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的八条 唐绍仪的沉浮



雪珥

    “唐僧”当然不吃素,这是全大清国的领导干部们都知道的。如果谁居然不知道,那就说明他的政治基本功太不扎实。

  “唐僧”大名唐绍仪,大清国正部级领导干部,后来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时人多在日记、书信中用隐语“三藏”称谓之。

  唐绍仪和唐僧一般生得十分端正,而且据说身高在1.80米,以此伟仪出任中国外交部长乃至总理,当然很能为国争光。

  “三藏”不吃素,而是杂食、通吃。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他熟悉美国式的政治“西餐”,民主、文明不离口,令美国人爱煞乐煞,《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大报,也时不时刊发有关他的报道。“西餐”之外,唐绍仪照样对中国特色的权力烹饪颇为拿手,烹煮煎炒,左右逢源。

  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从来就不缺风派人物,但风派人物真做到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则唐绍仪绝对可算是凤毛麟角。

“唐僧”下课

  1909年对于“唐僧”来说,有点流年不利,风向不好判断。

  开年的时候,他正好在美国忙着外交大事,一是为东北的开发开放争取美国援助,二是响应德国皇帝的号召,争取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这两件都是全球瞩目的大事,因此,当唐绍仪在1908年的秋天率团到达美国后,美国报纸就一直在紧密追踪,《纽约时报》甚至专门刊发了两个整版的长篇报道,配发了唐绍仪的大幅照片。

 唐绍仪的八条 唐绍仪的沉浮
  “唐僧”到了西天,虽然宾至如归,但却只拿到了无字的经书:现实的美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选择了与日本妥协,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换取日本对这一地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承诺(参阅本专栏上期《难产的美国梦》)。

  当唐绍仪在华盛顿的新年钟声中郁闷彷徨时,国内传来惊人消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旗手袁世凯,离奇而突然地因“健康原因”退居二线(参阅本专栏2月16日《袁世凯冬眠》)。

  一周之后(1月8日),北京命令召回唐绍仪。次日,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s Times)等在内的美国各大报,同时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且明确指出,唐被召回,是受到了袁世凯事件的牵连。同一天的《基督教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则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当代中国为年轻美国提供巨大机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将唐绍仪的照片与摄政王载沣的照片并列,并在导读中用显著的字体写道:“袁世凯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

  在袁派人物中,唐绍仪第一个随袁下课。随后,民政部侍郎赵秉钧、邮传部尚书陈璧、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纷纷跟进,或因健康问题退居二线,或因腐败而被“双开”,或因“工作需要”被明升暗降(参阅本专栏8月17日《腐败的跳蚤》、9月28日《“蒙”“瞎”官府》等)。

  大洗牌开始了。

哥们儿袁世凯

  唐绍仪和袁世凯能成为铁哥们儿,是一段洋溢着古典英雄主义的佳话。

  唐是广东人,其父唐巨川是茶叶商,专做外贸,十分平凡,但他却有一个相当不凡的族叔——唐廷枢。唐廷枢是大清国首批外资企业“首代”、著名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之后成为李鸿章大搞经济改革的得力干将,主持或参与了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等,在官场与商场、内企与外企、民企与国企之间,游刃有余,大小通吃。

  托福于改革开放,大清国在内忧外患中放下身段、与时俱进,扩大执政基础,唐家这样的“新兴阶层”,便被迅速地纳入大清国组织人事部门的培养考察对象。唐绍仪12岁那年(1874年),被选为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在那里生活了足足7年。从日后唐绍仪的表现来看,这不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还熟练掌握了将政治作为走秀的美式风格。难能可贵的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唐绍仪不仅没有成为内白外黄、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香蕉”式人物,相反却融汇中西,以其深厚的跨文化修养为基础,以美式作秀为独门武器,迅速在厚黑的大清官场中脱颖而出。

  1881年,年仅19岁的唐绍仪回到了祖国,作为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被派到朝鲜,担任朝鲜海关帮办、德国人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f)的秘书(作为宗主国,当时中国直接掌管朝鲜的外交、海关等事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日角逐让朝鲜为唐绍仪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22岁的唐绍仪因此与26岁的袁世凯相识。当时,朝鲜亲华高官被亲日派打伤,避居海关公署,袁世凯前去探望,正好唐绍仪亲自扛枪,守卫在门口,勃勃英姿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两人结为知交,小袁从此十分关注小唐在政治上的进步,积极提携,一帮一,一对红。更具古典传奇色彩的是,10年后,在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抗日最力的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搬到英国军舰上。

  正是托庇于袁世凯的大力提携,加上本身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唐绍仪在甲午战争后,成为中国首任驻朝鲜总领事,时年33岁;随后又随改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到家乡广东任职;当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他协助袁处理最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务,为袁平安度过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之祸立下汗马功劳。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国家重臣之一,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执掌了大清国最著名的“肥缺”之一。

大肚能容

  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中央决定派唐绍仪率团前往印度,主持对英谈判。自此,42岁的唐绍仪开始“单飞”,当然按照官场潜规则,他依然是袁派人马。谈判十分成功,唐绍仪的外交才干受到朝野更大关注,得到了迅速提拔,继而在外交、国税、交通等方面同时执掌重任。

  唐的工作作风是相当美国式的,雷厉风行,不大给人留余地、留情面,由此也树敌不少。同时,他在个人操守上并不十分严谨。《申报》就曾报道说,唐绍仪在担任副部长时,嫌工资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请求老哥们袁世凯帮忙,把他调回广东去督办粤汉铁路,但被中央拒绝。《申报》评价其“实不外拜金主义也”。

  根据翰林院侍读马吉樟的弹劾,唐在担任邮传部副部长时,“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虽然史料中并没有证据对此证实或证伪,但从唐在1910年出任邮传部第一把手时的表现来看,弹劾内容当不是道听途说。

  根据《民立报》(参阅本专栏9月7日《瞎眼的叹息》)报道,唐绍仪出任部长后,“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唯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时人也记载说唐绍仪“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记载干脆说“唐本骄奢淫佚,无利不为”。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有点狂傲、而又不很自律的唐绍仪,其同僚关系及“群众关系”并不很好,因此《民立报》说,“唐之为人,京官排挤者甚多”,但因为唐个人的工作能力及袁世凯的照应,官位一直坐得稳如磐石。

  擅长公款吃喝的唐绍仪,在政治上的胃口也不错,来者不拒。到了民国,袁世凯当大总统,唐绍仪当国务院总理,几十年的老哥们却自此开始闹别扭,后世的主流史家,多将两人的矛盾解读为人治与法治、独裁与民主的政见之争,其实,唐在骨子里是很有点魏延式风格的,脑后有反骨。与他十分熟悉的叶恭绰,在晚年回忆道: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祺瑞)退位,又劝孙(中山)退位,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

  一贯通吃的唐绍仪在日本大举侵华时,不顾各界的劝说,继续留在上海,与日方颇多可疑来往,最终被重庆下令“定点清除”。军统特工冒充古董商混入其家,用利斧将其劈aihuau.com死,从容撤退,唐可算是清末民初名人中死得最惨的一人。

  江湖有江湖的道道,政治有政治的规矩,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唐的悲剧,在于太缺乏政治信用,随风摇曳,虽然讨巧,却也招嫌,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晚清乃至民国的不端年代,“不择手段”日益成为主旋律,不仅难以觅得值得爱戴、珍惜的同志加兄弟,而且也难以找到值得尊重、致敬的敌人(参阅本专栏8月31日《不端的年代》)。“潜规则”乃至“无规则”成为真正的规则,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则怕耍赖的,刘邦类型的无原则的“痞子”才能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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