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季羡林、任继愈两位老先生相继辞世，给我们的文化界造成了很大冲击，大师的离去又引起了人们对国学的关注以及对国学走向的深入思考。
什么是国学：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国学”概念，不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是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所谓“学问”，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积累与梳理；所谓“学术”，侧重于有关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创新。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西学东渐的缘故，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为了与“西学”相对应，有人提出了“旧学”或“中学”的概念。张之洞即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可见，相对于“新学”，“国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国学”指“中学”，它是与“西学”不同的自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国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道”字。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道”是指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包括“天道”“地道”“人道”。这个“道”是先贤强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规律，也是人生需要遵行的常理常道。朱熹《论语集注》说，“道”是“天理”，也是“人伦日用所当行的”。意思是说，“道”既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又具有形而下的贴近人伦日用的具体性。简单地说，“道”既是物之所以为物的道理，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我们的“国学”就是承载这个“道”的载体，它起源于“道”，又回归于“道”，所以，我们研习“国学”的目的，就是要立志弘扬这个“道”。
道有什么样的属性呢：本人认为道有以下三个属性：
道有发展的逻辑框架：道必须身处一个逻辑体系中，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最大的差别就是缺少逻辑思维，没有形成框架体系，没有大的假设前提，则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解读，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建立真正的知识体系。
道有阴阳互动的交流：道不是僵死的，它是随着内外部环境不断吐故纳新的，没有不断丰富发展的能力，我们的道也就走向衰亡了。一阴一阳谓之道，道是在不断碰撞交流中发展完善的，没有碰撞交流，就不会有五光十色的外在表现。
道有精神内核：所有的外在表现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神解读，那么则形散神也散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民族特质就是我们道的体现，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最核心的道的核心，来找到我们的本源。
道是我们国学的核心，那么道是自发形成的，还是社会选择、历史选择形成的呢？我以为道的形成是一个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下，社会各阶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个作用的过程中，国家的意志即统治阶级的意志在其中有占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们在长期的国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某个人的思想，而很少研究其后边的真正推力。孔子的确伟大，但孔子的思想如果不能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认可，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那么再伟大的思想也只能是思想了，很难有如今这么大的影响。墨家的思想“兼爱非攻”在今天也很伟大，但它的社会影响力，历史地位比儒家差很多了，究其原因就是儒家的思想相较墨家的思想更对当时统治阶级的胃口。
统治阶级对一种思想、一种学说的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从这个角度讲，管理学中有国学的精髓。有了管理学的加入，我们的历史就不是无序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就不是片断的研究，我们的应用就不是无的放矢的应用。管理学中的历史必然决定了我们的发展之道，过去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