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金文化有限公司 周作民资助永利公司二三事



     徐国懋为中国早期著名银行家。1936年任汉口金城银行副经理,1938年在上海金城银行总处办公,兼菲律宾友联投资公司经理,1941年任重庆金城银行经理,1949年任金城银行总经理。此文为徐国懋就其和周作民十多年的接触,并根据周的口述和周在1945年、1946两年日记里所提到事件,阐述周资助范旭东创办永利公司的经过。

  范旭东是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创办人。由日本学成归国后,范旭东先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接着在1917年,他又创办了永利制碱公司,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大规模碱厂。范旭东筹办碱厂,技术方面得力于他的老友侯德榜,资金方面则得力于周作民的支持。

  1921年后,永利直接和金城开户,订立透支10万元的合同,透支数额逐年增加,1924-1925年增加到15万元,1926年超过6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尤其对一个基础尚未巩固的企业来说,金城给予这样大的透支,确实冒着极大的风险。为什么金城对永利肯做这样大数的放款呢?这完全是周作民个人的主张。当时天津金城银行里的同人对这笔放款很有意见,但是周作民坚决贯彻他的主张,面嘱津行照做,责任由他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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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制碱成功后,范旭东又筹办硫酸厂。建厂需要资金大约500万元,他又请周作民大力协助,周作民同意金城大量入股。同时,并愿意对上海方面的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作强有力的介绍。范旭东到了上海,和张嘉璈、陈光甫谈,他们都表示愿意支持。永利制碱公司股本原为200万元,1943年3月改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股本为550万元,其中金城、上海和中南三家银行承购了200万元。

  周作民为什么肯冒这样大的风险协助范旭东呢?据我所知,他们同在日本肄业时,感情很好。周作民认为范旭东具有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对他所举办的事业具有信心,因此愿意在资金方面予以大量支援。周作民自永利成立日起,即被选为该公司董事长,直到他1955年去世为止。同样,范旭东也一贯支持周作民,当了多年的金城监察人,直到他1945年病逝。

  有一次我问过周作民范旭东的为人怎样?他说:“范旭东这个人脾气耿直,平时绝少迁就,对人从不敷衍,自信力很强,事业心很重,也守信用。”周作民每逢谈到永利在困难处境时,他如何排除阻力予以支持,总是津津乐道,认为自己“有眼光,有气魄”。他的日记中记载他于1946年年底在重庆会见蒋介石时,曾特别提到他和永利公司的关系,要蒋介石“继续维护”,可见他也以永利的成功而自重。

  周作民一贯是欢喜耍手段的,但是他每逢和范旭东打交道却不如此。范的主观很强,他的事业是从不让别人插手的。周作民虽然担任了一辈子永利的董事长,但对永利的事却从不过问,直到范在重庆病逝后,关于公司的事,永利的负责人才经常和周作民商量,向他请示。

  范旭东在抗战中,曾策划胜利后扩展永利硫酸厂的生产。因此,他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成功一笔1600万美元的借款,但美国方面提出条件,须由中国银行担保。各项条件都已谈妥,回国后,他曾向宋子文提出请中国银行担保,但宋拒绝了他的要求。宋认为所有中国方面向美国的借款,应由他包揽,而范旭东没经过他的手竟然能成功,非常嫉视。因此,范旭东愤恨成疾,于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抑郁致死。

  范旭东逝世的时候,周作民还在上海,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1945年12月初他到重庆,特地到范旭东柩前行礼,不禁痛哭。他在1945年12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约侯德榜、范鸿畴、李烛尘、孙学悟、余啸秋五君午餐,听取永利公司一切报告,……欣羡之余,不胜惭愧。此后关于永利事业之进展,自当尽力助之。”

  周作民在1946年1月底由重庆乘车到成都,特地路过自流井、五通桥参观永利所办的企业。侯德榜、傅冰之领他参观了碱厂、柚厂、电厂及设计图案各室,他感到规模宏大,具有生气,对范旭东、侯德榜深表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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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民营银行众多,最著名的是“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为“北四行之首。

  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创办人,被视为金融界的“不倒翁”。从1917年金城银行创立之日起到1949年止,他连续担任了金城银行32年的总经理,并且还兼任了十多年的董事长。在这三十多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中,金城银行经历了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及敌伪三个时期的统治,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他都能周旋于政、商两界,四方结交,八面玲珑,不断扩大金城银行的业务。

  周作民与熊希龄、冯玉祥、徐树铮、梁士诒一见如故;也与南京政府的黄郛、张群、戴笠等关系融洽;他是陈公博、周佛海、土肥原贤二、川本小笠原的座上宾;也与周恩来、潘汉年相谈甚欢。“为什么他在不同环境中能像‘不倒翁’一样呢?”徐国懋说,“一言以蔽之,他有一套应付手法,能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找不同的靠山。”

  1948年秋季,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通货恶性膨胀,金城银行急剧衰落,周作民疲于应对,更被蒋经国威胁勒索,不得不秘密离沪赴港。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邀请“工商界名人北回”的号召下,周作民于1950年返回大陆,1955年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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