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依赖于可靠的数据，但其提出的政策取向，却是基于不同的经济思想，或叫经济学流派。 数据和判断 9月15日，新华社发文称，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一度于上半年增速连续回落的中国经济，正出现企稳向好趋势。 新华社给出了8大企稳向好数据。 首先是8月份中国官方PMI为51%，连续11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 其次是出口、消费和投资三个数据呈现出进一步攀升态势。8月份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7.2%，增速比上月回升2.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3.4%，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前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3%，增速比前7月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7.9%，增速较前7月加快0.8个百分点。 再次，信贷投放量和发电量8月份进一步反弹。8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7,113亿元，较7月份多增114亿元，8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4.7%，比上月末高0.2个百分点。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7%，增速连续4个月回升。 同时，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10.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为年内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2%，增长步伐继续扩大。 面对这样一系列经济数据，很多经济学家判断，经济回暖向好。国外经济学家和各大机构也纷纷调高中国经济增长率。 新一届中央领导也不断向外界发布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信息。9月3日，在出访中亚四国及出席G20峰会前，习近平主席接受俄罗斯等五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是良性调整的结果。虽然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困难，但问题都在可控范围，我们有能力处理好。 在习主席接受采访当日，出席东盟论坛的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实现7.5%的经济增长目标。9月9日，李总理在英国《金融时报》撰稿说：“中国政府明确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防止过度波动。明确‘下限’是要稳增长、保就业，GDP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7%，再平稳过渡到今年的7.5%左右，既是经济规律的趋势，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明确‘上限’是要防通胀，今年CPI涨幅3.5%左右。使经济运行保持在这一合理区间，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可以给市场和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 李总理认为，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5%的调查失业率和2.4%的通胀率，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 然而，9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了另外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显示，经济形势并不乐观。《21世纪经济报道》的数据包括农业使用化肥量情况、工业利润与市值之困、工业产能过剩之痛、能源消耗非常低效、地方政府债务巨大、金融系统风险积聚、房地产市场积聚泡沫等七个方面，其数据来源是官方机构或经济学家的测算。例如，关于产能过剩，数据反映，全国24个工业行业中22个过剩；关于政府债务，引用了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的估计，目前可能超过20万亿元；关于金融系统风险，依据的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刘煜辉研究员和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的测算报告，结果是中国经济中非金融部门整体债务规模与2012年GDP比值，前者为221%、后者为207%。 此类数据不免让经济学家对未来经济形势担忧。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会同时出现这样完全不同的数据？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走势做出的不同判断，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听谁的呢？ 政策背后的经济学
新华社之所以能得到8大向好数据，与之前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是分不开的。今年上半年以及之前的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下行之中，这给以“稳增长”为目标之一的新一届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稳住经济，政府不得不动用经常使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尽管没搞4万亿刺激“保增长”，但雷同的刺激政策并没停止，不过是“微刺激”而已，主要还是扩大基建投资。货币政策也是扩张性的，这一点从新华社引用的数据可以看出。所以，最近才有了经济形势回暖的那些数据。显然，政府选择、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像中国这样的强势政府，在短期内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办法，逆向干预经济，通常是有效果的。但政府若无视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作用，把短期政策长期化，不断刺激经济增长，将使经济陷入不可持续状态。 《21世纪经济报道》的数据反映的就是长期问题。当经济下行与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共存时，凯恩斯主义的短期调控政策通常是无效的。如果消解产能过剩力度过大，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大量失业和债务危机将会发生，也就是会出现经济危机，这是政府最担心的。为了稳增长，政府还是要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继续刺激经济，但这只能缓解一时的经济风险。长期看，产能过剩、债务风险会更加严重。中国的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债务风险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失衡，与长期实行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中国经济所面对的困难，已使短期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陷入两难选择。 经济增长从长期看，一般认为有四个要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等）。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政府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依靠资源投放、海量投资拉动经济，造成了现在的资源短缺和严重的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受资源有限和稀缺性的制约，经济增长只靠资源和资本的投入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得不转到提高效率和质量上来，这需要加强创新能力，但我们的企业却面临着创新乏力的难题。因此，目前政府重要的任务不是继续刺激经济，而是如何创造一个很好的创新环境，解决长期发展问题。 不过，短期政策也好，长期政策也罢，政策都要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才能发生作用。短期政策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解，通常需要有一个强势政府，以便干预经济；长期经济增长则不然，它更需要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不能总是人为地干预经济。考虑到中国目前追求的是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市场经济制度又未健全，所以，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已是当务之急。针对中国现实情况，当前的改革重点首先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其次是放开价格，除一般商品价格外，要素价格、资金价格（利率、汇率）都应尽快放开；再次是微观经济基础再造，这就要求深化国企改革。同时，加强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 现代市场经济都是混合经济，在这里政府并非没有作用，政府应很好地履行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经济职能，但政府应切记，一切行为都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不要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不要凌驾于市场之上取代市场，直接进行资源配置。这是现代经济学对政府行为提出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