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溅李陵碑:战略执行的伪代理风险



杨业至死也弄不明白,到底是谁让他血溅李陵碑。因为,在宋太宗的这种战略管理方式下,无论是杨无敌,还是柳无敌,最后的结局必然都是兵败身死。

血溅李陵碑:战略执行的伪代理风险

文/陈禹安  

在一个大型组织中,战略规划者(最高领导者或最高领导层)受限于管理幅度,往往不可能同时兼任执行者。战略规划者和执行者的分工分离,随之就带来一种授权代理关系。而代理必然存在风险,大体有两种:一种是能力风险,即战略规划者择人不当,所托非人,代理者的能力不足以担当重任,最终导致战略执行的失败;另一种则是忠诚风险,代理者能力虽足堪大任,却在态度上不能忠于职守,这也会导致战略执行的失败。

因而,组织的领导者对代理风险进行调控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用于调控的措施、手段必须适度、得当,否则,代理风险就会失衡畸变,甚至会出现伪代理风险,导致整个战略执行的通盘失败。

杨业之死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号称“杨无敌”的北宋名将杨业作为伐辽西路军的副帅,与主帅潘美、监军王从雁门关北上,攻击辽国境内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和应州(今山西应县)。西路军初战顺利,一举攻克寰、应、云、朔四州。但宋军主力东路军却被辽师击溃,宋朝最高统帅宋太宗立即手诏中、西两路军马火速退师。

就在这战略撤退中,西路军的几位统帅之间出现了意见不合、配合失当,终于让一代名将杨业深陷重围,拼至弹尽粮绝,最后头撞李陵碑,不屈含恨而死(据宋史记载,杨业兵败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但杨业头撞李陵碑而死的说法却在民间广为流传,本文为强化对“伪代理风险”的警醒作用,采用了更为形象化的后一说法),而宋军的这一次“伐辽战略”也由此宣告彻底失败。

号称“无敌”的杨业为什么会以身殉国?北宋的这一次伐辽为什么会失败?让我们来探寻这些疑问背后的真相,以便为今天的战略执行提供有益的前车之鉴。

时机失误

北宋一统天下后,牢牢占据了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拱手相送的燕云十六州的辽国成了宋朝北面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能遏制或消灭这个头号大敌,宋朝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都会存在严重威胁。所以,从开国皇帝宋太祖开始,就始终将光复燕云十六州作为组织的重大战略任务。也就是说,宋太宗此次决定伐辽,在战略规划的大方面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战略时机的选择上,宋太宗却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也是伐辽失败、杨业就义的第一个原因。

宋太宗为什么选择这一时点对辽国发起三路军的大总攻呢?他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个战略决策的呢?

公元982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帝位由未成年的儿子耶律隆绪继承,皇后萧燕燕(即萧太后)垂帘听政。公元984年(雍熙元年)前后,北宋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府贺令图向宋太宗报告,辽国“主幼母专”,大将韩德让趁机弄权,其内政动荡不安,正是出兵的大好时机。宋太宗深以为然,并据此做出了伐辽的决策。但是,贺令图的信息不但滞后,且不准确,他的判断更是错误的。

耶律贤死后,辽国确实是“主幼母专”,但萧燕燕绝非无能之辈。耶律贤自幼体弱,执政后,他缺乏足够的精力处理军国大事,萧皇后就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早在公元972年,萧燕燕就开始帮助耶律贤处理政务,到982年耶律贤去世时,萧燕燕已经掌权历练长达10年之久,并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能力。公元976年2月,辽景宗传谕史馆学士:此后凡记录皇后之言,“亦称‘朕’暨‘予’”,并“著为定式”。也就是说,辽景宗将皇后的地位升到与自己等同的程度,并且将此明文写入法令,萧燕燕也成了辽国事实上的女皇。

耶律贤之死,对辽国的影响并不大。而贺令图的汇报是在辽景宗死后2年,宋太宗发兵征辽更是在4年之后,就算耶律贤之死有一些风吹草动,在4年里,也早已经被萧太后治理得风平浪静了。所以,辽国的内部并未出现动荡,宋太宗对战略时机的把握也就并不准确。

负气出战

导致杨业惨死的第二个原因是杨业是负气出战。

当时,朝廷命令西路军在撤退的时候,要同时将寰、应、云、朔四州的百姓随军内迁。西路军本已深入敌后,再加上这个要求,撤退就成了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且,时间已经极为紧迫,萧太后亲自督战的10万大军眼看就要攻陷寰州。极富作战经验的杨业提出,敌军士气正盛,不宜正面对敌,而应佯攻应州,诱使辽军主力前去营救。等辽军主力到了应州附近,再命令诸州军民迅速从雁门山中石碣谷南撤,同时在谷中埋伏好3000名弓弩手,狙击追兵,如此,则能顺利完成任务。

但监军王虽不知兵,却指手画脚,对杨业的建议提出异议,说:“你们领兵数万,竟然如此怯懦!应当直接从雁门北川中出师,强攻寰州。”

杨业知道按照王的做法,必败无疑,于是据理力争。但王却讽刺挖苦说:“你素来号称‘无敌’,如今遇敌竟然畏惧不前,是不是有别的打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当王以监军的身份,话中有话影射他有不轨之意时,杨业已经别无选择,于是负气道:“我不是怕死,只是这样做会白白葬送士卒的性命罢了。即然你责备我畏死不前,那么,就请让我为诸位先死吧!”

杨业之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为兵败身死埋下了祸根。

缺乏接应

但即便这样,杨业也还可以不死。杨业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判断自己将会退至陈家谷口,便要求主帅潘美在此伏兵接应。按照杨业的打算,在陈家谷口伏下奇兵,很可能对连续攻击的辽兵造成猝不及防的毁灭性打击。那么,就算无法扭转战局,自己这一路人马全身而退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了。

潘美同意了杨业的请求,却没有信守诺言,早早率军逃逸了。这也构成了杨业之死的第三个原因。当杨业苦战之后,退至陈家谷口,却发现空无一人。杨业只能反身再战,终于全军覆没。

由此,战略时机把握不当、负气出战、缺乏接应就成了杨业之死的三个主要原因。

战略执行的伪代理风险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三个原因当成杨业的死因,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也就不可能从这一血案中借鉴到“战略执行的伪代理风险”的危害了。这三个原因其实只是表层的原因,我们还应该再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本质原因。

事实上,尽管宋军攻击的战略时机不当,但是在很多时候,出色的执行能够很好地弥补战略时机的失误。

遍布军中的“伪代理”

宋军的这一次北伐,共分为东、中、西三路军。东路军为宋军精锐主力十万人,由最富盛名的大将曹彬率领,中路军由大将田重进率领,西路军则是潘美杨业分为主、副帅。根据宋太宗的部署,东路军从雄州北上直逼幽州(今北京),中路军从定州(今河北定州)攻取飞狐口(今河北涞源)。中路军应该缓师而行,将辽国主力吸引至幽州城下,而中西路军则包抄至幽州侧后翼形成包围之势,决战幽州。

出征以后,中西路军进展顺利,势如破竹,但以主力面貌出现的东路军却一触即溃。萧太后与辽幼帝亲临前线,准备发动更强烈的反攻。曹彬下令撤军,结果在撤退之际辽军蜂拥而至,几乎尽歼宋军主力。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即便不能战而胜之,只要能与辽军主力对峙抗衡,等中西两路合围,也未必不能取胜。这就是通过出色的执行,在实践中创造出良好的战略时机。

但是,为什么曹彬率领的10万精锐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呢?主帅曹彬是不是一个无能之辈,不堪担当大任呢?

曹彬绝非无能之辈。在他跟随宋太祖开创大宋江山之时,曹彬就已经身经百战,以足智多谋而名扬天下。开宝七年(974),曹彬作为主帅,取得了征服南唐的辉煌胜利。天下固然没有常胜的将军,但曹彬这一次的表现和他以往的战绩实在大相径庭。同样的一个曹彬,为什么在宋太祖手下所向披靡,在宋太宗手下却望风而逃呢?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杨业为什么要意气用事,却不寻求在组织合理的框架内解决好内部的争端呢?监军王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决策权,杨业提出了正确可行的策略,却仍然要按照他的意见行事?作为主帅的潘美又为什么不置一词,丝毫没有反对意见?

最后,潘美王为什么敢不按照事先约定在陈家谷口设伏接应,以致将杨业的孤军置于死地?

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在宋朝的所有军队里都出现了普遍而严重的“伪代理现象”,其根子就在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宋太宗身上!

由上及下的紧逼推行

宋朝紧接五代乱世而立。五代时期,各地藩镇(武将)割据一方,经常凭武力推翻原有的皇帝主子而自立为帝,代理的忠诚风险异常之大。宋太祖本人也是凭借武力而代周称帝的。所以,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开始,就有意识地抑制武将的力量。到了宋太宗,这种对武将的抑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宋太宗曾经公开说过,“朕选拔将校,首先看他是否具有循规谨慎的性情和管理手下的能力,其次才考虑武力勇猛的素质”。宋太宗给每一个统兵的将帅设置了一个监军,并赋予监军很大的权力。将帅的一举一动,全部由监军直接汇报给皇帝。外行的监军在皇帝的纵容和鼓励下,往往盛气凌人地欺辱内行的将帅。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开国名将郭进竟然因为无法忍受监军田钦祚的长期欺压愤而自杀。所以,王的意见最终成了压倒性的意见,杨业不得不违心服从,连主帅潘美也不敢妄置一词。

更为甚者,宋太宗还在每次军事行动前,亲自设计好“作战阵图”。行军打仗,最讲究“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这是因为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根本不可能事先预料算定。但宋太宗却严令将帅遵从他的阵图安排,不得有丝毫违背。如果将帅遵从了他的阵图而败战,那么,将帅丝毫不用承担战败的责任。反之,如果将帅违背了他的阵图,哪怕是取得了胜利,也要担心皇帝会对自己的忠诚起怀疑,有功不赏,反而受诛。

如此,曹彬的溃败、潘美的临阵脱逃就真相大白。因为他们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被追究责任(或不会被追究很严重的责任),那么,又何必去拼死一战呢?如果曹彬知道战败不但累及自身,还会累及家族,他还会那么轻易放弃,轻易撤退吗?潘美还敢潇洒退却,只保自身吗?

 血溅李陵碑:战略执行的伪代理风险

果然,杨业死后,虽然朝野震惊,但主要责任者潘美也不过是被削去检校太师这个虚衔,仅仅在杨业死后第二年,潘美就又被宋太宗恢复了原有的官衔,并加封为同平章事,获得了身兼“使相”的显赫地位。而另一个祸首曹彬,也不过是被稍稍降职为右骁卫上将军,第二年,即被起复为武宁军节度使。到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曹彬又被拜为枢密使,达到了武将仕途的顶峰。

在宋太宗的力推下,组织内的代理风险已经彻底伪化。本来,担纲将帅之人在接受代理后,要在忠诚和能力两方面竭力表现。不忠诚固然不行,而光有忠诚,无法如期保质地完成战略部署也不行。但是,宋太宗将帅们的考量重心完全倾向于忠诚风险方面。只要表现出忠诚,能力和业绩是不足为重的。那么,完全放弃在能力和业绩上的努力,只要做好效忠就可以了。而效忠又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只不折不扣地按照宋太宗以及他的代言人监军的命令就可以了。这样,能力风险降低到零,只剩下忠诚风险。而忠诚风险实质上也是为零,只要你不擅自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擅自行动(不管你的见解和行动是多么地正确,多么地符合实际)。从而,代理风险就成了无代理风险,随之也就无代理责任了。这样的代理风险,就是彻头彻尾的伪代理风险!

曹彬、潘美绝非贪生怕死之人。曹彬自不用提,当年宋太祖刚得天下,陕西藩镇袁彦心怀异志,宋太祖担心袁彦作乱,便命潘美前往西北监督其军,潘美单骑入长安,迫使袁彦入朝,赵匡胤对潘美胆勇过人的举动倍加赞赏。但是,既然不会因为执行结果的不利而承担罪责(或者只承担极轻的罪责,而不用担心身家性命),那么何必冒死冒险,又何必固执己见呢?

所以,杨业其实至死也弄不明白,到底是谁让他血溅李陵碑!在宋太宗的这种战略管理方式下,无论是杨无敌,还是柳无敌,无论主帅是潘美,还是刘美,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兵败身死,组织遭受惨痛损失!

风险与责任的进化

伪代理风险让代理者没有风险之虞,没有责任之束,却反过来让组织、组织的领导者承担了最大的甚至是全部的风险。

宋太宗的本意绝不是要看到这样的结局,但他出于强烈控制欲的做法却只能适得其反。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宋太宗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呢?即便是在杨业之死震惊朝野后,宋太宗为什么也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改弦易辙呢?一方面是组织出于抑制武将、杜绝叛乱的整体战略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宋太宗的个体因素作怪。

宋朝抑武崇文始至宋太祖,但曹彬等作为统兵主帅,宋太祖也只决定大策方针,具体执行还是完全放权,曹彬也因此建立不世奇功。但宋太宗得位不正,其内心对武将叛乱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才会采用“监军+阵图”的束缚之策。

978年,宋太宗第一次伐辽时,也遭受大败,败逃中一时间失去踪迹。部分武将出于“国不可无主”的考虑,准备拥立时在军中的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后因太宗及时现身而作罢。但经此事件后,宋太宗对于帝位的患得患失更趋浓烈,对武将的疑惧之意也是随之剧增。

对今天的组织领导者来说,在制定了良好的组织战略后,一定不能如宋太宗那样,过于极端地要掌控一切,而是要切实地赋予战略执行的代理者以充裕的施展空间,让代理风险充分、健康地转化为代理责任,让代理责任驱动代理者竭尽所能、忠诚不二地实现对战略的最完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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