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营商环境】企业竞争力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
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带领的竞争力研究团队，在《竞争力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与《中国经营报》共同研发了“中国企业竞争力监测系统”——CBCM（China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Monitor）。该系统的构建，被政府和学术界公认为是学术成果应用化的范式。从2002年年底开始，CBCM监测系统连续对国内1200余家上市公司和部分非上市公司、外商在华企业品牌进行了竞争力监测。目前，该系统已拥有600余万条数据，已有数百家中外资企业不同程度地对CBCM的监测成果加以应用。企业可借助其长期连续的监测结果，清晰看到自己在行业中竞争态势的变化曲线。
基于CBCM系统的监测结果，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及中国经营报社研究院已经连续7年共同发布《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该报告业已成为盘点中国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权威数据，在此基础上推出的“中国经营报企业竞争力年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为政府官员、企业高端管理者搭建了交流平台。 本届竞争力年会将在2009年12月举行。在全球企业深受金融危机困扰苦寻出路的同时，也给了我们观察企业竞争力的全新视角。在这届年会上，我们将着力寻找那些在危机中仍然保持强劲竞争力的企业，通过我们对企业的持续跟踪，揭示他们强势竞争力的源泉。在为数众多的中国企业中，经过层层筛选，我们最终确定将华为、比亚迪和海螺水泥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他们完全有理由成为中国杰出企业的代表。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为您奉上我们的研究成果。
解构华为
●本报记者 段铸 广州 深圳报道
这是一家造就了英雄同时也被英雄成就的企业，这是一家在发展初期就豪言三分天下必有其一的企业，这是一家被认为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这是一家20年如一日始终坚守自己道路的企业，这是一家不事张扬却吸引无数人眼光的企业，这是一家拒绝新闻媒体深入了解的企业。
这是一家令人尊敬的企业——许多人这样评价华为，包括它的竞争对手。 即使在被誉为全球经济寒冬的2008年，华为依然没有停止奔跑。这一年，华为又甩开了一个对手：阿尔卡特朗讯。在全球通信行业，排在华为前面的只剩下爱立信和诺基亚西门子。“通讯市场三分天下，必有华为一席”，华为掌门人任正非早年提出的梦想已然成为现实。 2009年，当人们还在争论经济是否复苏的时候，华为只用了半年就完成了相当于2008年全年的销售合同。按照上半年的增速测算，2009年全年，华为极有可能超越诺基亚西门子，成为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供应商。 一次次跳跃，一次次触摸到天花板的华为，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竞争力。两个十年
事物的发展总会遇到瓶颈，这个瓶颈也许并非最终的极限，而是某时期内无法预料的未来。就像天花板一样，唯有不断地去跳跃，去触摸，而超越的唯一途径，是找到合适的楼梯。
不断地遇到天花板，甚至在遇到天花板之前就能找到楼梯，从而顺利地走到上一层，这是华为和中国大多数企业的差别所在。 华为的发展经历过两次这样的极限。1998年前后，华为aihuau.com经历了创业、高速模仿式发展，用疯狂的人才掠夺和人海战术抢占了足够的市场份额，成为了一家拥有数万员工的企业，如何管理，如何再度凝聚因人员快速扩充而被迅速稀释的企业文化，成了掌门人任正非头疼的事情。突破这次极限的途径，就是名闻遐迩的《华为基本法》。 华为的第二极限出现在2008年前后，华为继续“野蛮式增长”，但却发现收入和利润及其不协调，高额的销售收入与换来的利润不对等。为了明白钱是怎么赚回来的，一共花费了多少成本，华为在已经完成IPD（集成产品开发）、ISC（集成供应链）的基础上，启动了IFS（集成财务转型）项目，试图再次突破自身的瓶颈。竞争力探源
2009年，在我们第七次对中国企业竞争力进行研究时，华为依然处于显眼位置。比华为20年来快速增长更为惊人的是这种增长本身所具备的高速度和持续性。
但凡企业，能够构成竞争力的因素无外乎管理、战略、技术、财务，华为也不例外。管理是个过程，这个过程依靠的确是制度，制度有二：一是一条条格式化的语言式规则；二是包含企业发展凝聚、沉淀下来的文化和规则下形成在每个员工身上能够发现的一致性特性。
在华为身上，这种制度就是《基本法》、“土狼”文化、床垫文化。但是，“我们内部从来没有‘土狼文化’以及‘床垫文化’的说法，都是外界给我们总结的。我们企业文化核心的东西是：以客户为中心、团队精神以及艰苦朴素。”华为技术品牌部品牌经理顾科辉说。 虽然以“跟随型选手”的身份著称，但华为很清楚自己与业界头羊爱立信之间的差距——2008年，华为的人均生产效率为21万美元，而爱立信是35万美元。 现在，华为仍然没有摆脱成本溢出带来的拉动作用。向外的成本溢出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以及国家为华为负担的成本，最明显的是人口红利，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等公司所在国家无法提供如此低廉的制造成本；向内的成本溢出则包括员工的福利、待遇，华为的研发人员人数上超过其他竞争对手，但是研发成本却远低于对手。 1988年、 1998年、2008年，华为似乎每隔10年遇到一个天花板。我们在解读华为如何越过天花板的同时，又在等待着华为的下一次跳跃。
核心解读
“英雄”背后的“惶者生存”
●本报记者 汪华峰 深圳 北京报道
毫无疑问，在华为员工的心目中，特别是那些在华为工作时间长达十几年的员工心中，总裁任正非就是华为的灵魂和英雄：“没有任正非，华为的前瞻战略肯定会大打折扣。”
但任正非自己不这么想。“华为不需要英雄。任正非经常讲，一个没有英雄的公司是一个最好的公司。过去是靠英雄打下这份基业，现在是靠流程，靠平台，不再是靠一个能人。”一位接近任正非的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惶者才能生存，偏执才能成功。”这是任正非的名言，意即成功要靠偏执，而生存是靠惶惶不安。而在人人敬仰的“英雄”任正非背后，华为这个年方20的“惶者”，究竟如何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国际化企业”？1锤炼核心价值观
在吴春波看来，华为独特的“双核”，是其成功的核心：“一个核就是核心价值观，以《华为基本法》为代表，核心价值就是企业文化价值；第二个核就是核心竞争力。在华为，核心竞争力是以管理为核心的。”吴春波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1995年起担任华为的管理顾问，是《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
寻找共同语言 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从无到有，从成型到改善，迄今已历时20余年。直到今天，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仍在不断探讨中提升。事实上，在1998年3月23日《华为基本法》获得通过并开始实行之前，除了任正非等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华为人对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概念。当时为华为出谋划策的专家顾问团队（主要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组成）认为，高速成长中的华为，规模越来越大，员工越来越多，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之一就是公司高层与中层干部对企业的使命追求、核心价值观难以达成共识，难以沟通。 华夏基石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著名管理咨询专家、时任华为专家顾问小组组长的彭剑锋后来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明当时的情况。随着企业的扩张、人员规模的扩大，企业高层与中基层接触机会的减少，任正非发现自己与中层领导的距离越来越远，更无法及时了解下属的工作状况和想法。对于那些不了解任正非想法的员工们来说，老板的话越来越难以听懂，觉得老板在说“鸟语”，领会老板的意图也变得越来越难，所以天天琢磨老板在想什么。与此同时，老板也觉得下面的人日益缺乏悟性，“笨得像头猪一样”。员工们理解不了老板的意图而备感困惑，任正非也因为不能被理解而痛苦，双方迫切需要建立共同的语言系统与沟通渠道。而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阐述，正是找到“鸟”与“猪”的共同语言的捷径。 正因如此，在讨论《华为基本法》的基本框架设计时，任正非就提出要求，希望《华为基本法》能够确立企业处理内外矛盾关系的基本法则，确立明确的企业共同语言系统即核心价值观，以及指导华为未来成长与发展的基本经营政策与管理规则。“如何将我们十年宝贵而痛苦的积累与探索，在吸收业界最佳的思想与方法后，再提升一步，成为指导我们前进的理论，以避免陷入经验主义，这是我们制定《华为基本法》的基本立场。”在1998年所作的讲话《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中，任正非放了这样一个“马后炮”。 在制定《华为基本法》的过程中，任正非和专家小组交流非常多。专家小组的办公室就在他办公室的隔壁，在彭剑锋的记忆中，那时候任正非几乎每天都跟专家们聊天，“他没事就过来聊。关于《华为基本法》的正式讨论有9次，此外还有至少一二十次非正式讨论。实际上，通过这个过程，任正非也完成了一个对华为未来发展的深化和系统的思考。” 《华为基本法》的筹备和起草过程历时3年，经历了华为从1995年的800多人到1998年近两万人的高速发展过程。1998年3月，历经10次删改、长达16475字的《华为基本法》终于定稿。 “对华为来讲，《华为基本法》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彭剑锋后来评价，最大的作用就是将高层的思维真正转化为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高层和员工之间能够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权力智慧化的过程。《华为基本法》在统一思想、凝聚员工等方面的作用不可估量。”其次，《华为基本法》出台后，成为国内外企业界竞相追捧、学习的范本，大大增加了华为的社会知名度和客户对华为品牌的认同感。第三，它为华为培养了一支领导团队。 而在另一位当事人吴春波眼里，《华为基本法》的作用和意义更为具体：“我一直认为《华为基本法》是华为的管理宪章或者说是文化宪章。它不仅仅是个文化的阐述，它鼓励华为提升自己的管理，建立自己的管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里程碑。” 基本法“变身” 然而，站在今天的角度再看《华为基本法》，“里面的内容现在几乎都要变。”彭剑锋说，这是因为企业的量级、使命和追求都不一样了。“当时提出的‘成为世界级企业’的目标已经达到，但是‘领先’这两个字没达到。” 认为《华为基本法》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彭剑锋。距《华为基本法》颁布实行整整10年之后，2008年12月19日下午，登录公司内部论坛《心声社区》的华为员工们发现，这里多出了一个“公司核心价值观讨论区”。借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标志语，这个版块的维护者——“公司核心价值观整理工作小组”提出了“同一华为，同一愿景”的口号，倡议所有华为人参与“这场分享与创造的讨论”。在提交给近九万名华为员工探讨的文案中，华为的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经营管理团队）将公司核心价值观由当年的673字重新提炼为“艰苦奋斗，自我批判，团队合作，至诚守信，成就客户，开放进取”24个字，并逐一加以说明和阐述。 “我们没有任何稀缺的资源可以依赖，唯有艰苦奋斗才能赢得客户的尊重与信赖”、“只有坚持自我批判，才能倾听、扬弃和持续超越，才能更容易尊重他人和与他人合作，实现客户、公司、团队和个人的共同发展”、“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我们只有内心坦荡诚恳，才能言出必行，信守承诺”、“为客户提供有效服务，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价值评价的标尺，成就客户就是成就我们自己”、“任何先进的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和业务管理，只有转化为商业成功才能产生价值”……这是一个在残酷的竞争中，经历了20年生存、发展、壮大的国际化企业发自肺腑的经验和总结。 “华为发展到今天，试图再靠《基本法》，再靠一套什么体系，把这么一个庞大的企业全部都思考清楚，我认为不现实。”谈及这场至今仍在延续的大讨论时，彭剑锋说，“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在探讨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能让所有华为人认识到，华为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可以统一的，并且是一直不变的，比如说客户价值导向。” “真正认识到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2005年4月28日，任正非在中共广东省委中心组举行“广东学习论坛”第十六期报告会上作《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专题报告时如是说。|!---page split---|
2第三个阶段
早在2008年初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任正非就表示，华为会是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中最大的受惠者。
为什么任正非敢于如此论断？《IT经理世界》撰稿人李云杰认为，这是因为华为的业务布局更合理，拓展国际市场的优势更为突出。而事实上，支持华为做出更合理布局、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优势的，是华为的管理体系，其外在表现就是华为“双核”的另一重心——核心竞争力。 如果说从代表企业文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里能看到华为的灵魂，那么从华为修炼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或许能够清晰地看到华为从孩子成长为巨人的脚印。 从土八路到正规军 要想知道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打造以及将来会如何演变，首先应当研究华为走过的路。不管做国内市场还是做国际市场，华为一直坚守着一些成功的关键要素，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些关键要素就是最重要的支撑。“当年我们做《华为基本法》就是从这个问题突破的。华为为什么成功，是因为它具备了这些关键要素；要取得更大的成功，还需要哪些成功的要素？它未来在国际市场做到什么程度，它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其实还是一个过去成功要素的延续和新成功要素的加入。”吴春波说。 从这个角度出发，华为的成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88年成立到1998年《华为基本法》定稿，“这基本上是一个艰难挣扎、寻找自己的模式和领域的阶段，属于创业阶段。”吴春波把这个时期称为华为的“火红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有激情，没管理”的年代。“激情年代就是一帮年轻人，一帮没有钱的人，眼睛冒着绿光在市场上开始抢钱。到1997年，华为基本上确定了自己的业务领域，确定了自己要干什么，确定了公司在市场上一个比较稳定的位置。”所谓“比较稳定的位置”是指企业很难再死掉，赚的钱能够养活自己。 从1998年开始到2008年的第二个十年，是华为的第二个阶段。在这十年间，华为的企业平台做到了，市场做到了，产品多样化了，人员也更复杂了，华为开始意识到管理的重要性了，而事实上，这十年正是华为管理体系整体形成的阶段。 促使华为“全面引进世界级管理”的动因，是因为任正非真正意识到了“土八路”和“正规军”的差距。彼时，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和资本的华为逐渐从“火红年代”的懵懂和亢奋中清醒过来，在《华为基本法》中把自己的追求定位为“世界级领先企业”，并充分意识到自己与即将面对的对手之间的巨大差距。为此，任正非提出的“第二次创业”成了华为当时最流行的说法。在1998年的讲话《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中，任正非说，华为第二次创业的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要用十年的时间使各项工作与国际接轨。它的特点是要淡化企业家的个人色彩，强化职业化管理。把人格魅力、牵引精神、个人推动力变成一种氛围，使它形成一个场，以推动和导向企业的正确发展。” 虽然已经走过了10年风雨，而且在业内也已经有了一席之地，但在任正非眼中，缺乏世界一流管理体系的华为，依然只能算是“土八路”。“就是穿着草鞋，头上扎着白毛巾，拿着三八盖子，出没于青纱帐，然后埋个地雷、放个冷枪什么的。这就是早期华为的真实写照，非常贴切。”吴春波说，“然而华为的目标是和正规军作战，要和正规军打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把自己变成正规军。正规军要脱下草鞋换皮鞋，但是中国没有皮鞋，只能花大价钱到美国买，花大价钱买美国的管理体系。” 华为最早“买”的是美国著名咨询公司合益（HAY）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但在这个平台构建起来以后，华为发现远远不够，之后就是从IBM引进整套流程，包括IPD（集成产品开发）、ISC（集成供应链）和目前仍在正在进行中的IFS（集成财务转型）。“IBM给华为从1998年干到现在一直没停过，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构建流程，打造流程结构。华为能够经受住IT冬天和全球经济危机两次严峻考验，基本上是依靠它的管理体系在起作用，也证明了这套管理体系的可靠性。”吴春波认为，包括2008年华为申请世界级专利全球第一的纪录，实际上都是强化管理带来的结果。 “软实力”时代 现在，任正非早年提出的“通讯市场三分天下，必有华为一席”的梦想基本上已经实现，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吴春波认为，目前华为的发展已经迈入“打造整体软实力”的第三阶段，慢慢地以均衡的姿态、以“灰度”的心态走向平和、走向理性，“这个阶段才刚刚开始，往往要过几年以后才看得清楚。这套管理体系不断地优化验证，要走的路还比较长，我觉得这个过程大概至少也需要十年吧。” 而彭剑锋则告诉记者，关于“软实力”，任正非“在十几年前就比较关注”。他用“成年礼”来形容华为的20周年华诞，并认为任正非早在此之前就开始全面反思。“自2008年5月31日到2009年4月，任总分别在五大体系的奋斗表彰大会上作了五次讲话，这些讲话其实就是对《华为基本法》进行彻底的反思，重新思考华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是没有通过基本法这种方式。其实你仔细去看，他都在全面思考华为公司未来怎么走的问题。” 彭剑锋着重提到的第一篇文章是任正非2009年初的《谁来呼唤炮火，如何及时提供炮火支援》。这是一篇针对华为营销体系的文章，其核心是强调放权。“华为发展到今天，怕出现大企业病，怕出现官僚，官僚从总部开始。华为过去一直是集权，中央集权，而任正非现在思考的是如何改变这种中央集权，要放权，永续放权，真正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指一线营销人员）去做决策，这是他这篇文章的核心。我认为这是一个华为和任正非的重大转型。” 《深淘滩，低作堰》，是任正非2009年4月24日在运作与交付体系奋斗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深淘滩，就是不断地挖掘内部潜力，降低运作成本，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低作堰，就是节制自己的贪欲，自己留存的利润低一些，多一些让利给客户，以及善待上游供应商。” “任正非其实是在反思华为过去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竞争关系，希望将以前的恶性竞争转变为良性竞争，要打造价值链的优势，降低成本。”彭剑锋认为，“华为走到今天，利润率越来越低，如果利润还靠过去那种不惜成本、不惜代价的运作方式，肯定面临利润率下降的问题。他发表这个讲话，实质上也就是想在企业内部的效率上进一步挖潜，提高利润率。” “在研发体系上，他的讲话是《从汶川特大地震一片瓦砾中，一座百年前建的教堂不倒所想到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强调研发人员的职业化问题，希望他们有感恩之心，能够一心一意精益求精去干每一件事，注重质量，打造百年不倒的根基。”彭剑锋说，把任正非2008年到现在所发表的这几篇文章连起来看，能发现他在重新思考《华为基本法》的问题，重新思考企业未来20年怎么走。“如果说《华为基本法》是华为过去的一种思想解放，那么这一系列的文章就是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它们解决的是如何去承担产业的责任问题，如何能够保持企业的持续繁荣问题，持续竞争力和全球竞争力的问题。他思考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世界级企业，基于产业，基于全球化，华为如何持续发展。”3“极限”之争
20年所形成的惯性，究竟会把华为带向何方？想知道这个答案的，不只是“英雄惶者”任正非。
2009年7月21日，计世网副总编雍忠玮在一篇名为《华为增速将在何时出现拐角？》的博文中，引用并简略分析了华为2002年以来的销售数据、参考了爱立信及北电等华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历史轨迹、剖析了华为自身面临的三个风险并提及可能出现的“大环境的变化”之后认为，华为快速增长的拐角，应该依次由以下四个原因导致：接班人问题解决之后；EMT团队结构重大洗牌之后；通信市场全面从设备转向业务和服务之后；任老板退而不休、又听不进别人意见之后。 一周后，《IT经理世界》首席记者、《华为的世界》作者之一冀勇庆在FT中文网上发表署名文章《华为第二次极限》认为，即将进入500强俱乐部的华为，很难继续“健步如飞”：“与同时代的联想和海尔相比，虽然华为的发展势头更猛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受到万有引力定律的约束：当‘跟随型选手’华为发现前面已经找不到几个领跑者，当华为发现自己的低成本竞争正在逐渐丧失的时候，华为能够摆脱中国企业的宿命吗？” 华为不能停步 但吴春波认为，雍忠玮提出的四个“华为拐角”的原因无一可取。而此前网络上有些人热衷于讨论的“没有任正非的华为会怎样”，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对于过去的华为而言，任正非确实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因素。但任正非的退休和离去是肯定的，谁都改变不了。”吴春波直言不讳，“华为如果没有管理体系，没有这个大平台，那么老人一旦退休，可能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但对于今天的华为而言，任正非背后的企业战略和管理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这两个因素健全，华为的文化就一定能够延续。” “如果突然没有任正非，短期内不会出太大问题，但是长期来看肯定会有影响。”谈及这个话题时，彭剑锋语出谨慎，“我觉得EMT是一个团队，每个人都各有特点，这是一个通过任正非才形成的‘二元结构’条件下的‘九元结构’，九个人的队伍实际上是实现了一个互补性。但是没有任正非的话，华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这个魂。” “在某种意义上，华为的成功是企业家的成功，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没有任正非就没有今天的华为。华为从那么小的一个企业，到今天这样，它的源头还是企业家精神。中国的企业，可能未来30年是靠机制，靠组织，但过去30年确确实实就是靠企业家。”彭剑锋说，“到现在，在我所接触的企业家里，任正非还是最‘英雄’，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现在他致力于打造这个组织的机制，这是任正非的使命。他离开以后，华为还能不能持续发展，这是他衡量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如果能在管理体系的建设上进一步优化，我觉得华为完全有能力从优秀走向卓越，用套话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在彭剑锋眼里，任正非最大的特点是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大家都说任正非很专制，其实他只是用一种专制的形式去走了一种民主的方式。真像大家说的那么专制、那么霸道，华为能走到今天吗？”彭剑锋认为，“这个家伙”骨子里面非常渴望吸收、整合别人的意见，“所以我用了一个词，他经常‘血洗’别人的知识，把你的知识拿过来，在他血液里面一循环，变成他的血，这是他的特点。”
然而，有了危机意识、自我批判精神和“血洗”的本事的任正非，再加上管理体系合理的华为，就一定能持续今天的辉煌吗？如果出现一个后来者在同样的领域冲击华为，华为怎么办？“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正确的决策。当遇到危机、遇到拐角的时候，公司高层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地做出判断。二是及时地反应和应对。因为未来会出现什么、怎么出现，现在都搞不清楚。”吴春波说。 “华为走到今天，已经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和矛盾。现在他还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只要增速一放缓，它过去掩盖的一些内部管理的脆弱很快就会暴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华为是不能停的，这是它现在面临的很大一个风险。”彭剑锋没有吴春波那么乐观，“此外，金融危机确实使它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一些影响，表现为利润率有所下降，市场有所萎缩，这很有可能导致企业的增速下降。从这个角度讲，当前阶段华为也许即将面临一个矛盾的累积点。从任正非自2008年开始陆续发表的讲话中，我认为他已经是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华为是不是能够迅速调整过来，目前还看不清楚。” 成功可以复制 “华为有很多做法不一定能拿到桌面上来。但是它又是有效的，这就是任正非的实用主义。国外的好多东西统统拿来，他就是模仿、学习，在这个基础上创新。这种模式对于他去追赶和超越别人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但你要成为产业领袖，要成为领先级，有时候就会成为障碍。”谈及华为的“跟随型战略”时，彭剑锋分析，“最坏的情况是，你突然发现被你学习的那个人突然一下把你甩得很远，你学不来了。但实际上，除非出现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其他情况下华为不太可能被甩开。但是我想，如果他能够紧跟行业领袖的话，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技术紧跟你，我的管理也紧跟你，你研究的时候我也在研究，一下被别人甩掉很难的。” 除了技术的革命性升级换代，彭剑锋认为，可能促使华为“不得不革命”的原因是利润率的下降，虽然任正非已经提倡“深淘滩，浅作堰”，但企业的现金流什么时候会受到约束，并不具有完全的可预见性。“什么样的外力能够促使它推动自身的革命？大的危机，财务问题，不改不行，这叫自我革命。基于企业危机必须要自我革命，把跟不上思想的人来一轮新的置换。要么换思想，要么换人。” “我觉得华为有一点尤其值得肯定：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自己擅长的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基本法》有这个理念，华为也是这么做的。”吴春波说，“我认为，华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因为他的成功其实很简单：有梦想，并能专注而执著。要学华为就先学这个。别搞投机，别搞多元化，别整天惦记着上市。” 2001年，任正非在内忧外困之时去了日本，回国后发表了著名的《北国之春》，其中提道：“如果华为的增长速度大幅减慢，日本企业的三种过剩（指雇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都会在华为出现。没有及早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会陷于被动。” “高科技企业以往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唯有惶者才能生存。”任正非写在《北国之春》结尾时的这句话，也许最能反映他面临“极限”时的心情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