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软权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定义：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事实上，软权力这个词语不仅适用于政治，更适用于商业和个人。 软权力的建设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传播力：你有没有主动传播你的意识，有没有在传播中控制传播声音、传播范围的技术能力；结盟力：你有没有拉拢对你有利的人的能力；感召力：这是一种你不用金钱诱惑、职位威胁等手段、但是别人愿意听从你的能力；交易力：请记住，这个“交易”不仅是谈判，它至少包括进攻、妥协等词语。 “软权力”的含义 软权力是相对于权力而言的。然而,“权力”(power)却是一个难以界定其含义的概念。奈自己就把权力比喻为爱情,说它易于体验,却难以定义或者衡量。同时,他也把权力比喻为天气:“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就像天气一样,虽然人人都在谈论它,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它。正如农民和气象学家努力预见暴风雨的来临一样,政治家和分析家试图理解国家间权力分配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力。权力变迁不仅影响各国的命运,也常常伴随着世界大战的风暴。” 虽然“权力”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但是它却很难被加以准确定义。有关权力的定义有无数个,但是人们通常把权力定义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者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按照字典的解释,“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8226;达尔(RobertDahl)给“权力”下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他认为,权力是指那种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之能力。而奈给“权力”下的定义是:权力是达到自身目的或者目标的能力。我认为,奈的这个定义同达尔的定义有不同之处,奈的定义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目的,即权力是达到自身目标的能力。而达尔的定义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方式或者手段,即通过改变他人的意志或者控制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然而,这并不是说,奈不重视运用权力的方式或者手段。恰恰相反,正是在论述影响他人行为方式的基础上,他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从而阐述了其软权力思想。
奈指出,有很多种影响他人行为的方式,既可以通过威胁和奖励他人,也可以通过吸引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者是运用“硬权力”,后者是施展“软权力”。在奈看来,“硬权力”指的是通常同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 command power) ,“软权力”指的是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soft co-optive power) 。奈和罗伯特8226;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合著的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硬权力是指通过威胁或者奖励, 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而软权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之能力。换句话说,“硬权力”的运用,表现为借助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手段,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而“软权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促使他人确定自身的偏好。也就是说,让别人追求你想要的东西。奈喜欢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软权力”的作用:小孩的父母都知道,假如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确立信念和偏好,那么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就会比单纯依赖积极管教的方式要大得多、持久得多。奈认为,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跨国相互依存的时代,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力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转化,越来越不太具体,越来越缺少强制性。实际上,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软权力就是吸引力。 归纳起来说,奈所说的软权力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文化(culture)吸引力。他所说的文化是指普世性文化(universalistic culture) ,也就是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然而,“文化”是一个内容很广、也很模糊的概念,很难加以定义。宗教、语言、教育、生活方式、电影、电视、报纸、网络、饮食等等都可以包括在文化的范畴之内。很显然,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无疑是构成“软权力”的重要基础。在他看来,美国在这方面具有很多软权力,美国文化是软权力的重要源泉。正如奈所说:“不管我们做什么,美国的大众文化都具有全球影响。好莱坞、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的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宣传自由、个人主义和变革(还有性和暴力) 。笼统地说,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软权力———即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 第二,意识形态(ideology)或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样也是难以定义的概念。奈本人在论及软权力源泉的时候,常常把“理念”(ideas)、“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等概念和“意识形态”概念加以混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新著《软权力》中论述软权力三个主要源泉时,使用了“政治价值观念”的提法。但在该书的某些地方,他也提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实际上,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它们列入文化的范畴之中。 第三,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international norms)及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具有“制度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 。他在2004出版的著作《软权力》中,使用了“塑造国际规则”的提法。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塑造(shape)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rules) ,使之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吻合,其行为就更可能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如果它可以使用和遵循那些能够引导和限制他国自愿行为的制度和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胡萝卜与大棒。” 以上便是奈所说的软权力的几个基本内容。这些一直是他在论述美国的软权力源泉时特别强调的方面,正如他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美国软权力的一个源泉是其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被认为是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灯塔,而其他国家则纷纷效仿;软权力的另一个源泉是文化输出、电影、电视节目、艺术和学术著作,以及因特网上的材料;软权力也通过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或美洲人权委员会等)发挥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多样化的、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选择,这些国际组织巩固了美国的软权力。”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软权力含义只限于以上三个方面,也不是说所有软权力的源泉都可以被纳入这三大范畴之中。奈在著述中就指出过“信息”、国家政策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它们也可以被列入软权力的范畴。比如,奈提出了“信息权力”(informational power)的概念。 在他看来,信息革命通过促进非集中化和民主,正在改变着政府和主权的性质,使得非政府角色的作用得到增强,并使外交政策中软权力的重要性增加。同时,创造很多知识的国家也能产生吸引力,笼统称为信息技术的东西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权力源泉”。但是,奈也指出,拥有大量和丰富的信息并不一定意味着获得的权力大,筛选信息的能力更为重要。又如,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奈特别提醒美国政府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要考虑别人的利益,包括盟友的利益,要与他人协商,要使自己的利益与别国的利益相吻合。特别是在《软权力》中,奈把对外政策同文化、政治价值观念一道,列为软权力的三大源泉之一。他在最近几年一再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认为美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的单边主义行为,包括不签署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及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等,损害了美国的软权力。 那么,软权力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最近十多年来,奈一直在宣扬软权力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比如在阐述软权力的作用时,奈在1990年的书中写道:“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权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就会较少受到抵抗。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更愿意效仿。如果它能建立起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那么它需要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如果它能够帮助支持那些鼓励其他国家按照主导国家所喜欢的方式采取或者限制自己行为之制度,那么它在讨价还价的情势中就可能没有必要过多地行使代价高昂的强制权力或者硬权力。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和它具有的建立一套管理国际行为的有利规则和制度之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权力源泉。在当今国际政治中,那些软权力源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正是因为软权力的重要作用,所以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一度流行的所谓世界将进入国际政治中的日本时代这一论点,奈明确指出,相对日本来说,美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很大,这使得它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用奈的话来说就是:“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某些变化将对日本有利,但有些变化可能对美国更有利。在命令式权力方面,日本的经济实力正在增强,但其在资源方面很脆弱,而且军事力量相对较弱。在同化式权力方面,日本的文化高度孤立,而且它尚需要在国际制度中争取更多的发言权。相反,美国具有世界性的大众文化,在国际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奈提醒美国政府:“经济和社会全球化并不造成文化一统化,世界其他地方不会有朝一日看起来都像美国一样。在全球历史的这个时期,美国文化是非常卓越的,它有助于在许多方面、但不是所有方面增进美国的软权力。与此同时,移民和国外的思想和事件也在改变着我们本国的文化,而这又增加了我们的吸引力。我们对保持软权力很有兴趣,我们现在应当利用这种软权力来建立一个与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相一致的世界,以便来日我们的影响力缩小时仍有利于我们。” 软权力的困境 不可否认，“软权力”理论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解读权力的全新视角，在这个视角下，软权力作为权力的另一面，起着传统的硬权力无法替代的作用。“软权力”的提出，能够或多或少的解答引发东欧剧变、颜色革命等国际问题的深层因素，这也成为该理论以及创造性提出者奈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软权力”理论从提出到今日，尽管经历了十多年的补充和发展，却始终存在一些根本性的（有些甚至是对“软权力”本身提出严重挑战的）困境。 首先，“软权力”是作为与硬权力相对的“权力的另一面”而提出的，但“软权力”和硬权力究竟应当如何区分，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奈的“软权力”理论始终未能给出明确和肯定的答案，这使得“软权力”存在与否都被划上了巨大的问号。从奈解释“软权力”包含内容的演变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困境。在最初提出“软权力”之时，奈认为“软权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而之后，外交决策、信息权力、科学技术，乃至经济吸引力都先后被视为“软权力”，这不仅仅让人疑惑除了军事实力外还有什么不能归为“软权力”，更反衬出奈对于难以区分“软”与硬的无奈。在区分“软权力”与硬权力上，奈也给出过很多方面的特征以试图解决，例如有形与无形、强制与同化、命令与自愿等等，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区分二者，奈只得使用了“连续体”来解释二者的区别：即命令性权力----强制----诱致----议程设置----吸引----同化性权力，看似合理，却使“软权力”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也许，正如某位学者所言：“这也难怪他的无奈，因为把权力一分为二的做法就有简单化的倾向，把融为一体的东西分为两个部分后，再去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徒劳无功！” 至于“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关系，奈也陷入了一个迷局：他一方面认为硬权力能够产生“软权力”，另一方面，他又发现“软权力”并不仅仅依赖于硬权力，而且硬权力的使用也可能损害“软权力”，最后奈只能笼统地概括两者的关系，称它们相互联系，便无法进行深入地解释了。 其次，假设“软权力”真的存在，那么作为权力的一个方面，“软权力”到底怎样发挥它的作用，或者说“软权力”对国家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奈的理论的又一困境。例如，奈在其论著中一直强调美国文化是一种无须过多投入却极其有用的软权力资源，并列举了诸多数据来印证：美国出口的电视片是英国（第二大出口国）的七倍，美国负责传输和处理的数据占全球的80%等等。但是这些文化产品真的能够产生“权力” 吗，也就是说，美国能够通过诸如麦当劳、耐克、好莱坞等文化形式的输出，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吗？没人能够给出肯定的答案。相反，不少主流国际关系学者甚至否认“软权力”的作用。保罗·肯尼迪认为：“约瑟夫·奈指出的第三个角度是在思想和文化，或者说在‘软权力’领域。几年前，许多专家认为一切事物都在美国化。美国企业巨头、华尔街金融模式、迪斯尼世界、蓝色牛仔裤和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席卷了全球。当时我就认为，依此对思想和文化进行衡量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和好莱坞一样肤浅，现在我仍这么认为。实际上，美国的‘软权力’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争议，不管争论是关于自由市场、环境还是对公民的定义。…近期到过欧洲、墨西哥和加拿大等民主国家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多么的不受欢迎。在威尔逊、罗斯福和肯尼迪担任总统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崇拜者遍布全球。现在它面临着失去这一资源的危险。” 要评判权力是否真实有效，应当考察权力的拥有者是否能够利用这种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对于“软权力”来说，大众文化和价值观等等并不在权力的拥有者（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且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软权力”并不必然有助于国家行为和目标的实现。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软权力”就并不具备权力的基本条件。因此，“软权力”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甚至作为西方国关理论最权威的著作之一，《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对“软权力”理论只字未提 ，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而言的“权力”的一个方面,它指的是“同化式权力”,它主要来源于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感召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与决定国际议程的能力。软权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非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