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死,焉知生?
只有在死的问题上有充分的思考,人才能在生的过程中更精彩地活着。面对死亡,苏格拉底说:“死亡只有两种情况:第一,死亡就好像是无梦的安眠,而这是求之不得的!第二,死亡是前往一个过去的人所去的世界,所以我死后到这个世界,可以同很多先哲见面,这很好啊。”
有这样一个人,他下海之前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公务员,岁数很大才开始做生意。下海前他做了一件事情,给自己修了一个坟,一有不顺或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就坐在自己的“坟”前,想着如果他死了会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有时候他把这比做抬棺出征,鼓舞自己的意志。他在坟前有很多的反省、检讨、思考。由于经常跑到自己的墓前去思考,最后他避免了很多灾难:由于查案子他一共有4次被拘留,但每次都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澄清事实被放出来。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好,成为当地很大的一个制造业企业,很多国家领导人专门去他那儿考察,总结该企业的经验。
还有这样一个人,他母亲去世得早,他跟他母亲的感情非常好,他一有困惑就搬个板凳坐在母亲的坟前去想问题,跟母亲交谈,谈他的痛苦、谈他的想法、谈他想做的事情。这样慢慢形成了习惯:让安息了的母亲指引他来做事情,最后他透彻地感悟到很多人生、处世的道理。
其实,人生就要不断地站在终点,回过头来追溯你走过和要走的道路。有一本书,专门讲死刑犯在执行之前这段时间怎么度过。因为所有疾病、慢性病的患者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点点化解的,直到生命慢慢衰竭,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会死,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所以这个恐惧是抽象的;但死刑犯因为知道三天以后就枪毙,这个恐惧是非常具体的。这时候的恐惧让人陷入深度的惶悚和麻木,所以人内心会采取一种保护的机制,那就是不想它,或转移,或幻觉,或歇斯底里。但一个人会在这段时间盘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得不做的事情,开始进行一二三四排序,他们这时候对生命的认知是不同于常人的。
苹果的老板乔布斯曾经被诊断为罹患癌症,经过次濒死的体验,他后来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醒来就想,如果我明天要死,我今天要做什么?他一直用这种方式激励自己,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做最重要的事情上。因为当人还有大把生命的时候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许其实只是小屁事。当一个人有很多时间,就会做许多不重要的事,他会认为明天、后天、大后天都可以再去做,所以会急功近利会拣芝麻丢西瓜。可是,一旦知道明天就会死亡的时候,他今天选的一定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乔布斯就是用这个方法提醒自己:假如我明天要死,这个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总之,死亡对于活着的人更有意义。以死亡作为参照,我们计较的很多所谓大事就成了一地鸡毛,我们计较的一些功名利禄就成了过眼烟云。如果你能够深刻地理解死亡,而且有死亡的体验,你会发现自己对人生有了大超越。台湾专门研究死亡教育的黄天中博士讲过一段话:“如果我们能视死亡为人生旅途中看不见而友善的同伴,它会提醒我们,不要常把现在该做的事情拖延到明天,帮助我们每天做得更好,而且充实。”这也就告诉我们:一个人,除了在现实生活中奔忙、忙碌,被一些赞扬和虚荣包裹起来,也要静下心来去和死亡对一对话,谈一谈心,站在死亡的角度来看一看今天的自己,究竟是不是做了最有价值的事情。
当然,人是终究要死去的,如果能与死亡为友,那么人的离也自然会从容镇定。法国作家蒙田在《热爱生命》一文中写到:“……我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的不感到死之苦恼。……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这是对生命的豁达与超脱。在此,我们不妨看看瞿秋白如何告别人生:
瞿秋白得知临死的消息时,正在伏案书写绝笔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一位临场记者当日报道说,瞿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出中山公园,步行二华里多,至刑场,系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歌,《国际歌》是用俄语唱的。到达刑场后,瞿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