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公民义务或家庭责任的范围内，政府不能随便耗费纳税人的钱，过于积极地承担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事情。
5月25日晚，温岭一女子因情感原因，跳河自杀，男子下河营救反而双双溺亡。家长雇请民间捞尸队打捞，开价6000元一位，最后在民警协调下，共支付3000元，才得打捞上来。消息传出，引发舆论热议，有的认为捞尸队漫天要价，趁人之危，缺乏道德；有的表示“干活赚钱天经地义”；有的认为监管不到位，捞尸队才敢开高价；还有的主张由政府组织公益救助或扶持志愿救助机构，来解决问题。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子女出意外，父母肝肠欲断，再遇到捞尸队狮子大开口，雪上加霜，令人同情。联想到多年前，湖北几位大学生因为救人溺亡后，也曾遭到“挟尸要价”，所以才会有人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类似难题，提出“公益救助”的设想，听上去不错，但真的行得通吗？
先来看所谓“挟尸要价”的说法是否讲得通。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人专靠代人诉讼为生，名叫邓析。某甲之父溺亡，尸体被某乙捞起，某甲前往索要，对方“挟尸要价”，双方谈不拢，只能作罢。某甲便找邓析咨询，邓答曰：“除了你，谁会要？尽管等着，他一定会给你。”某乙听说了，心里发慌，也来找邓析，答曰“除了你，他上哪里要去？尽管等着，一定回来要。”史书没有记载争讼如何解决，但记载了邓析最终被主政者，相国子产杀了头。
在严格意义上，上述故事中占着别人尸体要高价，才是真正的“挟尸要价”，而温岭民间捞尸队只是达不到预期价位，就不愿下河打捞而已，尸体没有在他们手里，自然也就说不上“挟尸”。虽然死者父母值得同情，但在政府未曾定价的场合，商业服务应该由双方协商着定出一个价格，双方差得再远，也不能说就一定违背市场原则：如果当地多几支队伍，充分竞争下，应该更能达成死者家属能够接受的价格，但为什么没有呢？这或许因为河里溺亡的情形不多，不可能有很多人以此为生，一旦遇到有尸体要打捞，在自然形成的垄断下，收费肯定会大大高出合理成本，或许因为受传统文化影响，愿意从事这行的人不多，才使得捞尸队“物以稀为贵”。不管怎样，对死者家属来说，有人愿意打捞，即便要价高了，也比没人打捞，只能看着被水冲走要好。
至于有人提出由政府出面或扶持民间机构，提供“公益打捞”，来避免死者家属被“胁迫”，初衷虽然不错，但会遇到有关政府公共职责的边界何在的难题。如果有无名尸体漂浮河里，为维护水体质量，防止污染，政府有责任委托或组织人员打捞之后，妥善处置，因为公共卫生和环境整洁是政府职责所在，不容推辞。现在死者是自杀身亡，亲属已来到现场，那么捞尸入殓自然就是亲属的责任，怎么可以随便推诿给“公益救助”？这就好比打捞上来无名尸体后，查不到家属，只好政府出资火化，但要是知道家属名姓，政府绝对不会主动将火化尸体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里的关键是政府的责任是有边界的，在公民义务或家庭责任的范围内，政府不能随便耗费纳税人的钱，过于积极地承担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事情。
值得深思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不少人仍然太依赖政府，甚至不顾公共职责的范围，而要求政府做这做那。有些本应交给市场来解决的事情，只要一涉及情感道德，有人就会否定市场的解决方案，而求助于政府的公益性行为，却完全忘记了政府行为最终都需要纳税人买单。富有同情心当然是好事，但因为个人的一点恻隐之心，政府就必须出面买单，那是搞错了现代公共政府的概念内涵：除了维护个人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不能随便作为。最近李克强总理多次表态，政府改革必须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就是这个意思。个人如果实在心有不忍，完全可以自行组建志愿机构，这样既可以避免市场上供求失衡带来的“挟尸要价”，也可以避免发生政府过度卷入个人或家庭责任的情形。在现代社会中，市场、政府和公益这三块必须分清楚，不能搅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