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浙商》实习记者 朱健
期货市场正在成为金融危机中的一个异类，同比去年增长逾50%的成交量让人咂舌。不仅如此，促进以期货为代表的更多金融衍生品市场繁荣的信号，更是从业界和政府两个层面同时传递出来。
在2009年10月24日中国（杭州）期货产业大会上，浙江期货行业协会会长、浙江永安期货经济公司董事长施建军在面对《浙商》记者时，就这一双重命题发表了他的专业见解。
《浙商》：金融危机造成整体经济的低迷，而全国期货市场的成交量却同比增长了50%以上，这是什么原因？
施建军：去年同期，大家对市场的分析一度悲观，认为成交量将下跌30%。然而实际情况超乎预期。今年的增长原因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螺纹钢等新品种的上市，成交量比较大。第二是金融危机中基础工业品价格的波动，使更多的企业需要期货的套期保值工具来规避价格风险。第三是中介机构、期货公司加强了营销服务。最后一点是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变和政府的支持，“金融九条”明确指示要aihuau.com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以服务产业、服务国民经济。
《浙商》：目前螺纹钢的成交额已经超过了铜，作为一个新品种，它已经成熟了吗？
施建军：一般来说，一个新品种有3到5年的成熟期，看起来钢期货的成长速度超出预期，其实没有。第一，钢期货早先有过。第二，钢材的远期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变相的期货机制。第三，钢期货的“群众基础”好，现货企业最多，还有广大的贸易商本身就是投机者。所以这个不值得奇怪。以我们永安为例，半数多的持仓客户就和这个钢铁产业有关。国内钢铁的产量和销售量都是全世界第一，它的市场容量预期还将会进一步扩张。从另一个角度讲，在这么大的成交量下，上海期货交易所一直保持平稳交割，说明中国期货市场能够应对大的风险。
《浙商》：目前存在的一种担忧是，企业参与期货是否会担上“不务正业”之名？
施建军：企业确实会在意这个名声，但不会特别在意。中国期货市场迄今虽然仅有十九年的历史，但它规避价格风险的功能却已有所体现，社会认识也有所改观。而且，国内期货做的最多的企业是央企。它们受到的监管最严格，但仍然能参与期货市场，那么民企的忧虑就更显得多余了。况且期货交易正在成为它们市场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中粮集团，如果不进行套期保值，那么多大豆的买进，风险怎么处理？这是事实。
《浙商》：除国企外，上市公司参与期货的也不少？
施建军：对于期货公司，上市公司是优质客户，但是客户开发周期长、难度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导致其操作更加审慎，否则将引起股价变动，所以许多上市公司是通过旗下子公司参与的。总体上看，非上市公司客户参与数高于上市公司，但参与进来的上市公司的操作水平高于其他企业。因为它们对治理结构、人才培养比较重视，同时因为受到的严格监管，操作也非常小心。
《浙商》：相对于自身身份归属，企业关注更多的，是不是如何与期货结合的问题？
施建军：对，这也是我们期货公司所要考虑的。期货公司为企业提供配套的服务，包括市场调研、方案设计、实际运作，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同时，企业也并非盲目。企业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机制也已建立，防范风险的意识也在加强。
《浙商》：期货公司如何为企业提供相关的帮助？
施建军：这包括三方面：一是共性的推进，二是对现货企业和投资者的个性培训，再就是客户交易过程中实时的服务。可以这样讲，杭州是全中国期货培训频率最高的地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在这个土壤上，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期货公司，都是一种荣幸。
《浙商》：政府在推动期货市场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施建军：期货市场需要现货企业、期货公司和政府的共同推动。站在期货公司的角度，某种意义上讲，期货市场开发要先开发领导。以浙江为例，它的金融行业（证券、保险、期货）市场份额占全国的10%，而期货单项就占据全国17%的市场份额。这一方面源于实体经济的活跃，另一方面，要归功于当地政府的投资引导理念。
《浙商》：政府推动期货市场发展的出发点是什么？
施建军：争夺定价权。比如说大豆，南美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是全球大豆期货都在芝加哥交易所交易，它就决定了全球价格。同样的，如果说全球的钢材期货交易集中在上海交易所，那么相信中国就能够掌握铁矿石谈判的主动权。所以，政府提出期货要服务国民经济，就是要使中国期货市场成为某些品种的定价核心。这个宏观议题与微观层面的套期保值相结合，就将逼近期货价格发现、回避风险的本质属性。
《浙商》：然而期货作为回避风险的工具，在市场投机者看来其本身的风险却“猛于虎”？
施建军：期货的保证金制度，决定了任何风险偏好的人，都能找到期货的风险曲线与其偏好曲线相结合的适应点。期货的另一奥妙在于做空机制。相对于我们的股票暂时只能做多，期货品种的涨跌都可以为投机商带来收益。应该说，它的风险与收益是对称的。
《浙商》：期货发现价格的功能，如何得以展现？
施建军：期货市场使得整个社会资源更加有效率。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资源的有效配置建立在价格公平公正的基础上。
期货品种以基础工业品为主，它的上游生产企业相对产业链中下游而言是寡头，容易形成合谋。在没有期货之前，在基础工业品的生产、经销、加工的产业链中，定价能力最强的是生产商，最弱的是经销商，有一定议价能力的是大的加工企业。有了期货后，集中交易使定价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和品种完全无关的投机商都在参与，定价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完成。这种模式中，寡头不再是价格的制定者，产业链上所有的企业一并成为价格的接收者。同时，市场对信息的吸收面更广、更快。
以轮胎特保案和美元贬值为例，全球市场在短时间内都有了反应。实际上，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就是创造了一种类似完全竞争市场的机制，并且这个机制中动态的商品价格能够被生产商、贸易商、加工企业乃至投机者所共同接受。
此外，在比较意义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意义更大。证券市场发现的是企业资产的价格，期货发现的是商品的价格。企业价格正是通过对商品的输入、加工、输出进行控制才得以提升的。
《浙商》：目前国内的期货市场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
施建军：我认为期货公司的业务创新，包括资产管理、境外期货等业务有需要改进之处。
首先，中国作为后发优势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来，财富急遽的增加。十七大提出了资产多元化，收入多元化，需要资产增值保值的概念。国内目前的期货概念尚限于商品期货。世界上的衍生品市场，一是商品，二是金融期货。其中90%以上是金融期货，包括股指期货、利率期货、汇率期货。
我认为中国要继续走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发展这些金融衍生品是必须的。这方面不能再等了，要尽快开始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进行试点运行。因为企业的需求迫切，特别是浙江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总会碰到汇率问题。美元汇率老是变化，他们没有汇率期货工具，那么风险就难以规避。
《浙商》：你是指在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仍需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
施建军：对。虽然美国因金融衍生品泛滥出问题，淡中国如果不搞信贷资产的证券化，照样会出问题。目前银行按照存贷比来管理信贷资产，如果不盘活，所有风险都将集中在银行。分散风险唯有靠信贷资产证券化，把风险分摊给愿意承担风险的人。现在大家都有钱，大家分摊一点，即便出了问题也不会动筋伤骨。所以，衍生品某种意义上讲是整个经济运行的保险。当然监管是一个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我对此的建议是参照期货市场的形式，实行场内集中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