、战略和政策上的不断寻求变革道路的历史。 其中，前30年是试图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理想主义变革道路，以不断的革命运动为特征；后30年则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主义变革道路，以“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为特征。而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工业都是变革行动最前沿的经济领域。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逻辑是没有现实可行性的，而市场经济的逻辑所焕发出来的个体积极性和追求财富的动力机制是极其强大的。允许和鼓励微观主体更主动和自由地追求个体财富，确实能够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导致社会财富的大量涌现。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30年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源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而这一思想解放所具有的真理性又得到经济发展实践特别是30年来工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检验。这是中国60年思想解放历程中的后30年与前30年的根本区别。即前30年的思想解放是以某种意识形态原则为检验标准的，尽管也包含一定的合理性，但往往严重脱离现实；而后30年的思想解放是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尽管也须不断摸索和纠错，但总是充满生命力和不断进取的活力。“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2009年，尽管经历着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却可以成为中国进入世界主导国家之列的标志性年份。”
工业是改革开放最先进、最彻底的领域《中国经营报》：工业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
金碚：首先，工业发展机制的变革，使工业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强大的经济引擎。中国这30年的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化差不多走过了先行工业化国家200~300年的历史，中国经济因此经历了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其次，工业化迅速推进奠定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工业竞争力仍然主要依赖基于低价格要素的比较优势，而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竞争优势仍然明显不足。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国工业的长足发展历史性地改观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状况，甚至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撼和受到严重的竞争压力。第三，工业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在现阶段，几乎任何重大经济和民生发展规划在经济上的实际作为，都必然体现为需要加快工业发展，特别是扩大工业投资；或者必然体现为企望发达工业的支撑，例如，发展高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都必须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更重要的是，工业精神（效率原则）、工业管理（企业化管理）、工业改革（自主责任）、工业竞争（反垄断性）的成效，为其他行业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强的刺激和借鉴；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大多汲取了工业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重要经验。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工业振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裂变核心”。
最后，工业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短短30年的工业成就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国家形象，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谈判地位、话语权和影响力，使中国获得了近代以来从未受到过的国际尊重。依此为基础，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2009年，尽管经历着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却可以成为中国进入世界主导国家之列的标志性年份。 《中国经营报》：通过60年的工业发展，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金碚：历经60年艰难曲折的变革实践，凡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变革实践，工业几乎都走在各领域的前列。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工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先进、最彻底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工业是在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的条件下一马当先，甚至是“单兵突进”式地进行着变革创新。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生过或者仍然存在着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产生于工业同一条公路上高速行驶的“工业快车”与其他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慢车”之间难免发生的碰撞。 工业变革的历史推动力是极其强大的，工业变革的社会意义是极其深刻的。工业变革强制性地要求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相互促进；工业变革的启动，必然拉开所有领域变革的闸门，整个国家变革的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现实表现。 60年的中国工业化，使数亿中国人开始能够越来越多地享受工业文明的福利，但中国13亿人口中还有更大一部分人仍在期待着工业文明的到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工业化不仅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且也是最大的民生事业。工业发展的民生意义更高于强国意义，将成为中国工业化新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巨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和长远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高度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
中国工业化远未结束《中国经营报》：经过60年的工业化后，目前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否基本上已完成？
金碚：中国还远未走完工业化道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是：在总体上循着世界工业化的路径持续推进。中国工业化不可能逾越世界工业化过程所须经历的各主要发展阶段，也难以另辟蹊径实行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工业技术路线，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是世界工业化的技术模仿、扩散、延伸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世界工业化版图巨大变迁的过程。目前，尽管从经济产出的构成看，中国的工业已经占有很高的比重，似乎已经到达工业国的标准，但是，从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看，农业仍然占很高比重，农业劳动向非农产业主要是工业转移的过程还远未完成。 选择可行的路径，经历必由的过程，对于确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的现实国情根本不具备逾越工业化必经阶段的可能性。如果说，近30年来中国所实行的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的正确认识，那么，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能否实行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就取决于是否能够正确认识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现实国情。正如不能逾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不能逾越工业化未尽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营报》：中国工业化的路径和模式与西方国家工业化有什么不同？是否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普遍运用？ 金碚：这需从前后两个30年的工业发展来说。从前30年的工业发展来看，中国工业化与西方工业化有着较大的不同，前30年中国主要通过计划经济来推进工业化，国家直接参与生产和经营，以指令性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以市场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不过，对中国前30年的工业化道路也不能全盘否定，其中也有合理的因素，特别是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这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相对而言，后一个30年的工业化更有借鉴意义。第一，后30年的中国工业化，更多地尊重了世界共同的工业化客观经济规律，并且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工业化最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后30年的中国工业化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跟西方工业化的路径和模式接轨。中国发挥了后发优势，大规模地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资金。 第二，后30年，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也没有照搬西方工业化的模式和路径，而是摸索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路径。一般转轨经济国家的体制转轨过程是很痛苦的，往往伴随失业上升、收入下降和社会动荡等。但中国处理好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原因在于中国在稳定农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工业，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推进改革和开放，找到了社会代价比较小的一条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路子。 中国工业化模式和路径有普遍合理的因素，也有其特殊性，所以，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完全照搬中国的模式也不行。关键是要在尊重世界共同的工业化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从具体的国情出发，寻找各国工业化的具体道路，其实，这本身也是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即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在中国就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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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的工业现代化观点
——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工业都是变革行动最前沿的经济领域。
——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中心内容，就是实现工业化。
——工业成为改革和开放最前沿、最大胆、最彻底的领域，因而工业自身也成长为中国经济各部门中国际竞争力最强的部门。
——工业变革强制性地要求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相互促进；工业变革的启动，必然拉开所有领域变革的闸门，整个国家变革的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中国工业化不可能逾越世界工业化过程所须经历的各主要发展阶段。
——工业发展的民生意义更高于强国意义，将成为中国工业化新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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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二次现代化尚远
●本报记者 徐瑾 上海报道
梳理中国现代化的历次征途，从洋务运动到共和之路，再到新中国建立60年的现代化功过，更待后人评说。在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看来，1949之后，前30年与后30年更需分别对待，现代化之路未尽，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就很难谈及二次现代化或者现代性。
“二次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一次现代化完成基础上，当前来推有一定难度。”
进入现代化攻坚期《中国经营报》：你谈到新中国成立后30年现代化进程缓慢，从上世纪50年代到1978年，中国总体上只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仅仅是从21%上升到30%，处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上。回顾历史，造成这样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第一次现代化量化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性指标，比如人均GDP，反映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次是经济结构性指标，比如非农产业化率；三是社会结构性指标；四是社会发展水平指标，比如大学普及率，社会保障综合覆盖率，成人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医疗服务。这表明了一个国家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治安状况、人民生活幸福等方面的社会进步程度。 总结来看，新中国建立后30年现代化进程只推进了9%，我觉得我们过去没有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也没有正确尊重某些规律，比如工业发展就有自身规律；第三是一味的模仿苏联，但是很多方式并不合适等等。 《中国经营报》：那么，从1978年到2008年，伴随改革，可以说现代化主要就是后30年完成。后30年现代化快速推进是否意味着对前面30年的校正？ 周天勇：是的，2008年中国总体上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68.5%，如果按照1%~33%、34%~66%、67%~100%将现代化分为前、中、后期，中国刚刚进入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后期阶段。除了校正过去30年的教训，后30年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重视技术、知识进步，也赶上了知识经济的快车，这也与海外从传统工业化为主的第一次现代化转向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大背景有关，第一次现代化典型特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第二次现代化典型特征是知识化和信息化。 《中国经营报》：改革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缺失也不少。最近几年财经界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也一直存在，比如许小年、秦晓就曾经强调不能以现代化代替现代性。对于现代化的复杂性，你是怎么看的？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 周天勇：从衡量现代化的因素来看，首先经济快速增长是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当前中国GDP规模约占世界GDP总量的6%，但是人均收入对比就低了。 总结来看，我们第一次现代化的任务量很大，如果抛开这些去谈其他就有些片面。二次现代化对于我们科技上的赶超相当重要，民主、法治、道德、诚信等因素很重要，但是必须建立在一次现代化完成基础上，当前来推有一定难度。“中国没有公屋这样的设施，所以当前最大问题就是居住成本太高了。”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居住成本高《中国经营报》：谈到城市化，现在有观点认为城市化的速度在放慢，土地是个症结，有人提倡土地私有化，有人号召放开户籍制度，你觉得中国城市化的出路在哪里？
周天勇：抛开意识形态问题，土地私有化没有可操作性，阻力太大；户籍制度我觉得也没那么重要，现在很多农民工在大城市也能够有暂住证，同时很多大学生在大城市也没有户口，对于他们来说，迁移成本中最重要的是居住成本问题，中国没有公屋这样的设施，所以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居住成本太高了。 《中国经营报》：现在关于廉租房等呼声也很高，同时政府历次调控房价却继续走高，你对此也保持过关注，那么你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人口太多，政府提供不起，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是改革土地招投标制度、土地财政、加大土地供应量、开征房产税等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降低房价。当前制度就是把房价弄高的制度，政府一拍卖，地价都一万多元每平米，政府也都希望多收点钱；同时，房产税也不开征，导致投机需求居高不下，不改没办法。“必须推进第二次现代化，建立现代性的中国社会。”
避免第一次现代化断腿《中国经营报》：你觉得下一步现代化重点是什么？
周天勇：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今后首先还是要继续一心一意发展经济，进一步提高人均收入；其次要避免第一次现代化断腿，也就是在第一次现代化的后期继续推进未完善的工作，比如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转移、改革教育、健全社会保障网的水平；第三，必须推进第二次现代化，比如知识经济、科技进步、网络信息等；第四，现代化还包括制度文化方面的现代化，民主法治等方面需要推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来建立现代性的中国社会。
全球化：中国课题新坐标
●主持人：本报记者 徐聪 张一君
“回答这么尖锐的问题会让我失业的。”
9月11日，大连达沃斯，针对“如何定义中美关系”的提问，美国新任驻华大使Jon Huntsman（中文名洪博培）谨慎地避让着。 与此不同，日本名城大学教授河田信则直言无忌：“特别是今后将成为引导世界潮流的中国，应该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放在自身利益上，而是放在公共利益上。” 相形之下，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约翰·拉特里奇年龄长，看待事物的心态也更为平和：“中美两国是天然友好的伙伴。我们从合作中受益而且共同成长。”中国应该有追求“公共利益”的使命感
《中国经营报》：6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该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对中国而言，是否存在又好又快的新模式？ 河田信：60年的前半段，中国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但现在，中国已经开足了马力，正不断赶超发达国家。 日本和韩国发展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韩国是财阀系企业的经营战略很奏效。而日本在制造业经营上，不是将人像欧美那样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种，而是以在工厂工作为荣；更多不是为了挣钱，而是通过双手的劳动，通过流汗感受其中的快乐，这种遗传基因很奏效。 这是发生在20世纪的事实，但21世纪的经济发展模型又有了变化。美国自不必说，特别是今后将成为引导世界潮流的中国，应该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放在自身利益上，而是放在公共利益上，中国应该有这种追求“公共利益”的使命感。 目前，地球环境、缩小贫富差距等问题在全球已经备受关注，全人类都在探寻一种保持竞争原动力的新资本主义。在21世纪，以追求利润为经营目的的企业将受到蔑视；而为了社会、为了人类的经营将受到最高的崇敬。对于后者，利润将会随之而来。这将成为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新经营模式，同时也将成为新经济发展模式，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公益资本主义”。 约翰·拉特里奇：过去30年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是世界历史上和平变革以及人类进步的最生动的例子。中国已经在自己的疆域内解决了13亿人民的贫困问题，而且对世界各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给予了帮助。 《中国经营报》：60年中的后半段，中国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没有做得不够、甚至错失的东西？ 河田信：以2500年前的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所留下的宝贵财产，是全世界的财富，中国更应该怀着荣耀之心对这些财产进行复兴。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部关于人类学方面的经世之书。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大老师，而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却似乎正在失去这些宝贵的财富。究其原因，正在中国流行的美国经营学等恐怕难逃其咎。二战后，日本也经历了向美国学习而受挫的过程。鄙人不是国粹主义，在尊敬伟大的美国这一点上也不落人后，但为了21世纪，必须要反省将人分开来（有的是管理者、有的是被管理者）使其竞争的20世纪美国经营学，反省其对人类的质的轻蔑。 洪博培：中国唐朝的文化就盛誉全球。如今中美交流的加深，离不开这一代年轻人对文化的相互了解。目前有很多中国的学生去美国留学，但是来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还不够多。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就像中国学生在美国那样。 此外，我们可以向中国的传统中医学习，而中国也可以引进美国医疗新技术。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共同抵御癌症、向全人类提供更好的医疗环境。可再生能源对中美的交通运输都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已经非常重视这个领域，很多项目已经开始进行。 中美两国都要重视通信技术的发展。通信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决策者们已经从网络听到了更多的声音。稳定的货币政策至关重要
《中国经营报》：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中国60年间摸索的经济发展模式具备独特的比较优势？ 约翰·拉特里奇：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非常成功的。稳定的货币政策和不断改革的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现在发展的重点则由重型制造业向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信息技术、教育以及服务产业转移。此外，中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也已经使得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 当前，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增长把世界从经济倒退的泥淖中拔出。债券和股票市场已经显著回升。亚洲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欧洲和日本。 全球危机的根源来自不明智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及其他中央银行认为，通过控制短期利率他们能够控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其结果是造成了带来初期繁荣的信任危机以及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大萧条。 为了避免未来再次爆发经济危机，中央银行应该转向制定稳定的货币政策。 当前，我们最需要防范的是通货膨胀。仅在过去的一年,美联储已经使银行储备金存量增长到了过去的8倍以上。而美元储备金存量的暴涨会导致未来5年美国的物价比现在翻上几番。如果果真如此，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在未来短时期内，美联储是否能顺利地消化过剩储备金是能否保持全球货币稳定的关键。 河田信：毋庸置疑，中国最独特的地方，在于由计划经济到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变迁轨迹。 拿制造业来说，中国在标准组装型（不需要复杂的人的感觉和调整等将各部分产品结合起来）产品上，以低廉的成本和出色的经营战略已经在竞争能力上凌驾于发达国家之上。例如以海尔等为代表的电子机器产业，能够明显看出这个趋势。 另一方面，在调整磨合型（在将部分产品进行统合时需要感觉和复杂的调整）产品上，较典型的如汽车产品，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尝试导入丰田生产方式，但一直不见大的效果。诸如该种类型的产品，需要在政府支持的基础上与外资进行合资，从研究开发开始，通过包括生产技术、制造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从外方不断摄取技术，从而逐渐增加自己的实力。 当然，调整磨合型方面的技术提高虽然需要花费时间，但在政府指导下进行的电动汽车（EV）的开发，则有可能将这一时间差大大缩短。先求强，自然大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重心是什么？什么会成为撬动中国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的杠杆？ 约翰·拉特里奇：支持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目前，中国小企业还没有固定的运营资本。中国的银行必须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另外，中国应该增加中小企业的非银行资本来源，比如私人股本和风险投资。 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一定会转变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是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机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继续提高，世界其他国家也将继续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合作。然而，这种转变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不断增强的资源控制能力一定会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所以中国利用这段时间，让其他国家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和人民是至关重要的。 我相信，中美两国是天然友好的伙伴。我们从合作中受益而且共同成长。 但是千万不能忽视一个潜在的问题，中国的年aihuau.com轻人对美国及美国的人民了解颇多，而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却知之甚少。所以说，两国政府、非官方组织应该尽一切努力帮助我们的人民增进了解。旅游是增进了解的好办法，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旅游的价格还是太高。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新老媒体，譬如电影电视、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等来解决这个问题。 河田信：中国经济发展的杠杆，应该否定规模经济，“Small is beautiful”（小即美），不是比大，而是要对什么是“强”进行重新定义。 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结合了起来，实际上佛教和道教也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出色的杠杆。总之，“Greedy Capitalism”（欲望资本主义）是不会成为21世纪的杠杆的。中国政府以前公布的“八荣八耻”也是堂堂的杠杆。 实际上，对待“农民工”，不是将他们看成是机器，而是作为人才加以训练、指导，这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应该瞄准的方向，值得为此而努力。 “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同作为人的角度来看，应该每天都追求进化”，这种哲学思想在美国经营学中是欠缺的，而中国经营者如果能将此哲学应用到经营中去，则中国不单在GDP上，在心理层面也必将领导世界。 在追求技术的进步上，是否能发挥集体的力量，而不是靠个人战，这多少要有一些影响。但可以肯定地说，企业如果以做大为目标，则一定做不大。 丰田也好，索尼也罢，其原点都是对制造本身比任何事情都喜欢，“一步一步”、追求做得更好等，而绝对禁止“走捷径”。如果是“兔子和龟”，则当然要选择龟，当每天都强调今天要比昨天至少要进步一点儿时，有朝一日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得很大了。因此，不应以“做大”为目标，而应该将“做强”作为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