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学校长在光鲜的外衣下常过着“环境乱、任务重、责不轻、待遇低、工作难、百姓嫌”的日子。 北京大学前校长周其凤，因在一些活动中哭、笑遭受讥讽和批评，自己曾无奈表示，当了校长之后，进入了“哭笑不得”的状态。以敢于抗争和试图改革为标志的朱清时被冠以“争议校长”，曾是中国少见的敢于公开和教育部唱反调者。他的勇敢和犀利，经媒体的传播，俨然成为教育界的良心。不过，这位盛名之下的校长，却在中国科技大学内部被私下认为是“称职的学者、不称职的校长”。浙江大学林建华校长更是还未上任时就在网络上遭到校友的质疑。一个个负面事例，不胜枚举。 一个本应受人尊重、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岗位，几乎到了遍受质疑、普遭微词的地步，甚至出现了“想害谁，就让谁去当校长”的冷笑话。是这些校长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或二者兼有之？理想的大学校长什么样？应具备怎样的基本素养和才能？ 因法制不健全和长期形成的社会习惯，中国的大学几乎承担着无限责任，只要和学校有关的事情，学校几乎要一包到底。教职工的吃、喝、拉、撒、睡，学生的学习、就业、心理状态、人际关系等所有的事务或问题，一旦发生事故，相关人、政府、社会统统围逼学校，大学校长好像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准备应付某些突发事件，而且根本无法按责任和法律程序解决。再如，谁都知道大学应静心教育和研究，但现在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教育评估的各种指标，使大学在教育规律和现实体系间备受煎熬。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未能清晰界定责任范围，领导和负责的协调就变成了书记和校长个人的关系问题，不仅影响工作，而且大部分人因此而活得很累。另外，大部分校长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当校长几年很难舍弃自己的学术，不得已只能“双肩挑”。再考虑到大学知识组织和教职工知识工作者的特色，其工作过程和行为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校长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在当下的约束条件下，我们很难根本改变大学校长们的困境，只能依赖个体突破；现行的校长选拔委任制度下，也只能期待合适者的到来。但是，明确校长的责任和素养依然会有助于在位者做好工作。
毋庸置疑，不同的校长各有特色，但理想校长也有一些共同之处。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大学校长，首先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他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这个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钱伟长提出，大学校长首要目标是培养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还有人提出，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关于大学精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下观点可使我们从不同侧面理解大学精神：大学应具“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社会关怀精神、社会的现实价值的示范角色”；大学“育人第一，尊重科学、善于创新，唯才是用、兼容并包，崇尚民主、从善如流，韬光养晦、江河万里”；大学应有“自觉的学术精神，永恒的道德精神，敏锐的时代精神”。 在多年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我认为，从工作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大学校长至少应该做到：①制定愿景，明确理念，准确传达；②确定远大且能实现之目标，持续推进；③将时间和能量集中在发展主题或战略性问题上；④敢于反思、善于冒险，遇到机会快速变革；⑤不惧失败和阻挠，智慧坚守；⑥培育团队、选择策略、营造文化；⑦打造平台、全员参与；⑧建立个人与组织双赢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