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30年的话题无法绕开深圳。一如在谈起新围城话题时，也绕不开这个缺少“原住民”的城市。 深圳曾做过统计，截至2010年末，深圳人口超过1300万，然而本地户籍人口数量仅为250多万人，人口结构倒挂的现象，使得深圳不得不着手建立非户籍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变的合理门槛。 这一举措令深圳无形的“围墙”若隐若现，过去30多年无数个深圳励志传奇中的苦尽甘来形象，慢慢地被新的户籍制度和新的商业规则减淡。 新一代的深圳外地人，除了在深圳捞金，“深圳人”的身份也成了其水到渠成的收益。 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刘元雄 刘元雄颠覆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他的创业过程缺乏各种“吃苦要素”。 2012年初，他结束了6年的贵州高校教书生活。“高校的一切，让我觉得不合理。”刘元雄曾统计，即便是高校的机修专业，专业课时也不足全部课时的5成。“剩下的都是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对于一个搞机修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下去，会误人子弟，我不想造孽。”除了工资也很低以外，这成了刘元雄离开高校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由于跟学生的关系很好，老师要创业，学生们也都表示支持。其中几个当时就辞了职，包括放弃南方报业工作机会的，决定跟老师一起创业。 如果说城市对想要进入的外来者有道高墙，那对于这些有初始资金和一技之长的外地人来说，深圳的这道墙并不如想象中高大。刘元雄将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做了个比较，“北京靠关系，上海高门槛，广州则产业不集中。想要低资进行运作，只有深圳最适合”。他的想法很单纯，既然四个大城市各有缺点，那就只看性价比，“你最容易在哪里立住脚跟？你的第一桶金什么地方来得最快？” 简单地分析以后，2013年4月，刘元雄在深注册公司，他没有像很多资金紧缺的创业者一样，在关外生活。而意外地在均价约四万元一平方米的蛇口租下一套150平方米的四室两厅海景房，既当办公室、摄影棚，又做宿舍。房子的风景很好，阳台上种满花草，大海近在眼前，偶尔还能听到轮船的低鸣。在飓风“天兔”来临的时候，海上景象蔚为壮观。因为不远处是蛇口的海鲜码头，自称为“吃货”的刘元雄在伙食上也不节省，员工们一起做饭，粤菜海鲜做得特别好。 他的想法很单纯。公司是文化传播公司，以制作视频为主要业务。既然是智力类型工作，环境当然要好。“何必用高昂的价格去吃苦？”蛇口的租金当时只要7000元，自己和几个员工都住在办公室，效率也能提高。对他来说，办公室租在关内，宿舍租在关外的做法代价太高。“你让员工每天路上两个小时，身上还有几分气力可以工作？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干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干。” 而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要靠22万元的资金起步干事业，不是易事。刘元雄花了7万多购买设备，4万左右租下一套房，其他的就用于日常生活和运营周转。由于较大的公司付款周期长达数月，在去年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员工没有工资。这在普通公司看来，不可能维持。但熊刘元雄有两个天然的优势：他的八名员工基本都是自己曾经的学生，部分人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因此即便几个月没有工资，也愿意维持；他自己及学生在媒体圈和网络机构的关系，能够帮助公司在开始阶段接到一些大单。刘元雄说，公司去年4月份成立，6月份就靠朋友介绍接到第一单生意。 深圳只是块跳板 根据刘元雄介绍，一个月二三十万的单，全部都是民营企业，大型企业的业务占到七八成。深圳的行情让他不得不做出妥协。“7万元买部车，特点是一定要超过奔驰。”这是刘元雄对一年多来所接触企业的特点形容。公司的第一个单，两个片子才9.6万的报酬。也在媒体圈内打拼过的刘当时就告诉员工，对行业要说这个单我们收了40万，否则会成为业内笑柄。“结果北京的朋友说我，两个片才40万你还要不要行规，不像样。深圳这边都是民企，真的没多少钱。恨不得5000元把所有事情搞定。” 这令他感到，和创业门槛同样低的，是深圳企业的文化素质不高，这是刘目前最大的深圳印象。“深圳这些年一直在说产业升级，它确实需要升级，但是最麻烦的是什么人来做这个产业。”在他看来，和北上广不一样，他们更能吸引一线城市的精英，但来深圳创业的多为二、三线城市的人，“为什么后来很多城市比不过上海，毕竟大上海的底蕴在那里。他们抓得住时代的领先感。” 刘元雄所谈的现象，正在深圳很多地方上演。华强北的赛格广场是深圳标志性建筑，曾经创下平均2.7天建一层的“深圳速度”。赛格1-9层的电子市场，是目前全亚洲最大的电子配套市场。徐琦的父母从2004年起就已经在这里经营电子产品，如今父母兄弟各拥有一家公司，做不同的电子产品。周围的商户，很多是原来的店员，摸清套路后自己创业，虽然是电子产品，却不需要多少文化水平就可以经营，大家都在重复老路，但大部分做到一定规模就原地踏步，谁也无法做大。“没文化，真可怕。”这是徐琦父亲常常感慨的一句话。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刘元雄的生活中。平时见到朋友，聊天内容无非两个，怎么挣钱，什么时候移民。本来这些内容也与他来深圳的目的一致，但精神上却得不到满足。刘元雄在有空的时候会去听听免费的讲座。事实上，深圳近年来在文化活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深圳也不缺外地请来的名家和讲座。然而，刘元雄说，每次去市民讲堂，台下坐着的都是满头银发的老爷爷老奶奶。“年轻人有点时间都去挣钱了。深圳的文化形态表现不出来，缺乏生机，但是挣钱是不需要这个的。这点它和广州就不同。广州还会讲讲公民意识，会撑粤语，但深圳完全不讲这些大价值的东西，他们会觉得‘假’。” 这样的环境其实并不适合文化创造。刘元雄时不时也会带着员工去看看电影。然而，毕竟还是要和企业打交道。“等到挣够几百万，我就把公司转走，应该是去上海。”这个计划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上海的企业文化氛围好一些，刘元雄觉得，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在深圳就难以有上升空间。在他的计划中，深圳是一块跳板。“如果能挣到1000万，我就移民。” 城市的内部围屋 即便是个中转站，刘元雄和他的几个学生还是申请了入户深圳，目前正在办理。为此，刘元雄找了服务公司帮忙申请，在公司注册时，他也是委托一家名为第一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机构帮忙。像第一商务这样的公司在深圳有很多，负责人陈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仅注册服务，他们过去五六年最少的时候一年也能接到上百家公司的服务申请。入户申请业务量这几年也有提升。刘元雄提供了纳税单，几个学生因为也是公司的股东，所以可以一起申请积分入户。陈红表示，从2010年实行积分入户政策起，尤其是2012年不设指标限制之后，入户深圳的难度相对其他一线城市要小得多。 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到今年8月，已有将近十万人通过积分政策入户深圳。对于刘元雄这类有学历和技能，又能提供纳税单的股东，户口并不是融入这个城市的难题。事实上，公司从注册到现在，贵州户籍也没有给他带来很大不便。“去年流动资金周转困难时，想到去贷款。我们这种外地户口，提供纳税单和订单，一般能贷个十几万。如果是深户，50万内应该不是问题。” 刘元雄表示。 陈红告诉记者，在银行贷款方面户籍会有限制，但主要是金额差别。根据2012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深圳常住人口约1300万人，户籍人口约304万。大量的外来人口让深圳不得不减少对外地户口的限制。但“入户”深圳就会成为深圳人吗？恐怕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 刘元雄对记者说过，即便拿到了深圳户口，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因为出国移民是自己未来发展的大前提，另外，深圳的户籍，对于自由穿行香港是个福利。这个想法在深圳很普遍，对于城市的归属感需要时间等很多条件来培养。对于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深打拼的第一代创业者，说自己是“深圳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些深圳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必须依托故乡。 徐琦的父母80年代中期就来到深圳，但是生活和事业上都离不开家乡潮州的影响。徐琦告诉记者，赛格电子市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潮汕帮”，几乎都是潮汕人在做，一是因为地利，目前做得最好的深圳英特翎公司，老板就是汕头陈店人，而陈店正是电子产品进口卸货的地方。另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公司都是从家乡请员工以节省成本，而这些人做熟之后自立门户又会重复老路。这样，在城市的外部“围墙”降低的同时，这个城市内部的许多“圈子围墙”就更显突出。 “圈子文化”在华人地区并非稀奇事，但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其特殊在于它划分圈子的标准不仅一般的血缘、学历、兴趣、职业，而是偏重“地域”。刘元雄在深圳生活了一年多，对此深有体会。“贵州喜欢打麻将，我一些在深圳的老乡，来了很多年还在玩。我一看打的麻将还和贵州一样。他们不过是占了先机，但是精神层面和沿海无关，还是老家那套。他们能把深圳活成贵阳。整个深圳就是不同的圈子组成的。”
“圈子”生存方式在刘元雄看来是“自我围墙化”，“就像是福建的客家围屋，每个圈子都是一个围屋，人藏在里面往外攻击，这是人类早期和外界抗争的最有效方式。”或许因为如此，刘元雄和他的员工们和外地人接触时，有的时候会觉得双方交流像是鸡同鸭讲，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交流。在深圳待久的人，在他看来会没了幽默感，“尤其和大企业接触，像校团委似的正儿八经，都在端着。” 尽管如此，所谓文化的稀薄、圈子的割据等问题，也并未影响到深圳成为创业者的乐园。只用短短一年多时间，22万元的资金就能让公司开始挣钱，刘元雄认为只有深圳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对于很多没有背景的内陆的大学毕业生，深圳给了他们通向成功的机会。刘元雄回忆起自己的弟弟当年也只是带了800元来到深圳打工，然后开始创业。 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里的公务员环境相对干净，我们还没碰过谁来发难的，这在内地不可想象。我在其他城市也没有遇到过，就是不用出去应酬就会有单子，这一点最开心。”在这个意义上，被批评为没有文化的深圳，反而因此放下了大城市的身段。在中国那些日益骄傲的大城市中，深圳对这些起点不高的创业者的“围墙”可能是最低的。 （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