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下简称南洋）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清末民国政治动荡、经营环境内挤外压的情况下，顽强生存，曲折发展，成为当时唯一可以与英美烟公司相抗衡的民族卷烟企业。然而，对于南洋最终的失利，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是英美烟草的帝国主义企业的打击，以及日本的经济军事侵略所致，但事实上，外因不过加速了它的衰竭，南洋在管理上本身的缺陷才是其衰竭的致命主因。 淡巴菰入中国 烟草在16世纪中叶由菲律宾传入福建，再在中国沿海、东北、西北和云贵等地区广泛培殖。早在乾、嘉年间，著名学者钱大昕曾有《烟草》小诗：小草淡巴菰，得名盖未久，始自闽峤间，近乃处处有。诗中所谓淡巴菰一词，即烟草（tobacco）的音译。烟草不但在本土极为普及，也十分受旅居海外的华侨的欢迎，成为我国一种重要的输出商品，赚取了大量外汇。以1898年为例，其输出产值已高达3839240两。 1880年，本萨克（James Bonsack）发明了卷烟机器，它可以把定量的碎烟叶置于圆形的纸卷中，然后用刀将其切成合适的长度的卷烟（cigarette）。新式的卷烟机在美国发明，被认为是烟草业的重大技术革新，商人杜克（James B. Duke）随即预见利用机器生产的纸烟将会全面改变全世界烟草业的消费市场，立即与本萨克签订合作协议，并筹集巨额资金，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不久，杜克成立的烟草公司与英国同业由激烈竞争转为合作，终于建立了托拉斯英美烟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在整固原有市场后，英美烟公司便迅速开拓海外市场的业务，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广大市场而受到杜克的高度重视。 1898年，第一个在华推销英美烟的经销公司是上海美商老晋隆洋行（Mustard & Co），由买办邬廷生等人悉心经营。次年，杜克选派了费克斯来华调查和推销卷烟。费克斯在邬廷生的陪同下走遍附近城乡，利用当地的水、旱烟业经销商，组织销售网络，成立上海烟公司。随后，联同这些经销烟行，成立烟业大同行，统一经销他们的卷烟。到了1902年，总公司派来了新的大班汤姆斯，他全面控制了上海烟公司，并将大同行变为负责销售的分支单位，使其无权过问上海烟公司的决策。随着销售网的迅速扩大，各烟类的进口额也急增，由1895年的279276两，上升到1905年的6348902两。由于是年美国限制华人入境，导致广州“马潘夏事件”爆发，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群起抵制美货。为填补所需和减少因大量洋烟进口形成漏卮，部份华人遂开始自行筹创办卷烟工厂，如盛宣怀和刘树森的上海三星烟公司。除三星公司外，华人创办的较大烟公司还有上海的德麟、北京的大象和天津的北洋等。 南洋烟草曲折生长 简照南，1870年生，广东南海人，17岁时随叔父简铭石去香港经商，后在日本神户自设东盛泰商号。简玉阶系简照南的二弟，比哥哥小5岁，1893年随兄去日本学习经商，经过几年艰苦创业，事业有所发展。1905年发生抵制美货事件，当时在香港经营怡兴秦商号的简照南兄弟，积累了数万资金，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决心创办烟厂。最后，除叔父简铭石外，香港和越南一些合作的商人也一起出资，终于在当年创立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资本为10万元。然而，由于资金和技术有限，公司在初期发展缓慢，后经慢慢摸索，得出经验，改进质量，才遂渐获得客户的欢迎。但是，在扺制美货风潮结束后，公司受英美烟的恶性攻击和排挤，终于因经营困难，在1908年被迫清盘。 鉴于这次失败的主因在资金和技术上，简照南并不感气绥。为了要继续坚持下去，他请叔父出资8万元，将原有厂房、设备及相关物料全部购下，并于1909年2月易名“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定股本为13万元，在香港注册为无限公司。重建初期为了改良质量，南洋只进行小规模生产。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因华侨爱国热情高涨，南洋烟深受群众爱戴，销售日见畅旺。为了精益求精，简照南亲到日本研究制烟方法，在质量上愈见优胜。 由于上海是全国工商业的中心，简氏遂在沪设厂，并增资100万，向农商部立案。因应需求和销售急增，单以上海厂的盈利而论，由1917年的40万元急增到1918年的80万元。到了1918年3月，改为有限公司，额定资本500万元，除以原资本及溢利抵换公司股份260万元外，余额按旧股均派。新公司易名为“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并规定股份不得转让给外国人。为加强销售和原料供应，南洋在全国重要城市和南洋多设分支机关，并在山东、湖北、安徽等省加强选购烟叶的工作。此外，南洋也开始设厂生产卷烟纸、包装纸等物料，以确保整个生产过程的质量。事实上，南洋从烟叶收购到地区分销的产、制、运、销各阶段遂渐形成纵向联合，对南洋的持续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与不少的民族资本企业相似，南洋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获得较佳的发展。历年盈利亦有所增加。为扩充公司规模，简照南多年来往往将利润再投资于公司之中。因此，南洋的资产迅速增加，形成一段投资的高峰期。为配合公司的急速发展，在1919年5月，董事会再次决定招新股，集资本1500万元。这次决定属于策略性招股，从股权分配来看，简氏家族占60.6%，持有500股（每股20元）以下的散户占27.84%。其余11.92%为其他107人所占有，当中有25人是新公司的依靠对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黎元洪（北洋政府总统）、周寿臣（香港东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中央银行理事）、陈炳谦（英商祥茂洋行买办）、陈廉伯（广东汇丰银行买办）等等。加入这批政商名人为股东（有些也担任董事），对公司的地位和发展均有裨益。 纵观自1909年至1919年间，南洋资本从13万元急增到1500万元，由被拍卖重组到1920年盈利达251.9万元。这个业绩充份说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一个不平凡的十年，这是民族企业的一项辉煌纪录。南洋在这个阶段的成功与简照南艰苦奋斗为实业救国的理想不懈打拼的进取精神是分不开的。 盛衰背后的管理之困 自从简照南在1923年去世后，南洋由简玉阶掌权。不久，公司的内部管理和经营策略就出现不少问题。事实上，南洋自1925年“五卅惨案”引起的排外运动高峰后，民族主义企业的策略再也打不响，同时，企业管理不善以及外围因素的转变，使得南洋开始由盛转衰，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南洋更被宋子文为首的官僚集团入主，打破一直以来由家族经济的模式，简家成员被排出权力核心，自始南洋一蹶不振。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南洋失利是英美烟草的帝国主义企业的打击，以及日本的经济军事侵略所致，但据笔者研究，除了外在因素外，公司过度扩充、有利因素相对被消化、管理不善、高昂的政治交易成本等内在因素才是南洋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 业务过度扩充 南洋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盈利增加，已经积极扩充业务，而投资项目可分为两大类。第一，是与烟草业务相关的横向及纵向扩张，当中包括收购收烟站，投资中美烟草以取得美国烟草，又有投资印刷公司、广告公司一类。第二，是投资烟草业务以外的项目，包括银行、保险以及地产等。若略加分析这些投资，就会发现过度扩充是公司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第一类而言，南洋的固定资产和生产工具由1923年的850万元增加到1928年的1330万元，增长率接近60%。不断增加投资给实力相对弱小的南洋造成具大的财政压力，影响公司的盈利。有资料显示，南洋的盈利由1923年的408万元急速下降，到了1927年，只有28.7万元的盈利，而1928-1929年更连续录得两次巨额亏损，合共损失了近545万元。根据相关资料记载，1928-1930年间，有6项原先投资的项目停工，反映出之前的投资失误，当时的年盈利率为-21.35至-2.04%。 这些数据显示，在南洋大肆扩充的同时，盈利非但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反而呈收缩的表现。在1927年国民党政府临时把烟统、印花税增加至50%之后，南洋更显示出衰退局势。国民党政府的新措施确实不利于南洋等民族企业，而倾斜于实力雄厚的英美烟草，但相比于1923年简照南过世后企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这些政策不过是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而非企业衰败主要的因素。 南洋的第二类投资即地产投资，也过度扩充，是公司转衰的致命伤之一。在1920年，南洋地产投资占公司资本总额18.4%，到1927年已达44.5%，到1937年一直维持40%以上。其它事业的投资，虽给南洋带来一些非经常性收益，但却令烟草事业的盈利出现倒退，加上第一类的投资未能有效提升竞争力和减低成本。这两类投资终于导致南洋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动摇了南洋原有的基础。 简照南于1923年离世，南洋内部管理问题丛生，而在企业的灵魂人物离世之际，南洋还以进取的策略大幅增加投资，无疑是以倍数的比例增加其投资风险。由此可见，1924年后企业盲目扩充，是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
再者，南洋在这个阶段的扩充，并非只集中在纵向合并或横向合并，投资的目的也不是确保供应或利用规模经济，而是积极地走向多元化，投资在银行、保险等与本身业务无关的领域上，又在未取得稳定收入前，就买入大量土地，增加长期的固定成本，不利企业健康发展。这都反映了企业领导层未能订定明确的企业策略，在此可窥见其由盛转衰的端倪。 相对优势被市场消化 南洋成功的最大优势是民族主义因素，趁着民国初年的国货运动，加上公司管理层的努力，南洋成为足以与英美抗衡的民族企业。但是，到20年代后期，南洋盈利滑落，与相对优势被消化有关。 一方面，主要竞争对手改变市场策略，南洋未能有效应付。外资的龙头企业英美烟草公司，经历了十多年与南洋竞争后，深知南洋的优势是民族情绪，英美为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遂力图改变公司形象，把公司所生产的部分品牌的外国色彩淡化。例如建立了最具规模的分公司永泰和烟公司，永和泰还包销了畅销的红锡包，永泰和的兴起，大大加强了英美的市场优势。相反，南洋未能做出有力的反应，因而遭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是南洋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方面，同类企业逐渐兴起使得南洋的市场被分割。19世纪20年代有不少有以民族主义为口号的公司兴起，例如华成烟草公司、福昌烟公司等，均在上海等地有很大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与南洋同类型竞争者，而南洋又未能在市场定位上下功夫，以致削弱了其相对优势。 南洋本身的独特性是民族企业，目标客源是民族主义者，理应在1925-1937年间民族主义日盛的环境下有更大的优势才是，何以会被经过重新包装，淡化外资背景的对手有机可乘？原因很可能是与企业定位不清，宣传策略不明等因素有关，以致其未能突出自身品牌的特点，或区分与竞争者的差异？还是一直以来，我们把民族经济主义对企业的影响力高估了？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内部管理不善 南洋最大的致命伤是管理不善，未能摆脱传统的管理方法，任用亲属掌握要职。例如，简照南的长子简日华未经详细的研究，就被美国商人利诱，一下子就签了一张2000万的合约，由美国运烟草来华，结果与公司市场策略未能协调，几乎把公司拖垮。这完全反映了家族企业的特性，主事者往往是靠血缘关系，而非能力。按照科斯理论（Coase Theorem），企业活动在于包括寻找最适交易对象的成本及寻找交易目标物的成本，那么必须要由专人来负责合约买卖以减少费用，而中国文化却最重视社会关系网络，用人唯亲，选择交易对象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念，找了一家销售手法不良的美商来交易，以私人关系为考虑，往往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此外，南洋内部贪污风气相当严重，例如，简照南五弟简英甫曾多次出卖公司利益，但因属简家核心成员，最后还能留在董事会中兴风作浪。其余还有1928年江、浙、皖三省营业处处长事件，1934年港公司督理陈廉伯事件。此等事件，均反映出当时南洋的管理不善，贪污成风。在经济或企业发展的初期，贪污文化不能完全避免，早期的外商任用中国人当买办，往往会把他们的贪污行为视为正常的交易成本，只要不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往往受到母公司的默许。但是，企业不可能让贪污现象无限扩大，否则便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前途，甚至会带来重大的管治危机。经济活动必须建立在理性考虑之上，但是像南洋之类的华人企业往往用感情任命管理人员，出了事故后这些亲友竟又重回工作位置，制造不寻常的交易成本，结果一次又一次重复犯错。 南洋的管理层争权不断，亲属又将公司资源投放在高成本的项目上，乱打关系，借机取利，可谓损人利已。一次又一次的贪渎事件，大多数是由简家亲属所引发，冲突性质大抵是属于破坏性冲突，对企业组织造成不良影响，而他们的势力遍布公司，加上与整个管理层关系密切，更使公司不能进行彻底的改革，最后公司盈利随之下降。在种种不利因素下，企业亦由盛转衰。 政治交易成本高昂 清末民初政治动荡，民族企业为保持稳定的经营，遂必须担负高昂的政治交易成本。 首先，南洋在与英美烟公司的多次竞争之中，多次被对方利用公权力打击，导致公司蒙受不菲的损失。例如，在1909年以后，英美烟公司常常借口南洋烟的包装颜色、图案涉嫌侵权、影射，迫使南洋烟放弃有关牌子，造成经营上的困难。这是外资利用特殊政治地位，运用公权力借势挟逼，使公司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其次，当时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南洋的经营环境不容乐观，在金价暴涨、统税迭加、停厂数月的1930年，南洋的年度亏损超过30万元，而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南洋竟需要报销许崇智、陈公博等“接济党政”之款共3.3万元。此外，南洋的营业报告显示，在1929-1930年间，在港拨助政治费13万元，及1931年在沪拨交政治费7万元（由行政院长汪兆铭具函证明）。这类非营业开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不断出现，致使南洋烟草公司的经营和盈利不断受到侵蚀。更重要的是这些成本是不能预知，往往无端发生，给企业经营带来不明朗因素，这是民族企业不敌外资的缘故。 内因导致衰竭 在清末民国的一段政治极为动荡的时期，民族企业的经济活动深受政治环境影响。不仅晚清督抚集团、民国时期的军阀和党政要人等政治利益集团在行使公权力时往往对民族企业进行肄意勒索、掠夺、吞占；同时，传统的家长式统治、裙带关系等也影响着新式民族企业的管理与发展。 南洋烟草公司的早期发展，是中国由小农经济步入早期工业化的精彩一页。适逢外国卷烟大量入侵，造成严重的漏卮，在民族企业家简照南的带领和叔父简铭石的支持下，遂开创了公司初期的光辉事业，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中的一朵奇葩。其后，南洋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理应寻找合理的改良方法。然而，其管理文化本身已存在致命因素，造成巨大且不必要的管理交易成本，导致公司由盛转衰，外在因素不过是加速了企业的衰竭而非主要原因。 南洋是当时抱有实业救国理想的民族企业的典型情况，当中涉及到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政治因素等等。我们认为不能夸大外在因素对企业的单向式的影响，更要观察企业的管治质素，事事把民族企业的失败归咎于国内政治环境的转变未免过于片面。若假设上述原因不曾存在，那么南洋就的发展就会一帆风顺吗？根据本文的分析，答案是否定的。简照南过世后，南洋的管理质素和企业文化，即使在经济繁盛期，能否在市场上站稳市场领导者的地位，亦未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