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乔家大院和平遥古城游览，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支撑了晋商的崛起，又是什么导致了晋商的衰败。
别人在乔家大院里寻找三件宝贝或者巩俐、蒋勤勤的影子，我却力图在拥挤的人流中小心翼翼的发掘一个热闹庭院背后的故事。我试图将这个庭院的主人还原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我努力去构建他身边的那群人以及那批人的民族性和国家性。——他们这批人的身影在我身边渐渐清晰起来。从乔贵发、乔致庸到乔映霞，这个大院走出的商业巨子确乎曾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叱咤风云，但是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号：财主。而这个称号，还可以用在几乎所有的晋商头上甚至用在很多徽商头上。
徽商也好晋商也好，在我看来他们的商业模式都可以归纳为农耕文明的商业运作。无论是乔致庸的驼队深入草原还是胡雪岩的船只游走江浙。他们的商业路线都徘徊在传统农业文明的视野之内。他们往往非常熟悉农业生产，他们也知道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他们往往因为环境所迫而离家经商，他们深刻认识到在农耕社会中互通有无的重要性，他们获得了成功。
当然，他们很难想象西方的现代大工业生产，他们缺乏系统的市场营销和品牌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和范蠡的成功和沈万三的成功没有本质的差别。如果说有差别，那就是农耕文明的成熟发展，其对配套的商业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商人不再以个体形式出现，而是有了群体的位置（比如晋商、徽商和当年的浙江商人）。
曾经当着山西朋友的面，我做过这样的论断：晋商的成功与其说是自身的聪明才智，不如说是时代的呼唤和晋商在恶劣环境下被动选择的产物。很多晋老西如果不是被生活逼迫，他们断然不会去走西口。如果不是穷困潦倒，我相信乔贵发不会在去包头创业（很多票号的伙计工作多年收入依旧微薄，而且清规戒律甚多，其老家生活窘迫可见一斑）。人的潜能往往在逼上梁山的时候激发出来，机会也被这些先行者占有（中国上个世纪的那些倒爷可作如是观，他们往往没有工作，只好去倒买倒卖，由此获得第一桶金）——我相信：如果当时的中原人当时的关中人被逼迫走西口，他们也能够取得和晋商一样的成就。可惜八百里秦川和三千年中原养了一群懒汉，商业巨贾的殊荣非山西老西莫属。
从我的研究来看，如果不是遇到战争（尤其是上个世纪的外国入侵和国内的一些以民主自由为幌子的大大小小战争），山西商人至少还可以称雄一百年。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虽然依托于农耕文明，但是也并非没有丝毫创新之处。中国之当下社会，其实较之清末也不过是向前走了两三里，如果说晋商（也包括徽商）的成功是农耕商业的回光返照。面对国外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管理方式（甚至包括思维方法），我们当今的商人至少还需要一次或者多次洗心革面的改进，这有其自身的原因，更有体制改进滞后的原因。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在技术手段之外并不比乔致庸拥有更多的“环境”优势，无限风光背后是企业家内心的落寞和抗争乏力，仰融、戴国芳等皆可如是观之。
我知道：在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很多地方，拥挤的院落中曾经是精致中庸的地主生活，院落的上空是一块狭小的巴掌大的天空。他们虽则号称汇通天下，但是他们的做派和地主无异：当然这也不能埋怨他们，他们接受的文化是内敛的传统文化，他们所处的社会是“农为天下根本”的农业社会。他们成也如是败也如是，仅此而已。但是我们今天中国的大部分企业真的突出传统农耕文明的重围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