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1910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橡皮股票风潮，大量钱庄倒闭、商家歇业，许多投资者倾家荡产。这场风潮最终酿成“保路运动”，引发了辛亥革命。金融危机总是在人们毫无预期的时候出现并迅速蔓延，一时之间，人们不仅难以明了真相，而且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会发现金融危机是经济体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橡皮股票风潮始末 橡胶在清末被称为“橡皮”，经营橡树种植业的公司则被称为“橡皮公司”。20世纪初，汽车工业的兴起带动起汽车周边产业橡胶制品的生产，国际市场上对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例如美国的橡胶进口值1908年为5700万美元，1909年就急增至7000万美元左右；英国橡胶进口值1908年为84万英磅，1909年便增为141万英镑。 橡胶价格的飞涨，点燃了人们的财富梦想，投资橡胶产业被看成是获取暴利的便捷途径。世界各国投机商都纷纷成立橡胶公司，以南洋群岛为例，短短半年之内就创立了120多家以橡胶生产为主业的公司，几乎全球的投机商人都在为这小小的橡胶而兴奋。 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的增长，触动了各国在上海的洋行。早在1903年，一个名叫麦边的英国商人就在上海创立“兰格志拓植公司”，并发行公司股票，宣传其公司业务是以“经营橡胶园，采掘石油和煤，以及采伐木材为主”（兰格志为橡胶产地名称）。外国在华金融机构都对这家公司极为信任，允许该公司发行的股票在外资银行按照股票面值抵押贷款，使其股票受到企业商户、政府官员以及洋行买办等投资者的追捧，股价扶摇直上。上海其他外国洋行看到炒作橡皮股票利润丰厚，也纷纷在上海开设主业为橡皮经营的公司并发行股票。到1910年《北华捷报》称，在上海开设的橡皮公司有四十家之多，而且很多人由上海汇巨款至伦敦购买橡皮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橡皮股票的大投机中，不少外国银行向中国的钱庄和个人发放了大量用于购买橡皮股票的贷款，同时允许中国钱庄用庄票购买橡皮股票。这使得上海的钱庄主十分活跃，尤其是具有洋行买办和钱庄庄主双重身份的人，更是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大肆进行这种交易，正元钱庄庄主陈逸卿就是典型的例子。 陈逸卿既是新旗昌洋行的买办，又是上海正元钱庄的主要投资人，他充分利用自己洋行买办的身份，得以在与中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调拨等业务往来上占尽先机。他先后游说与自己日常业务往来密切的钱庄，如正元、谦余、兆康、会大、元丰、森源等共同参与橡胶股票投机，还利用洋行买办身份向外资银行“拆款”，用以大量购进并囤积橡皮类股票。在陈逸卿的影响下，正元钱庄也积极购橡皮股票达三四百万两白银，谦余、兆康等十余家钱庄亦有巨额购存。 据日本学者菊池贵晴统计，华商投入上海市场的橡皮股票交易金额约为2600万至3000 万两白银，投入伦敦股票市场的资金约为1400万两白银，国内国外投入资金总额约在4000万至 4500万两白银左右。上海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现金几乎都变成了橡皮股票，使得正常的贸易活动缺乏资金支持，只要国际橡胶市场上出现变化，就必然会对上海经济造成直接的冲击。果不其然，就在上海橡皮股票价格达到顶点时，一场因国际橡胶价格暴跌而引发的金融风暴正在笼罩上海。 从1910年7月初开始，伦敦市场上橡胶行情急剧下落，4月时每磅橡胶价格还高达12先令5便士，到7月底便降到9先令3便士，随后更猛跌到6先令。很明显，股票之后仍然会继续下跌，这一利空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引起了恐慌。当时拥有大量橡皮股票的正元、谦余和兆康三家钱庄，被迫于7月15、16两日先后宣布破产关门，亏欠总额高达500万两白银，而与这三家钱庄关系密切的森源、元丰、会丰、协丰、晋大五家钱庄被牵累倒闭。 外国在华银行看到上海金融市场风雨欲来之势，便对外放出消息，表示要收回全部的钱庄“拆款”，上海市顿时风声鹤唳。外国银行在此时收回全部钱庄“拆款”，不但使橡皮股票价格加速猛跌，钱庄生机全无，还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 上海道出面救市 此时的上海及其近郊，已有几十家的工厂，数十万的工人靠这些工厂维持生计。这些工厂一般都是靠向钱庄申请抵押贷款进行暂时周转，钱庄一旦倒闭，工厂就断了资金来源。这对上海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为此，清政府执政上海的上海道蔡乃煌心急如焚，他亲自出面试图缓解金融市面危机。他向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九家外国银行借款350万两，另由上海道官库拨借官款300万两，借给几家主要的银号和钱庄，如源丰润银号、德原、原吉等钱庄，暂时缓解了上海市面的流动性紧缺问题。 1910年9月，到了清政府每年向外国赔付庚子赔款的时候，当年应由上海承担并支付的是190万两白银。由于暂时转借给源丰润等钱庄作为周转之用的官款一时无法收回，上海道官银库竟然是空无一文，而上海市面因正元等钱庄破产造成的紧张局面还在持续，上海道蔡乃煌因此请示清廷度支部“饬大清银行拨二百万两以救眉急”。不料遭到清廷度支部的严厉反对，并极力建议清政府对其予以革职处分，并限其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缴清。在这种压力下，蔡乃煌只得向源丰润钱庄等银号追还全部借款。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再次迅速处于枯竭状态。 源丰润是转借上海道库官款的钱庄中的一个大户，由宁波富商严信厚、严义彬家族经营多年，资力实力非常雄厚，在金融业内拥有极好的信誉。由于上海道蔡乃煌一再追逼归还官款，源丰润最终不能承受资金极度紧张的压力，彻底失去周转余地，于1910 年10月8日正式宣告破产，亏欠款项公私总额达2000多万两。同时，它设在北京、广州、杭州、宁波、厦门、福州等地的十七处分号也都立刻关门停业，引起了这些城市金融界的恐慌。 上海著名大票号义善源在源丰润银号破产事件中已是深受其害亏损严重，经股东李经楚以资产抵押方式向交通银行借得一笔款项虽暂时度过难关，但仍是在苦苦支撑，到了1911年3月，义善源最终宣告破产，负债总额达1400万两白银。义善源票号的分号遍布全国各重要商业城市，所有分号都随着上海总号的破产而关门歇业，使往来客商大都血本无归，损失惨重。 1910 年的清末金融市场先后经过“正元三庄”倒闭、“源丰润银号”破产、“义善源票号”关门清盘轮番打击，资金流动性极度紧张，这场由橡皮股票投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国范围内深度蔓延已是势不可挡，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 危机引发“保路运动” 1911年，时人评论这场危机：“自去年橡皮股票惹起市慌，一时风潮所及，震动全局，倒闭者有之，收歇者有之，驯至今年，则只存三十余家，比较上年减去十之五六。”而这场风潮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在这次风潮中，清末金融业所应承担的资金融通功能几乎陷入完全停顿的状态，它的停滞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经济运转。 上海的金融业大多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一直是全国各大商业港口贸易的重要资金供给者，上海的危机自然严重影响到外地的商埠。以北方为例，1910年大连的野蚕丝及野蚕茧出口额较上年减十分之三，究其根本原因，以往烟台缫丝局所用的资本一向是由上海的商人提供，如今上海资金紧张，直接导致贸易规模缩小。 对于民族工业企业来说，危机引发的资金短缺直接关乎其生死存亡。当时《时报》报道，总资本只有50万两白银的“海州海丰面粉公司”贷款总额高至 40万两，因“各债户屡次催逼而濒临倒闭”。当钱庄资金流动性紧张时，便向贷款客户紧急追讨贷款，有的企业主因为筹不到欠款，只得卖掉企业还债，还有更多的企业因运营资金流中断，被逼停产。 本次金融危机还产生了一个对清廷来说是致命的事件——川汉铁路公司倒账事件。川汉铁路公司有大笔集资款项存于上海“正元三庄”，危机爆发钱庄倒闭后，公司大部分款项血本无归，据清廷邮传部调查，川汉铁路公司股款存于上海钱庄共计有350万两，而倒款就有250万两之多。 川路公司的股东收到倒账的消息后群情激愤，要求四川总督赵尔丰帮助追讨，赵致电上海道蔡乃煌请求协助，蔡在回电中称正元、谦余钱庄欠中外商款数百万，外商先来请追，借款先偿还外商。之后，川汉铁路董事局发出公电:“……华洋同是血本，筹还应归一律。查条约，洋商被倒，国家只能代追不能代偿，此端一开，贻祸无穷。现全川股东异常愤激，纷纷呈诉政府，同人受股东委托，誓以死争……”事件之后的发展出人意料，1911年5月，清廷决定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向外国借债修路，同时宣布对川汉铁路倒欠款项概不负责，此行为遭到川汉股东们的强烈反对，要求政府取消外国借款，并由四川商办铁路，清廷驳回，之后股东要求退还全部股东股本，也遭到清廷的严厉拒绝。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铁路收归国有，当把所有路款归还于民方为正理。”面对清廷的强硬态度，四川商民组织“保路会”，以保护川汉铁路为目标的“保路运动”迅速在全川乃至全国蔓延，最终竟成就了辛亥革命，彻底结束了清廷的统治。 回溯历次风潮
橡皮股票风潮并非清末唯一一次金融危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地区曾发生过多次较大的金融恐慌，比较典型的有发生于1872-1873年、1878-1879年以及1883-1884年的三次。 上海第一次金融恐慌发生在1873年冬，此时，欧亚大陆间的交通、通讯方式有了很大的进步。1871 年和 1872 年，英国制造品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运进了中国。两年中输入上海的洋货，均在5700万两以上。1871 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果是入超约近300余万关两，对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已产生了影响。 到1872年，伴随着进出口数值上升的却是市场贸易成交量的停滞和减少。大量的商品积压在商人的库房，占用了大量流动资金，至1873年，滞销现象更加严重。丝、茶等货物的滞销直接影响到钱庄无法收回在年初贷出的资金。1873年年初，市场上的资金周转就已开始困难。当时上海钱庄对外放款的资金，大部分是依靠外国在华银行的信用贷款（即“拆票”），其数额经常在上百万两白银左右。在这关键时刻，外国在华银行不仅拒绝贷款，而且要收回已经贷出的信用贷款，这使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瞬间枯竭，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都陷入了混乱局面。到1873 年底，上海的商号倒闭了五六十家，亏损达200万两。到1874年初，开业的钱庄还不到1873年的一半，大部分钱庄都破产了。 发生在1878-1879年及1883-1884年的金融恐慌和1873年恐慌的情形大致相同，外国在华银行在市场资金供需紧张急需大笔资金补充流动性时兴风作浪，导致大批的商号、钱庄和票号倒闭关门，尤其以1883-1884 年的恐慌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影响至为深远。到1883年底，上海大钱庄由七十八家骤减为十家，行号商铺倒闭高达三四百家，贸易降至冰点。这次恐慌不仅局限在上海，还扩散到其它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商业城市，这次恐慌之后中国的钱庄、票号对外国在华银行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加深。 1872-1873年、1878-1879年以及1883-1884年爆发的金融恐慌充分暴露了清朝金融体系的严重畸形和承受金融风险能力的脆弱，并初步暴露出金融市场货币供给短缺的迹象，从而为1910清末发生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白银供需失衡是根源 罗马城非一日建成，金融危机的发生也非一朝一夕之功。清末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根源是其持续多年的货币市场供需失衡。 一方面，白银供给减少。在白银作为中国主要结算货币的背景下，从1877年开始对外贸易年年入超，导致中国的存量白银持续大量净流出，这是金融通货供给减少的一个诱因；大量外债本可以补充货币流动性，但清廷的外债不仅没有现金的净流入，反而在外债收支相抵之后，每年都形成了现金的净流出。在 1900-1909年的十年间，几乎都处于现金净流出的状态，平均每年多达两千多万两白银，十年累积数额更是惊人，这是造成金融通货供给减少的另一个诱因。甲午战败之后的十多年里，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财政支出结构又极度不合理，军事支出和对外偿付赔款占据了财政支出的大部分，政府可以投资于社会实业的货币资金少之又少，这也形成了对市场货币供给的减少。 而另一方面，对货币流动性的需求却与日俱增。1895年甲午战后的十多年，中国进入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步阶段，民间工商业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大量需高额投资的厂矿企业在这段时期集中设立，企业所需的资本金和运营资金形成了对现金流的极度渴求，产生货币供给的需求压力。 清廷货币发行制度紊乱，后期的币制改革又引发“铜元危机”，使得铜元急剧贬值，白银相对升值，也加剧了对白银供给的需求。供给一直在减少，而需求却一直在上升，这种货币供需失衡的状况在甲午战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在累积，直到1910年上海橡皮股票投机事件在短时间内从市场上抽走了大量的流动性，导致市场的货币流动性瞬间降至冰点，货币供需失衡的压力也达到极致，终于引爆了1910 年的金融危机。 为了彻底解决货币流通混乱不堪的问题，清政府终于下定决心从根本上改革和统一币制，1910 年 5 月，清廷正式批准《国币则例》，规定：“国币单位定名为元，以银为本位，以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九成的一元银币为主币，另铸各种小银币、镍币、铜币为辅币。”同时，也颁布了一些关于发行新货币和回收旧货币的一些具体措施，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橡皮股票风潮最终演化成严重的政治危机，至 1912 年清政府被迫走下政治舞台，它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完成它的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