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生存进化毁灭天神 生存值得记录,毁灭值得默哀



      为“68式”一代立传,“游民三部曲”导演徐童出版小说《珍宝岛》:

  沿着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往京通高速山海关方向的南岸,有一段铁路桥和大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今北京高西店附近)。曾有一条穷街陋巷扎根在此,拥抱着贫穷的、外乡的、边缘的人们。纪录片导演徐童在2013年新出版的小说《珍宝岛》中提到了这条街。青春期时的他曾在此游荡。

  徐童属于典型的“68式”一代(上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的)。他回忆,“文革”时,来自知识高校、军队大院、农村的孩子们被突如其来的社会大潮抹平了一切阶层属性,倒意外地获得了无人干涉的自由野性。后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上大学,1980年代思想解放,又接受了福柯尼采倡导的异质思想,“做精英还是做真实生活的人?”徐童选择了后者。

  走江湖般的十余年闯荡中,徐童给电视台打过工,开过广告公司,搞过现代艺术,那条街上发生的故事常常跑来找他。2005年,他遭遇了人生选择最为艰难的阶段。不久,他开始扛着摄像机到处游荡,找到了自己该去的地方。他说,他命中注定和那些社会底层人物联在一起。

  底层人物包括算命先生、乞丐、妓女、跑江湖卖艺者……这些寻常的形象记忆,日后成为纪录片“游民三部曲”系列(2009年《麦收》,2010年《算命》,2011年《老唐头》)。徐童说,这些游民的生活有血有肉,而自己也只不过是个有知识的游民。他赞同“纪录片就是一个人陪另一个人,一起过一段生活” 。

  “游民三部曲”拍摄完成后,徐童交出了另一份答卷—小说《珍宝岛》。以珍宝岛事件为隐喻和起点,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搜集的真实素材为基础,写尽“68式”一代亲睹的中国30年悲喜乱象。书中隐隐可见徐童的宏大关怀和针砭时弊之心。

  游离于秩序之外的都算游民

  时代周报:从“游民三部曲”到《珍宝岛》,你一直在关注底层人物命运。

  徐童:是否底层并不重要。我早年对拍摄城乡结合部感兴趣,也不是因为对地理位置和环境感兴趣,我更关注的,是底层人生的复杂性。三部曲的源头也是小说,我对游民的观察是从小说开始的,《珍宝岛》不过是改变了介质和手段,内容和议题还是关于游民。《珍宝岛》里的王金芝和《麦收》里的苗苗,《算命》里的唐小雁,他们的身世和活法像在泥沼挣扎。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底层人的故事都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游民”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进入你视野的?

  徐童:最早是2005年前后,我读到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当代人文科学有三大发现:士文化,游民文化,潜规则—此书即发现了游民文化。这本书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版,2010年又再版,它高屋建瓴地把那个我熟悉的世界概括了。最初版本的研究素材有很多来自《水浒》、《三国》、《三言二拍》。相对于儒家文化的大传统,游民文化则反映了小传统。过去的人是宗法人,活在宗族中。宗法人的个性是萎缩和顺从的。直到宋朝发生了一次人口大爆炸,人们从宗法秩序中脱离,成为脱序人,也就是游民。游民的性格发生改变,为了生存,混迹社会,退守丛林、游民的个性必须张扬,甚至时常诉诸暴力,结成帮派,具有反社会性,如农民运动的揭竿而起。

  时代周报:你说自己的状态也像游民,但实际上你有知识、有设备、有表达,你能清晰地分辨出拍摄状态和真实生活吗?

  徐童:所有游离于秩序之外的人,都算是游民,如游民知识分子。游民并不都是缺衣少食,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官场失意,被贬流落民间。他们有的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起到作用,成为领袖,如晁盖,领导李逵这样的底层人民起义。游民当中有干正常行当的,还有一部分做黑道的、干偏门的。游民不等于江湖,江湖是游民觅食谋生的地方,鱼龙混杂。

  在现代语境里,游民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多,他们的流动性很强。我刚刚完成纪录片《四哥》,四哥就是现代游民的典型代表,冬天在城里混,夏天就回老家。在我融入他们的生活之前,还没拍“游民三部曲”之前,我就已经认同了这套价值体系。无论写作还是拍纪录片,我都是要讲述他们是谁;为他们,同时也是为自己争取话语权。我要记录他们的生活处境、情感方式,并表现他们心灵生活的状态,说出他们的愿望,争取本来该属于他们的权力。艺术创作不是命题作文,不能拿它去论证什么,它是需要你付诸感性和直觉的,你先要一头扎进现实生活里,相信来自身体的感受,相信个体经验对理性的反作用力。

  时代周报:你还说过,“我想成为他们,一辈子都成为不了。”为什么?

  徐童:底层往往没有机会表达自己,好像有一种天然的鸿沟。我想过,如果我是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比如《算命》里的唐小雁—也许可以直接说出他们心里的话,而不是以我的身份替他们代言。我甚至厌恶“代言”这事,那种居于上位、自以为是的感觉我不喜欢。这多少和80年代影响过我的异质思想相关,我一直没把自己归为知识阶层,我更欣赏那些真实生活的底层人物。我还是幸运的,我的这些底层朋友都很能说,都很会表达自己,尤其是他们语言的张力,从苗苗、厉百程到小雁、老唐头,个个都是机关枪,“啪啪啪”,横扫一片。

  时代周报:在 “游民三部曲”系列和《珍宝岛》中,个体命运都充满悲剧意味,你如何看待这漆黑一片的苦难?

  徐童:我敬畏上天,敬畏自然,自然主义生命观和存在主义对我也有影响。虽然有人说这是一本死亡之书,所有的指向都是绝望,但我说它是以死延生,看似绝望,但绝非漆黑一片。非洲每年的动物大迁徙,很多动物会死去,但其他生命得到了延续,整体得以保存。对死者的哀悼,是因为他们为生者而死,所以哀悼里必有忏悔。就像《珍宝岛》的封底上写的:生存值得被记录,毁灭值得被默哀。

  把死亡写尽写透,生命方能延续

  时代周报:为什么独独选择珍宝岛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和隐喻?

  徐童:珍宝岛像一个多棱镜。首先,珍宝岛事件发生的时候,正好是主人公贾国志的第一次亮相。其次,它是一个隐喻,珍宝岛象征书中所有人物如同囚禁在孤岛之上,有虚幻的寄托,也有真实生活中的挣扎、死亡。第三是潜意识,我是个“68式”的人,生在60年代,成长于70时代,成人在80年代。小时候看过珍宝岛的海报,挂在墙上的报栏里,连风吹雨打的痕迹都记得,是一种童年回忆,但不是怀旧,是一种比较残酷的印象。

  时代周报:写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过不去的地方?小说中充满残酷的死亡。

  徐童:主人公贾国志经历一生曲折最后冻死在珍宝岛;两个年轻人历经爱情的挫折终于结合,却在美好初夜的第二天就被电线削掉了脑袋;一生经历政治运动冲击的老夫子,在即将平反之前掉进纸浆炉里被绞死。面对残酷的东西,我可以克制,用写作转移注意力。我干的就是这个事,无法回避。向死而生、以死延生,是一种积极的东西,把死亡写尽写透,才能获得价值,生命才会得到延续。

  时代周报:你在《珍宝岛》中最想传达的是什么?

  徐童: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集中在上个世纪后30年的生活写下来,把关于那个粗陋年代的整体印象写下来。对于个人的生活状态和价值如何被淹没,我的感触很深。我觉得写作的价值,在于不单可以抒发自己,同时也可以对社会有所警示。作家把自己和别人都放进去,就有社会批判和关怀意味。作品中的生活看似泥沙俱下,实际上怀有精心的编织,也有野心,绵里藏针包着硬货。对粗陋年代的整体批判,是为了追问不幸的根源。我重视整体的庄严感,对我来说,写作是庄严的,我遵循传统文学的脉络。

 方舟生存进化毁灭天神 生存值得记录,毁灭值得默哀
  时代周报:你频繁地使用“粗陋的年代”这个表达。

  徐童:现在粗陋的事件和社会现象很多,不再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变成了我害人人、人人害我。小说里描写的人物,陷在近乎疯狂的冲突和绝望的状态里,像丛林野兽,找不到寄托—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无一幸免。小说价值观的形成,基于个人经历和整体社会条件。游民意识和粗陋年代的体验,并非割裂而是一脉相承。小说和我的纪录片三部曲都在表达这些,只是《珍宝岛》的社会面更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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