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政治上，大家也许认为只要打破一党统治，就可以形成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但研究过开放社会的人根据现实得出的结论则是，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会带来开放的社会，而可能会进入崩溃—瓦解的持续循环过程，是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因为开放社会受到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过分的自由、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的失败；二是教条思想、独裁主义者，或是各种各样的极权政权。过多的自由和目的的缺乏反而会激起人们对教条思想的渴望，弱势政府也会对自由造成威胁。 大家可能会认为大政府必然会导致不自由，但事实也恰恰相反，在当今世界，北欧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但是北欧国家却是公认最自由的，就连美国最保守的基金会也将北欧评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在北欧，政府官员一二十年都没有一个人贪污，总统出门都不带保镖，这与集权政府的高腐败，秘密警察制度完全相反。如果认为北欧这样的福利社会会出现独裁，那才奇怪了呢！相反我们看看美国和索马里，在美国一直以小政府自居，号称是最自由的，但是美国这种小政府反而带来了人民的不自由，美国的情报和国家安全部门是最庞大的，美国公民的每一个电话，邮件，甚至网上搜索或是网络阅读都受到监控，美国的安检是最复杂的，美国人随便发表一个抱怨性言论，或是仅仅搜索了某个关键词，就可能被当成恐怖分子遭受盘问，这在其他国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索马里就更自由了，没有政府，也没有税收，按说应该是最幸福的国家，但索马里无论按什么国际通用的指标来衡量都是失败的国家，相信也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喜欢生活在索马里这样的国家。 大家可能会只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奉行自由主义，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其实奉行自由国原则的只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而实行莱茵资本主义的国家比如德国，瑞士，奥地利、北欧等全部奉行社会国原则。比如“社会国”原则是德国宪法的第一原则，是德国最根本的宪法原则，而在经济上他们则信奉“社会市场”经济，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目前奉行这些原则的德国和北欧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地区，也极少发生经济危机。而信奉自由国原则的英美则发展的并不尽如人意，而且危机连连。 人们可能想当然的认为自由主义是民主、人权的盟友，但完全相反，自由主义者往往是民主人权的敌人，比如哈耶克号称自由主义者，也是中国很多自由主义者的精神导师，他的自由主义却相当特别，概括言之，那就是高福利保障不了自由，从林法则才能保护自由，人权保护不了自由，自生自灭才是自由，这些自由主义者不但不是民主的盟友，相反他们信仰的是法西斯主义，是民主的真正敌人。比如哈耶克一直是很多独裁者的座上宾，哈耶克著的《自由宪章》就是一本专门诋毁民主的书，他曾经这本书送给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并附言：你看了我这本书，你就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这些极端自由主义者其实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大家可能会认为西方的进步是靠的民主、宪政和多党制，但其实历史恰好相反，这些措施导致了政府的软弱和利益集团的强势，直接结果就是阶层利益的固化，不但没有促进社会进步，反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进步只能依靠灾难驱动和人民的抗争， 比如美国历史的每次进步都与灾难相伴随，在几次重大的进步之前都有一个总统为之牺牲，为了制止政党分赃，牺牲了加菲尔德总统；为了国家的统一，牺牲了林肯总统；为了进步运动牺牲了麦金来总统；为了民权法案的出台牺牲了肯尼迪总统，为了将货币发行权收归国有，更是牺牲了六位总统。 除了灾难的驱动还需要底层人民长期的抗争，比如美国是各种人民运动非常频繁的国家，比如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文官改革”运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出现了“进步改革”运动，进步改革运动又包含“市政改革”运动、“新闻扒粪”运动、“城市美化运动”等很多小运动，上世纪三十年代又出现了罗斯福的“新政改革”运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民权运动、“伟大社会”运动，宗教大觉醒运动，而这些运动都是持续时间较长，至少十年以上，而且影响巨大的运动，而像“占领华尔街”运动、越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反战运动等更是多如牛毛，不胜累举。美国各种政治运动非常频繁，一方面是民主的体现，也说明美国改变很难，需要长期的抗争才能有所改变。 而政党在美国历史上几乎很少起到什么正面作用，长期以来都是分赃政治的根源所以，而且很多民主的设计者们如美国国父，从根本上就是反对政党存在的，他们对于政党或深恶痛绝,或鄙夷不屑,或心存疑惧,把政党看成政府“最险恶的敌人”(华盛顿语)、“最可怕的灾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语),把党派精神说成“施政者的最严重的堕落”(托马斯·杰斐逊语)。托马斯·杰斐逊为了同党派意识划清界限,甚至这样说:“如果非得同政党一起才能进天堂,我宁可不进天堂。当时的舆论也普遍反对结党,连反对宪法的反联邦派也一致认为党派是邪恶的，而多党制的形成只是利益争斗的结果。 另外宪政在历史上及现在相当长时间，也都是阻碍美国进步的，如：1857年最高法院否认黑人具有公民权，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线；1883年宣布国会《民权法》违宪；1896年提出的“隔离但平等”原则，为美国社会的种族隔离制度奠定了“合宪性”基础；1905年宣布限制工时违宪；1919年认定反战言论有罪；20世纪30年代初，罗斯福为克服经济危机“新政”政策，也多次被宣布无效。在十九世纪末期，最高法院更是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所绑架，不少法官都服鹰于这一思想，他们认为劳动立法，如规定最长工作时间，是对“合同自由”和私人财产权的侵犯。美国宪政史研究表明，美国建国200多年中，其实也只有沃伦法院这短短的十六年是明显的表现为进步，当代美国人所引以为豪的成就大多是在这短短十六年内取得的，而其他时间大多表现为保守，甚至是反动。美国的进步从来就不是靠宪政的推动。 大家可能认为是民主打败了腐败，但现实完全相反，民主不但不能治理腐败，相反会加重腐败，真正打败腐败的“福利社会”。 比如欧美所谓民主国家，在早期也是非常腐败的，那个时候也没有“民主国家”这个词，“民主国家”这个词是二战之后才广泛流行起来的，当时的政治学者将这种多党政治称为“政党分赃制”，或是翻译为“政党分肥制”，当时的西方多党政治最核心的就是“分赃”，腐败几乎接近于掠夺，议员可以买卖，职位可以私分，每次政党更替都是政党分赃的过程，即使直到现在美国总统可以分配的职位仍然高达六七千个，其中驻外大使等都是经常用于分赃的肥缺。真正让腐败消失的是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这才让腐败得到了极大的抑制。福利社会建成了，所谓民主的优势也才发挥出来，其实这根本不是民主的优势，而是福利的优势，他们是盗用。 其实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福利的民主，一类是没有福利的民主，那些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毫无优势可言，相反很多都成了典型的失败国家，而我们所期待的“政治红利”完全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才有，比如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虽然也是民主国家，但却是公认的腐败透顶的失败国家，而我们所期待的“民主政治红利”其实根本不是由民主带来的，完全是由“福利社会”带来的，只会出现在有福利的民主国家。 而样本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程度与它的福利程度成反比，福利越高，腐败越低，福利越低，腐败越高。北欧、新加坡是高福利国家，腐败几乎绝迹，德法是中等福利国家，腐败极少，英美日是低福利国家，腐败也有，但不多，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排斥福利，腐败一般严重，而中国和印度福利非常落后，腐败就非常严重。腐败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关系不大，只与一个指标挂钩，那就是福利程度。 大家还可能认为落后国家不能实行高福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现在世界知名的福利样板国家比如北欧、德国、新加坡，都是在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建成的，比如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而当时的德国经济还非常落后，还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而北欧建立高福利国家的时候也还没完成城市化，而新加坡则是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福利社会的，这些国家都是当时的落后国家，但他们的福利政策不但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崛起，反而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崛起，帮助这些国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了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至今仍然是世界文明的样板国家。 大家还可能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分配”的问题，这也不完全对，其实大部分民生问题都跟分配无关，有的是制度的问题，有的是社会风险的问题，有的是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制度的问题需要改革解决，社会风险的问题，需要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解决，而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则需要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解决。 比如中国高房价问题就不是分配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分配问题的话，那应该只有少数人买不起，而现在是大多数都买不起，我们经常看到，某歌星，某知名主持人，某副部级干部，某报社的高级记者，他们都买不起房，这就已经不是分配的问题了，根本上是制度问题，住房根本就不应该市场化，住房市场化就注定大多数人都买不起。另外诸如失业，疾病，养老等都属于社会风险的问题，也不是分配的问题，需要靠完善的社保体制解决，而现在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则是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经济发展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类维持生存所必须的产品，技能越来越多，这也就导致生存的成本越来越高，人类越来越不堪重负，这些仅仅靠分配也是解决不了的，必须建设笔者所提出的“低生存成本社会”才能解决。 大家还可能会认为“资本势力”集团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也不完全对，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在很多重大历史关头，往往是开明资本阶层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因为比如德国是世界上最先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的国家，而这却是德国的资本家们率先推动的，比如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这也是在资本阶层的要求下建立的，再比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也是企业的发明，而非政府。即使在当今世界也是这样，在美国照样活跃着诸如巴菲特，比尔盖茨等开明资本阶层，在中国也有宗庆后、董明珠之类的开明企业家。开明资本阶层之所以愿意推动社会进步，是因为他们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一旦社会发生动荡，甚至危机，最先影响到的就是他们这个群体。 与大家的印象相反的是，中产阶层反而是社会进步的阻碍，特别是隐藏在中产阶层内部，其实为“高层阶层”的群体，比如“高级律师”、“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媒体人”，“高级经理人”等，这些人事业有成，能量巨大，收入极高，才是真正的利益集团，比如知名经济学家演讲一小时的收入可以相当于白领阶层一年的收入，而高级律师代理一个案子的收入可以是白领十年的收入，而高级经理人的收入远超中小型的企业家。他们无限制的追求自我成功败坏了社会风气，他们薪资丰厚，反对税收，不愿意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他们足够强势，几乎很少受伤害，不希望建立起社会规范，甚至社会越乱，对他们越有好处，比如经济危机反而会抬高经济学家的出场费，社会混乱会让律师有更多的案子可以代理，社会坏事频发反而让媒体拥有更多的读者，企业经营困难反而让经理人们奇货可居。另外他们力量强大，高级媒体人控制了社会舆论，高级律师垄断了立法，高级经理人占据了社会财富分配的最顶端，这是最能呼风唤雨的一批人。他们赚钱太容易，导致他们无限制的追求自身利益，而他们的利益又往往与社会整体利益相违背。 而一直被各界寄于厚望的基层白领，他们的生活反而很不尽如人意，比如他们在公司从事着诸如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市场策划、财务会计、平面设计、质量管理，计算机，文秘文员，甚至新闻记者，出版编辑等职业，但共同的特点就是工资极低，不仅比技工更低，而且比农民工还低，低到仅仅能够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他们仅能拿到3000多元，而在其他城市或许工资只有2000多元，他们维持这种最低的生活是还是在公司提供宿舍的前提下，如果公司不提供住宿，他们几乎生活不下去。而中国企业基层白领的赤贫化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大企业的工资差距高达1000倍，很多名企高管的年薪可以达到数千万，而普通大中型企业高管的年薪也有几百万，而基层职员的年薪只有几万，相差百倍。 当然笔者写作本书也并不仅仅是批判，而更多是建议，是解决问题，笔者在民生方面笔者提出了建设新福利社会，也既低生存成本社会的建议，其原因就如上面所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更是社会风险增加和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针对社会风险增加，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而 针对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只能通过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来解决，笔者在书中不仅分析了人类生存成本升高的原因，也介绍了低生存成本社会的建设理念，并提供了非常多的建议，这些建议如果能够得到落实，那中国将为人类创新出一条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而在经济方面笔者也提出了不少的建议，中国经济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是经济效率的问题，其次是经济升级的问题，第三是经济风险的问题，在经济效率问题上，笔者主张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战略，因为经济发展关键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那些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举措应该成为中国重点支持的领域，而在产业升级方面，笔者提出了发展精密制造的建议，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在精密制造方面却是落后的，这是中国经济的最后一块短板，也是最主要的一块短板，中国必须将这一块补上。
在经济风险方面，笔者则认为过度反通胀和减税都可能将中国拖入美国覆辙，因为跟大家了解的相反，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危机都不是由通胀引起的，而是由错误反通胀而引起的过度通缩引起的，。比如，1929年的美国是当时世界第一制造业国家，同时也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家，1929年，美国中央银行开始在美国反击通货膨胀，1930年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再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暴涨十倍，西方国家随之出现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开始反通胀，贷款利率高达两位数，结果大批实体经济倒闭，没有倒闭的开始外逃，这也是美国制造业消失的背景。1989年的日本是当时世界头号的制造业国家，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家，1992年日本中央银行全力去对抗通货膨胀，结果，日本经济踏上20年长期恶性通货紧缩。 大家很可能认为货币主义创始人佛利德曼是赞成反通胀的，其实完全相反，佛利德曼本人就是因为发现了上世纪大萧条时，美联储过度紧缩货币，从而加重和延长了大萧条而成名，这是他最大的学术贡献，佛利德曼本人是赞成货币宽松的，美国现在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是根据他的理论发明的。在非战争情况下，市场经济不可能出现剧烈的通胀，而如果经济刚一有通胀苗头，就大力紧缩货币，最终导致的必将是危机。 美国在七十年代反通胀导致实体经济危机之后，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减税，一个是金融自由化，这两个措施虽然避免了美国经济的崩盘，但是酿成了巨大遗留问题，减税导致现在上百年也还不清的债务，而且利息就是极大的负担，，从2014年净利息支出将超过美国用于教育、交通、能源和国防之外的所有其它可支配项目开支的总和。2018年，国债利息开支将超过联邦医疗保险，而金融自由化更大导致了赌场资本主义的横行，将美国推入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大萧条只是企业的危机，而现在美国面临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双重危机。 中国的路子跟美国相似，中国2010年开始反通胀导致2011年15万家小企业破产，直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紧接着中国出现了减税等政策，2013年中国的年度赤字突破了万亿，达到了1.2万亿，为历史最高，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仍然在不断累积当中，当然中国跟美国政治体制不同，政府决策方式，经济治理方式不同，中国不一定遭遇与美国相同的情况，但中国与美国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民粹主义的泛滥，而民粹主义的泛滥往往给巫毒经济学提供了土壤，所谓巫毒经济学就是那些只迎合短期民意，而损害国家长期利益的政策，比如供给学派的“减税+借债”就是典型的巫毒经济学，而对于民众在这方面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也是笔者在书的最后提出要大家做一个懂得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公民的原因所在。 当然我们也没必要过度的悲观，当下的中国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处于外围环境最好的时期，然而正是这种时刻越是应该保持忧患意识，中国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中国的社会仍然矛盾重重，中国民生基础仍然极其的脆弱，特别是我们的人民还没有被现代思想武装起来，他们时时都会受到错误思想的蛊惑，我们整个国家都还没有乱来的本钱，任何一个小的失误都可能将我们的前期积累彻底丧失，因此我们必须慎之又慎。这时，不仅我们的政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