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意识是一张贴在大脑特定区域上的标签。如今看来，认知科学诸领域已经撕掉了标签，逐渐进入到了多层次的研究阶段。人类语言中的心理“凸显性”（prominence）为学者们进入更深层的领域提供了重要线索。
所谓凸显性，也可称之为“聚焦点”(focal point)。以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等人曾经猜测，这是一个与人类想象力相关的问题。如今神经科学证实，他们的推测有些道理。在心理词典中，凸显性具有重要的索引功能。
在我们的日常经验里，凸显性有时候与优先性有关。就像一枚硬币，多数人都会隐约感觉到，正面比反面具有某种程度的优先性。通常它还与典型、中心、标志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正午”就比“13点20分”具有凸显性，广场钟楼前见面就比街上某个报亭边约会具有凸显性。可见，凸显性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涉及到了人类意识的各个层面。
如同心理学家布鲁纳所说，人类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常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包括大脑在内，人的身体会进入一种叫做“适应水平”的自动运行状态。（《故事的形成》）而凸显性就像烽火台上的干柴堆，一旦接收到偏离常规情况的信息之火，就会燃烧起来，从而唤醒被单调波形占据的大脑皮层，将人自舒适、放松或麻痹的状态切换为醒觉状态。
进入醒觉状态，就意味着一大类名叫“注意”（attention）的机制开始运转。大约25年前，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曾经预言，注意将成为意识研究的重点。如今它已经成为认知科学最有趣的研究领域之一。
注意是人类的一项主要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维持着我们的觉知（awareness），即对感觉和感受的直接体验。它还影响着我们对感觉输入的分析、长期记忆的编码以及语义加工等各项认知过程。关于注意，威廉?詹姆斯说过一段极富洞察力的话。他说：“意识集中与专注是注意的核心。这意味着舍掉某些东西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另外一些，意味着一种真正地与混沌迷惑、眼花缭乱、精力无法集中的状态相对立的条件。”（《心理学原理》）也就是说，詹姆斯很早就发现了注意是两个并行的功能或过程：选择留意一些事物的同时忽略另一些事物。
注意的选择性道出了人类意识的两大特点，一是灵活性，二是局限性。大脑的可塑性决定了意识的灵活性，这一点我们讨论了很多。然而，选择性更能说明，大脑中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无法同时留意到很多东西。选择既是无奈的，又是必须的。
神经科学家加扎尼加（M.S.Gazzaniga）认为，注意是觉知的必要条件。它像一个门控系统，对具有凸显性之类特征的感觉进行分析和筛选，并将筛选出来的部分信息交给觉知系统加工，最终产生有意识的报告。更准确地讲，注意是一个多重的门控系统，它参与了信息加工的各个阶段。
加扎尼加等人的研究描绘了一个从注意到觉知，再到意识的粗略过程。这个研究是对人工智能科学家的不小打击。在此之前，不少科学家试图用神经网络的计算模型来模拟大脑的运作。可是这个网络究竟是如何联结的，大家的意见很不统一。
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聪明地意识到，人的大脑不可能是一台计算机，按照这个逻辑也造不出一台能与之媲美的机器。因为大脑的功能根本不是基于某一小套原理之上的。相反，它很可能以成百上千种原理为基础。换句话说，大脑的每一小部分都是一套随机应变的解决方案，就像一台拼装的杂牌计算机。而整个大脑就是一个荟萃了各种杂牌机的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运行所有计算机的结果就是“交通堵塞”。在大脑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是情感在扮演关键角色。它就是注意的开关，在众多计算机中做出选择。当你愤怒时，你就打开其中的三十台。当你思考数学时，就打开其中的一百台。当你疼痛时，你就打开更少的几台。其中有的部分相互重合，有的不重合。每个心智状态或情绪状态都是情感激活计算机的某几组后产生的效果。
明斯基可能想到了情感与注意之间的紧密关系。可是他没有解决大脑空间的布局问题，因为很显然，在这个空间的各个区域都能看到注意的身影。换句话说，将一大堆神经元不加分别地装进一个密闭盒子，不一定就能产生意识。
相形之下，认知科学家伯纳德?巴尔斯（Bernard J.Baars）提出的计算模型可能有助于理解大脑的复杂性。巴尔斯的这个理论叫做“全局工作空间”(global workspace), 也称作意识的“剧院模型”(theater model)。
巴尔斯认为，如同剧院里的一个演出，意识的发生是在一个空间有限的舞台上进行的。这个舞台是大脑的特定区域，名叫“工作记忆”。演员是我们的感觉、表象以及理念，表演的内容可以是思维，可以是计算和记忆，也可以是复述或回忆。
必须通过竞争，“演员”才能走上工作记忆的舞台,但是它们并不能被我们所觉知。除非它们有机会走到台上聚光灯照亮的区域。所谓聚光灯，就是我们讲到的注意。只有那些被聚光灯照射到的幸运儿才能成为我们觉知到的意识。
舞台之下，“观众”是大脑的各种解决方案。它们是威廉斯所说的心理适应器，或者明斯基意义上的杂牌机。它们无意识地处理舞台上传递出来的信息，同时也是整个剧院存在的理由和目的。“自我意识”有如导演，表面上他在掌控舞台上的一切，让整个演出显得平稳而有序。但在幕后，即意识的后台，情形要复杂得多。后台成员也是一些杂牌机。它们既是为前台演员提供后勤支持的工作人员，也是相互竞争随时准备走到前台的预备演员。它们是我们体验的源泉，是意识不到的期望、意向，引导或塑造着我们的意识经验。当“导演”失去控制，他们也会一窝蜂地挤上前台，争取聚光灯的注意，从而引发拥堵或混乱，甚至造成愚行。
“剧院模型”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模型，它强调了整个认知过程中注意的重要地位，还有意识“表演”的局限性。
神经科学为意识的局限性提供了解剖学的有力证据。例如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就认为，意识演出的空间根本就是“违章搭建”的。他在《象与骑象人》一书中说，脊椎动物的大脑只有三个“房间”，也就是三大团神经元：后脑、中脑与前脑。早期的哺乳动物发展出了一个叫“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的外壳，将前脑与另两个“房间”隔离开来。这个外壳由下丘脑、海马体、杏仁核等组成，是基本情感的发源地。而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哺乳动物，例如灵长类的前脑发展出了新的神经组织，叫做大脑皮质（cerebral cortex）。当皮质有了更细的功能分区，特别是当人类“搭建”了一个控制语言、情感、决策、学习、抽象思维等功能的新空间—额叶皮质，意识才有了表演的舞台。然而，这个舞台终究太局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