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煤老板”这个词汇包含的语义实在五味俱全。
有对他们一夜暴富的艳羡，有对他们如流水般花钱购房置车的讥刺和一点无奈，也有对他们曾经漠视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痛加挞伐。 然而，始于2008年9月的晋政发[2008]23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文，会让“煤老板”变成彻底的历史词汇。 对于这场被媒体称之为“新国有化”的晋煤整合，多数人站在了支持政府这边，毕竟，短短十几年内，一批煤老板确实暴富，但大多数山西人付出了环境的代价，却并未享受到本属国有资源出让带来的实惠。然而问题在于，时下之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样子，《物权法》、《合同法》等经济法律相对健全之下，过于依靠行政指令暴风骤雨般推进的晋煤“国进民退”，总会激起经营权所有者的博弈与抗争。 此外，山西刚刚开了个头就可能被推向内蒙古、河南、新疆、陕西等能源矿产大省（区）的整合“经验”复制，也让人捏着把汗。终究，有好的目标，通过恰当的路径和方式，变革进行的社会成本才可能最小。这也正是本次晋煤重组最引争议的地方：用行政力量改变本该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一线调查FIELD SURVEY
博弈升级：“浙江煤老板”抱团求生
●本报记者 王永强 山西 北京报道
“对不起，我在开车。”
每当话题进入敏感区，吴族春常会用这样的结语婉拒对话的继续进行。4个月前，当他赶赴山西调查浙江商人在晋的矿产投资状况时，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现在会置身于一场旋涡的中心。 吴是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源与环境业务部首席律师。日前，由他参与调研完成的《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书面报告（下称《报告》）一经出炉，吴族春就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浙籍在晋“煤老板”们“欲语还休”，山西省各级政府“讳莫如深”，吴掌握的情况恰好能做更多的说明。 据吴族春估算，目前浙商在晋投资煤矿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逾500亿元，控制煤炭资源年产能在5000万吨以上。而这一切，很可能因为山西轰轰烈烈的煤炭重组而“盛景不再”：“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单井年产能都无法达到90万吨的标准，这意味着这些煤矿基本要被兼并或关闭。”曾经低调 “请理解我们的苦衷。”一位煤老板说，“确实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们有顾虑，有前车之鉴。”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浙籍在晋煤老板们的命运在2009年4月被突然扭转：山西省以“晋政发[2009]10号”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出台了《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相关配套规定，并宣告成立“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下称“工作组”），拉开了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大幕。
《通知》称，山西全省近2600座煤矿将由大同煤矿集团、山西焦煤集团等省属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牵头重组，到2010年底仅保留1000座；兼并重组后的煤企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能300万吨，单井年产能不低于90万吨。届时，山西的煤炭企业将从2200家缩减到100家左右；到2011年，形成3个亿吨级和4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总量的75%以上；到2015年，大集团煤炭产量进一步提升至全省80%以上，单井规模达到120万吨/年以上。 毫无疑问，浙江煤老板们的矿井基本都不达标，但彼时，事态的严重性并未引发煤老板的足够重视，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和观望：由于经常遭遇安全整顿和停产，煤老板们并不知道这次“动真格”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按照工作组的规划，2009年7月，山西省11个市的兼并重组整合方案将全部通过审查；8月则全部完成兼并重组的协议签订工作，主体企业与被整合煤矿企业进入资产评估、洽谈、协议签订阶段；9月底全部完成正式协议签订；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份全部通过验收。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七八月间，重组双方的谈判焦点集中在资产评估标准、补偿款数额及具体兑现时间上。这时，基本没人再认为这次重组会“雷声大雨点小”了。浙籍煤老板们也开始借助媒体零星发出重组补偿标准过低、民营资本投资亏损的声音。吴族春也于此期间赶至山西进行调研。 9月23日，山西省加快推进煤炭资源和企业兼并重组aihuau.com座谈会召开，山西省省长王君会上着重强调了兼并重组时间表的紧迫性。而此时，浙籍煤老板们媒体上的声音却近乎消失。 “请理解我们的苦衷。”一位煤老板说，“确实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们有顾虑，有前车之鉴。”该老板称，一位同乡就因“公开姓名”（温州煤商练祖前，曾接受央视采访，本报注）接受采访，结果在一次会议上被山西省主要领导点名批评。集体亮相 这样的数字上报给中央，容易让中央认为重组会很顺利，进而误导国务院作出山西试点可以在全国推广的判断。“我们是浙商在外投资者的娘家，也理解大家不愿走到台前的难处。”浙江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王婴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10月31日的论坛，我们本想只邀请一名律师和一位煤老板探讨法律维权的问题，没想到，一下来了30多人。”
在浙商转型会长论坛上，“会议室的长桌两侧，分坐着煤老板和浙江法学界人士，这是一个可以用肤色来划分职业的小型聚会。煤老板大多精瘦黝黑，着装一律是刺眼的范思哲搭配古奇，私下交流习惯讲一口令人费解的苍南蛮话。”当天与会的《市场导报》记者万晓玲如此描述第一次集体亮相在公众面前的浙籍煤老板。尽管“人多势众”，但当天与会的30多位煤老板却没有一人愿意首先发言，每个人的开场白都往往是“希望媒体不要公开姓名，电视画面也请处理一下”。
“山西有关部门披露的重组协议签订率达97.9%的数据是有‘水分’的。”吴族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重组双方签订的是经济合同，但却没有经济条款，只是约定补偿款额度、支付等细节在补充合同里签订，但对于补充合同怎么签、什么时候签却没有规定。而这样的数字上报给中央，容易让中央认为重组会很顺利，进而误导国务院做出山西试点可以在全国推广的判断。 吴族春的担忧并不遥远。 10月26日，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矿产资源秩序整顿规范总结表扬暨进一步推进整合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会上介绍称，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等12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继续推行矿产资源整合工作。煤、铁、铜、锰在内的15个矿种仍然是矿产资源整合的主要内容，而山西推行“国进民退”的整合小煤矿模式或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和复制。2010年年底前，按照已批准的进一步推进整合实施方案，我国将建立健全矿产资源管理有关制度，初步建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长效机制。 “既然产业调整是国家性政策，不是一个省的行为，那就没有办法说好或者不好。但既然是公私合营，那么，怎样才能既完成目标，又减少民营资本的损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个很重要的难题。”徐王婴表示，在保持国有控制力和调动民企积极性之间，稳妥、和谐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减少潜在影响，给投资者树立信心，营造好的投资环境。 “晋煤重组的最大问题，在于采用了下指标、时间表、责任制的行政方式，把已经过市场确认的资产分解到11个地市，限期完成，违背了民法的自愿原则。”吴族春表示，这种由政府自行确定补偿比例，是强制定价，以行政权干涉市场的资源配置，混淆矿产资源出让与转让行为的性质，加剧了兼并与被兼并方的矛盾，损害了市场配置资源机制。 “我们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到那时会举行更高规格的集会。”研讨快结束时，煤老板中忽然有人大喊，鼓掌声此起彼伏。即便如此，徐王婴仍然没有收到一张煤老板的名片。签名抱团 温州煤老板们在11月5日发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已被平阳县暂时平息。实际上，吴族春能够成为山西浙商的“代言人”，多少有些巧合。
2008年11月，受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与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下称“协作办”）委托，吴族春开始了“浙商矿业发展研究”项目调研。 “调研的本意是浙商在外投资的矿业分布，煤炭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浙江属于资源小省，省内基本不出产煤炭，在2008年浙江消耗的1.8亿吨煤炭中，山西浙商直接、间接返销煤炭占30％，一旦断供，势必将对浙江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山西浙商的遭遇尤其引人侧目。”吴族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凭借同乡优势，吴族春手中掌握了大量温州煤老板资料。他在《报告》中写道，山西119个县市区中，有90多个县市区产煤，产煤的地方均有浙商投资的煤矿，初步估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约450多家、煤矿500多座，投资总额在500亿元到1000亿元，占民间投资山西煤矿资金总量近1/6。 有温州煤老板估计，山西浙商中的煤老板绝大多数是温州人，其中又以温州平阳县居多。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相互拆借活跃，平阳县85万人口中估计有40万人与浙商在山西的煤炭生意有关。 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吴族春主动撰写了《报告》，呈递给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和协作办，希望能得到来自浙江省政府的支持，出面帮助浙商维护在晋利益。 “这个事情我们并不清楚，最清楚的应该是吴族春。”11月4日，协作办机要室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而协作办官方网站的“工作职能”显示，该部门主要“负责开展国内经济技术合作情况的调查研究和信息综合……对我省企业在外省（市、区）和外省（市、区）企业在本省经济技术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处理。” 针对此前媒体传言浙江省已就山西浙商煤炭重组事宜与山西省政府进行过交涉，吴族春表示，据了解，尚未进行；而他呈递有关部门的《报告》，有望引起相关部门回应。 “浙江省政府官员做事其实相对保守。既然煤炭重组是国家性决策，浙江省政府肯定不会轻易出手，同山西省政府沟通。”知情人士透露，“反而是浙江省某局领导曾就此事发表过谈话，表达了要同浙籍山西煤老板沟通，并在必要时出面同山西沟通的意愿。但不巧的是，目前由于温州平阳的煤老板们准备举办万人大签名，该局也怕被误解为组织者，因此还在观望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而来自温州平阳县的消息人士透露，温州煤老板们在11月5日发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已被平阳县暂时平息。11月6日早上7点左右，平阳县水头镇商贸街的签名桌子和横幅已全部被拆除，商贸街每家店铺门前都有三三两两的人群在议论；后来人群逐渐转至去往平阳县的必经之地——水头镇大转盘附近，大约近百人。现场有人称，早上警车来过，而平时，城管肯定不会在7点这么早就上班。透视 VIEW
煤老板在山西：溃退下的利益
李宾
天气入冬,山西省的煤炭整合运动也到了攻坚阶段。按照山西省之前排定的时间表，全省范围内的整合重组要在10月底完成正式协议的签署，11月完成验收，但现在看来，这个时间表显得过于乐观了。
“计划虽然定了，但推进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困难。”煤炭厅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 但政府的高压还是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越来越多的煤老板，不管是来自浙江、福建，还是本地，正在这场漫长的博弈中败下阵来。大把的真金白银将在此次山西的整合行动中变成一阵风，散去，一点痕迹都不留。“这一招来得很突然” 在忻州市的一家宾馆里，李东林（化名）不断地抽着烟，表情中充满了失落和无奈。他来自南方的福建省，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他在忻州市买的房子，这次终于用上了。 2005年时，李东林到忻州下属的宁武县投资了两家煤矿，交了资源价款，他说一共是5000多万元，跑了一年多终于办好了各种证照。 按照山西省的规定，煤矿生产要“六证”齐全，外来的李东林为了办这些证照上下打点，“又不知花了多少钱。” 原本觉得，不管怎么样，自己总算抱得了一棵摇钱树，当时的煤炭价格正在打着滚似的往上翻，吨价已经从几年前的几十元涨到了二三百元。 但李东林想不到的是，自从2006年以来，煤矿就几乎没有正常生产过。从接手开始，就赶上了山西省不断加快的资源整合步伐，他当初觉得，资源整合无非是几个相邻私营煤矿之间的相互购并。 为了不让自己的煤矿遭到关闭，李东林跟着山西省不断提高的单井产量以及安全标准，投在煤矿里的钱越来越多，从3万吨到9万吨，从9万吨到15万吨，从15万吨到30万吨。李东林说，几年下来，扔到煤矿里的钱超过了两亿元，但年产30万吨的设备改造还没彻底完成的时候，今年4月份，新的整合重组政策呼啸而来，他一下子蒙了。 依照这份名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文件精神，要想留下来，要么将单井产能提高到90万吨以上，要么同意重组方案，被国有大矿收编。“这一招来得很突然。” “再提升产能是不现实的，产能与储量直接挂钩，储量不够，投入再多成本，也没用，只有一桶水，你就算换上一个直径一米的龙头也没有用。”李东林说。产能90万吨的煤矿已经是大型煤矿，一般使用机械化综合开采。 据专业人士介绍，国家对于煤矿的设计建设已经有了一整套标准体系，一个煤田的产能受到煤炭储量、生产设备和设计生产年限的制约，“并不是随便就能提高的，一个储量不大的煤矿无法单单通过生产设备改造来提高产能。那样的话成本太高，但煤炭可能几年就采没了，投资者不会干这种傻事，而管理部门也不会批准。”就算李东林的煤矿储量达到了要求，他也没有资金能力再进行几个亿的设备改造了。除了被整合，没得选择。 更让李东林崩溃的是，按照山西省83号文件对资源价款补偿标准的规定计算下来，他的煤矿可得的补偿款仅有6000多万元。山西省对被整合煤矿的资源价款补偿根据所剩煤炭储量以及当初的煤炭资源转让价格来确定，此外给予煤老板1倍或者0.5倍的补偿。李东林虽然收回了当初的资源价款，但这几年的投入基本都打了水漂。 据记者了解，山西的忻州、朔州两地集中了大批来自浙江以及福建的煤老板，其中浙江的占到七成左右。而整个山西的煤老板中，江浙以及福建人就占到了一半以上。 这些有着灵敏投资嗅觉的南方人就是看好煤炭资源有偿使用之后的机会，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来到山西，从当地人手里购买了大量的小煤矿，认为自己永久拥有了这些资源，希望再次演绎财富飙涨的神话，但没想到，这一次栽了跟头。 太原中吕律师事务所主任高剑生律师介绍说，的确有不少南方来的煤老板赔得很惨。不过，有些来山西淘金的江浙人一开始就有些缺少理性，“比如说他们为了拿下一个矿井，不惜血本，不讲究形式，承包也好，租赁也好，只要我能干就行。”更有甚者，经营主体变更手续都没有履行完，到现在整合运动来了，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最倒霉的一批投资人。”“没人要没人管的孩子” 几乎所有的煤老板都很“受伤”，区别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 有机会“被整合”至少说明自己的煤矿是证照齐全的合法煤矿，且已经达到了相当的产能规模（按照山西省一开始的规定，单个矿井的产能必须达到90万吨/年才有资格被整合，但各地反映这个标准过于苛刻，后来省政府总算降低了矿井年产能标准，改为30万吨），张志国（化名）却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没办法、没办法……”近60岁的张志国用浓重的山西口音不断地重复着这3个字。 他的煤矿位于临汾市的翼城县，在县城以南的三条沟壑里，分布着大大小小近10座煤矿，他拥有其中两座。但是因为都没有达到年产30万吨的生产能力，面临被关闭的命运。 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事实上，这两座煤矿都是资源条件很好的煤矿，煤层厚、储量大，“目前还只是走了掘进面，几乎还没有进行回采。”这样的煤矿被迫关闭，当地很多人都觉得很可惜。 最要命的当然还是这些年的投资打了水漂。张志国已经记不清自己具体在煤矿上投了多少钱，“一个亿以上吧。新的规定和要求接连出台，我就只能不断的投入。”张志国说，关停标准每变一次，他就要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花钱跑关系，办理各种证照以及新的审批手续。 说起来，张志国也曾经是煤老板中的“榜样”，2003年的时候，他的煤矿率先完成了技术改造，当时在翼城县被当做先进典型。这两年，他的矿年产能已经提高到了每年15万吨，“虽然用的还是炮采，但是属于技术很先进的那种。”去年，新上任的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局长牛立东还曾经下到他的矿井里面视察，称他的矿井生产条件很不错。 可没想到，省政府一声令下，他的矿就被判了死刑。原因是他的矿属于山西省政府制定的“十关闭”范围内，按照该原则的最后一条规定：非国有煤矿的井田面积小于0.8平方公里的属于被关闭的范围。而张志国的矿井面积是0.75平方公里。政府的理由是不满0.8平方公里的煤田属于资源枯竭型，已经不适合进行开采。 “当初办理开矿手续的时候，并没有这条规定，”张志国委屈地说，“所以我办的是正规煤矿的开采手续。而现在却突然宣布，0.8平方公里以下的井田属于资源枯竭型井田，根本没有道理。” 另一方面，近些年山西省尤其是临汾矿难频发，每一次矿难后所有煤矿停产整顿，张志国的矿从2006年以来就没有正常生产过。张志国的矿从2006年以来只正常生产了不到3个月。“去年也就干了一个多月，外来的矿工们都回家了。” 毫无疑问，张志国的煤矿无法并入省里指定的几家大型煤炭集团，而补偿的价款和方式则迟迟没有下文，“人家并不积极”。 张志国的命运并非个案，仅在翼城县就有8个类似的煤矿；汾西县的一位来自浙江的煤老板，在矿上先后投资了1亿元，在得知将被关闭的消息后，当着县政府官员的面泣不成声。 他们是这次煤炭整合中“没人要没人管的孩子”。 现在，张志国的矿上已经被政府停了电，荒寂无人，但他还是在雇人看着自己的“家当”。那毕竟是自己多年的心血所在。就这么认了？ 汾西县的陈家和则应该是心态调整的比较平和的那批煤老板，他已经决定遵从县里的安排，将自己那个年产9万吨的煤矿和周围的煤矿打包，达到年产30万吨，然后并入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把需收回的采矿权价款、资产评估以及最终的补偿款等作价入股。 10月15日，他在采矿权转让协议上签了字。“我对煤炭的价格还是比较看好。” 正是因为觉得煤矿赚钱，他和其他两个合伙人一块在2006年的时候从别人手中买下了这座煤矿。 但让他郁闷的是，从2006年接手煤矿至今，连年亏损。由于临汾以及整个山西矿难不断， “一出事故就全市甚至全省范围整顿停工，几乎没有生产过，每年亏损几百万元。” 陈家和中专毕业，言谈中有一丝儒雅，他对于山西省整合小煤矿的政策方向十分清楚，知道是大势所趋，拗不过，“这说白了就是一场革命。干脆想开了，入股大集团，还省心了，毕竟还能拿到一些利润分成。” 但他承认，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失落感，比不上之前的煤老板，他们毕竟曾经赚到过钱，到现在被整合只是少赚些而已。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整合的煤老板们尽管心中淤积了很多的怨气和不满，但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对媒体进行倾诉。知情人士分析说，一是事情发展到现在，他们知道多说已经于事无补，另外，省政府方面也似乎在慢慢放低姿态，对话的平台已经不是那么僵硬。煤老板们也不想破坏了这种关系，成为政府眼中的“刺”。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在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第8次会议上，就有这样的语句：“……对个别煤矿企业和个别人漫天要价，阻碍、拖延、逃避重组整合的要选几个作为典型，分析解剖，依法依规处理。” 这场博弈的胜负似乎早有定数。|!---page split---|
背景BACKGROUND
晋煤宿命
李宾
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久远些，投向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煤炭开采业刚刚勃兴的时候会发现，今天为国人所关注、羡慕、嫉妒甚至仇恨的煤老板们，在那时和那些改革开放之初善于抓住各种机会的人们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他们脚下藏有那么惊人的煤炭资源，所以或主动或偶然地跨进了这道财富大门。
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煤炭储量的山西省就是靠着这些中小煤矿为全国各地提供取暖以及生产的能源。 而山西省多年来的煤炭政策演进，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这些煤老板们进行利用、规范、约束以及整顿的历史。其中的循环往复颇让人寻味。低迷乱市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山西省各地的人们还并不认为脚下那些随处可见的黑乎乎的叫做煤炭的东西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国家经济刚刚起步，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的煤。但没过几年，因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能源短缺问题便开始显现。山西省也开始思考怎么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当地经济。 于是，在90年代，山西创造出了一种叫做“有水快流”的政策，就是不管大中小煤矿，能上的赶紧上，于是整个三晋大地开始一窝风的上煤矿。 “而以当时那种体制，这些中小煤矿主要是以乡镇的名义兴建的，而实际上又都是个人在经营，因为当时90年代的产业政策是不让个人开煤矿，所以只能借用镇、村里的名义。”高剑生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同事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山西煤炭产业的发展和变化。 但一窝蜂采煤的结果是造成了煤炭市场的重新低迷，“一些大的国有煤矿职工都拿不到全工资。”很多乡、镇、村的集体煤矿遭遇经营困难，无奈之下就承包租赁给个人经营，一个年产三四万吨的煤矿,一年的租金也就几万块钱就能承包。 由于市场不景气,承包人只能惨淡经营，也并不进行过多的投入,产能、管理水平都很低，“最初的开采方法就是老鼠打洞式的，连炮采都还没有出现。”临汾翼城的张志国说。 因此当时矿难很多，但是却很少为外界知晓。“因为传媒、互联网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一个地方死伤百八十个人大家也不一定能知道,只在这个区域里,再加上政府的问责制也没有现在这么严厉。”第一次整合 但到2002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煤炭市场不断回升，煤炭价格越涨越高。2002年也正是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阴霾狂飙突进的开始。正是在那一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重新跃上了8%的平台，汽车、房地产等产业开始迅猛崛起，汽车的消费量猛增50％左右。住房消费则增长了30％以上。更重要的，有经济学家评价说，2002年中国经济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非政府投资成为带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力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私营煤矿迎来了掘金年代，煤价一下子增长了几十倍。从每吨10元、20元上涨到100元、200元。但矛盾也开始增多，“比如我原来是一个乡镇，我承包给你干了，后来煤炭市场上扬以后，村里就要提高租金。因为这块利益太大了，原来一年交二三十万元，可能要求几十倍的增加，这种矛盾确实一段时间是非常尖锐的。”高剑生说，“到2002年，山西法院煤矿这种官司几乎是铺天盖地的。” 煤老板们的最初发迹正是始于那个年代。用日进斗金来形容并不过分。“一天收入几万元是很平常的。”临汾尧都区平垣乡核桃洼村吕王记就是在2002年看准了煤矿的前景，开办了七一煤矿，从此事业蒸蒸日上，2007年的时候，他投资8000万元在临汾开办了地矿大酒店。 山西省政府当然也注意到了煤炭价格的高涨以及带来的各地纠纷事故的不断出现。于是到2004年，山西省开始对中小煤矿进行整顿，这可以称为山西进行的第一次资源整合，“这次资源整合的核心是采矿权有偿使用，过去实际上是在无偿的使用，尽管你已经取得采购权了，几乎是没有代价的在做开发。”高剑生说，“国家那时也没有采矿权的意识。从法律上来讲，煤矿是不允许承包、租赁的，它要求经营权、所有权、采矿权三权高度统一，不能这么分散开。但当时百分之八九十全是这种承包、租赁，法不责众。” 这个过程从2004年开始试点，一直到2007年才做完。当初的承包者们就是在这场变革中缴纳了资源价款，认为自己拥有了煤矿的永久开采权。而来自浙江、福建的投资者们正是受这一政策的吸引，开始大规模到山西购买煤矿，作为一种投资，煤老板之间的煤矿转让也红火起来，煤矿的市场价格自然一路水涨船高。 临汾市正是当初那场改革的试点地区，之后经验被推广到整个山西省，直至成为国家政策。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一些隐患在资源有偿转让之初就被埋下了。“既然政府要对资源进行出让，就应该有竞价的过程，应该通过招拍挂实现采矿权的转让，但是山西省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政府定价，根据煤的质量，最低的是1.5元/吨，最贵的3元/吨，确定的原则是模糊的。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当时它已经和市场行情的价格脱节，偏低了。” 可以说，正是政府给了山西煤老板们蓬勃生长的机会。方向倒转 几乎和山西省资源有偿转让改革同步，国家层面对于煤炭工业的发展思路也渐趋清晰。2005年6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一方面加快现代化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培育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促进中小型煤矿重组联合改造，另一方面继续依法关闭布局不合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小煤矿……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改造中小型煤矿，鼓励资源储量可靠的中小型煤矿，通过资产重组实行联合改造。” 不过《意见》也指出：“进一步完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规范煤炭矿业权价款评估办法，逐步形成矿业权价款市场发现机制，实现矿业权资产化管理。” 到2008年，距离山西省上一次对全国具有引导意义的“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仅仅过去了4年的时间，方向已经完全相反。这一年的9月2日，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定出时间表：到2010年底,省内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在全省形成2~3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5个年生产能力5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以矿难闻名全国的临汾市在去年则开始引进省内外的大集团到本地区进行中小煤矿的整合重组，据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局长牛立东介绍，去年临汾的整合重组并没有对整合主体进行地域的限制，“省内省外的都可以，比如沈阳煤业、义马集团等就前来参与了。采用的是托管或者承包的形式。”而之后，省政府的整合方案出台，限定了整合主体只能是省内的同煤集团、焦煤集团、阳泉煤业集团等5家以及各地的骨干企业，于是临汾市只得把自己的方案和省里的靠拢。“而外省已经进驻完成的，省政府决定给予认可。” 不过本来要分3年实施的时间表在2009年被不断加码和提速，2009年4月15日，省政府发文，将2010年底保留的煤矿数量从1500个缩减至1000个，明确了各地区的整合目标。并增加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以及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作为省属整合主体企业。 从临汾翼城县城到煤矿集中的交上村的公路两旁，还坐落着当初煤炭红火的时候当地人所建的简易煤站，那时候外地来拉煤的卡车在路边就可以装货，省去了到煤矿排队的麻烦。而现在都已经荒废。 它们注定就这样荒废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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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官“赶考”
李宾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的大院很有些花园式的味道，各色各样的植物和花卉高高低低的分布在各处，两栋办公大楼掩映在秋天的花草之中，走在其中，让人感觉十分宁静。
但这个今年2月份刚刚从省煤炭工业局升格的部门在这个秋天注定无法宁静，它是一场涉及整个山西浩大运动的指挥中枢所在地，这个运动的目标是要把山西境内符合条件的民营中小煤矿全部进行整合重组，并入几个省属国有煤炭集团以及符合条件的各级别并购主体中。其他的煤矿则统统关闭。 从一开始这似乎就是一场胜负已定的棋局，但其中的博弈、争夺却并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艰难甚至惨烈的。煤炭厅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他希望等整合完成了再接受媒体的采访，因为“领导们都下去督察了”。攻坚时刻 10月20日，牛立东回到临汾市已经是午夜12点半了，作为临汾市煤炭工业局的局长，他现在的行程异常忙碌和繁杂，以这一日为例，他上午在太原参加规划会议，下午赶到临汾下辖的翼城县协调当地的煤炭重组事宜，又不得不在半夜回到临汾准备参加第二天召开的“煤焦领域反腐专项工作会议”。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出意外的话，还会持续几个月。 这是山西省煤炭系统官员目前普遍的生活状态。因为按照省里规定的时间表，离此次煤炭整合运动的最终验收日已经不多了，按照省政府的最新指示，各地的整合重组要在10月25日之前，完成正式协议的签订，“如果完不成，当地官员可能会被要求承担责任。”一位消息人士说。截至10月24日，山西煤炭工业厅发布的数据称，重组煤矿签约率达97.9%。 而这已经不是省政府第一次调整最后期限了，在上一次的时间表中是这样规定的：“兼并主体与被兼并方、控股企业与被控股方、收购单位与被收购方都要在9月底全部完成正式协议签订，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份全部通过验收。” 那个时间表没有实现，因为直到国庆节来临，正式协议的签订在各个地区还很寥寥，“主体企业和煤老板之间关于采矿权价款、资产评估价值以及补偿标准的心理价位相差悬殊。大多无法达成正式转让协议。”太原中吕律师事务所主任高剑生告诉记者。 而10月底的最终期限仍然无法实现，记者在山西调查得知，除了长治、吕梁、晋城等几个地区进展较快外，其他很多地方的整合谈判还处于僵持和焦灼状态。严重分歧 官员们在焦急的撮合主体企业和被整合煤矿能尽早签订最终协议，但是双方各自认可的转让补偿价格之间的差距却并不容易缩小。 主体企业和被并购煤矿双方的分歧集中在最终转让价格上，据记者了解，最终转让价格包括三部分——资源补偿价款、固定资产评估价款以及其他补偿。 作为正式协议的核心部分之一，被兼并重组煤矿采矿权补偿价款的确定是省政府在去年83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了的——以2006年2月28日山西省政府公布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下称《办法》）作为分水岭，对被兼并重组煤矿实行两个不同的补偿标准，被兼并重组煤矿在《办法》实施前缴纳的，主体企业应按原价款的2倍给予经济补偿，或折价入股；如果是《办法》实施后缴纳的，则只按原价款的1.5倍给予经济补偿，或折价入股。 而这种定价也正是被很多煤矿老板所不认同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那些首批缴纳资源价款的煤老板，而是通过个人转让得来的煤矿，前几年随着国内煤炭价格一路飙升，煤矿的转让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我们通过市场价买来的煤矿，却要被按照政府定的价收回，这非常不合理。煤炭价格翻了三番，资源价款补偿理应也翻三番。”一位来自浙江的煤老板告诉记者。 这样的诉求不被山西省政府所接受，其明确表示自己确定的资源采矿权补偿标准是合理的，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实际上，如果仔细推敲起来，省政府83号文件所确定的采矿权补偿标准和前不久国家十四个部委发布的《关于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是有些抵触的。”一位参与谈判的法律人士告诉记者。 按照《指导意见》第16条规定：“要按照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价款评估有关工作规定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和确定煤炭资源价款。”而现在山西省采取的是“一刀切”式的补偿定价方式。 另一个让煤老板们闹心的问题是，钱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手。而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测算，此次整合重组，主体企业需要支付的补偿金在3000亿元左右。 尽管山西省规定，各类金融机构应积极支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在金融资源投放决策时,优先给予兼并重组企业信贷支持,对其贷款授信和不良债务回购等予以优惠。还提出了税收优惠、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等办法，但有山西省银行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并不会对整合重组放宽贷款条件。 所以如何解决巨额资金来源就成了主体企业头疼的大事，10月19日，隶属焦煤集团的西山煤电就发行了总额为30亿元的公司债券。 “一般马上就能付款的主体企业很少，”一位参与谈判的律师告诉记者，“协议中约定的资金支付期限一般为一到两年。” “只要煤矿开始生产了，资金就会源源不断了。”牛立东对此显得比较乐观。 然而，正式协议的签署仍然进度快慢不一。有的将正式协议的签署分为两步走，先说服双方签署采矿权转让协议，至于资产评估和补偿价款则留待后续慢慢谈，基本一次性解决了问题；有的则苦口婆心说服煤老板并入整合主体企业；运气更好的则碰上了“识时务”的煤老板，已经对经营煤矿失去信心，直接签字了事。 “县政府只能努力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说服并购主体企业适当提高补偿标准，一方面让煤老板们接受政府规定的采矿权补偿价格。”临汾市汾西县安监局的郭局长对记者说。 但还是有很多的煤老板正在做最后的挣扎，“翼城到现在一个正式协议都没签，是最让人头疼的一个县。”11月4日牛局长在早餐的时候和前来开会的同事们交流道。 看来这将是一场持久战。先保证过冬 “现在人们见了我只问一句话，今年冬天取暖用煤怎么办，有问题吗？”郭荣平有些疲惫地笑着说，他是临汾市汾西县的煤炭局长，在一场大雪、气温骤降之后，怎么保证今年冬天全县的取暖用煤问题显得更加的紧迫了。 而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如果不完成正式协议的签订，就无法更改证照，复工生产也就无从谈起，现在山西很多地区一个尴尬的现象是，除了国有大矿，当地的其他煤矿都无法生产，用煤还需从其他地区的国有煤矿甚至外省运来。 让郭荣平稍稍宽心的是，汾西县的煤炭整合工作是整个临汾地区进展最快的，最终整合保留的5个煤矿中，已经有4个和前来整合的主体企业——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下称“运销集团”）签署了采矿权转让协议，“到现在运销集团已经派人对其中3个被批准的过渡性生产矿井进行了入驻，顺利的话，11月10日就能进行生产了。” 当然，这样的顺利是以运销集团先行向县政府交了1.5亿元保证金为前提。“我们只能以县政府的信誉让煤老板放心。” 但是除了保留的5个煤矿，汾西县还有9个政策性关闭矿井，对于他们的损失如何补偿县政府也还没有什么成形的想法和方案，“根据省里的规定，对于关闭矿井由当地政府给予适当的补偿，什么是适当，很难讲。”县政府一位官员说，“况且，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怎么可能筹得到钱给煤老板呢？”
按照县政府的想法，希望主体企业能承担这部分补偿款，但作为主体企业代表的汾西煤气化公司总经理秦仰华对此显得非常为难和困惑。他向记者表示，事实上双方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少沟通，“集团公司对于资金的使用很严格，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和汾西县类似，全省很多地方签订的正式转让协议均不完整，把棘手的问题留给了后续的谈判。“协议会注明‘以补充协议为准’，补偿标准‘根据县政府文件’。” “政府部门要的是结果，至于具体怎么谈判则不是主要的。”临汾市一位官员对记者说。他所说的结果主要是指正式协议的签署，因为这是后续的主体名称变更、复工手续办理以及接下来技术改造等一系列工作的起点。留待解决的难题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很多地方煤矿之前都和当地村镇的居民有一定形式的协议，为村民们提供一定的福利，比如临汾翼城县的上交村煤矿，就需要每年免费向每个村民提供半吨煤，这是为了补偿煤矿开采给当地造成的生态和资源破坏，但是现在煤矿一直在停工，“不生产的话肯定就没有煤可分了”。 而当地村民原来大多在矿上工作，这几年煤矿一直停工，使得大家没有了工作和打工收入。就算是整合之后，新进驻的国有大矿会不会继续聘用这些村民还是个未知数，另外，原来和煤老板约定的那些利益，国有大矿会不会继续提供，村民们都没有信心。 “听说被阳煤集团整合后，矿工的年纪最大不能超过45岁。这让我怎么办呢！”一位村民抱怨说，他今年49岁了，在当地的煤矿上已经工作了20多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矿主，他显得惶惶不安。 对于地方各个县市政府来说，整合之后如何保证地方的财政收入是另外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毕竟对于山西的很多地方来说，煤炭仍然是他们唯一可倚靠的资源，而一旦自己脚下的煤炭都被同煤集团、焦煤集团、煤炭运销集团等几个巨无霸收走，地方的利益以及用煤需求自然难以保证。“到时候人家分公司的老板至少和我们的县长是一个级别的，怎么敢要求人家什么？”吕梁市孝义县的一位官员说。 孝义就一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属于山西焦煤集团的汾西矿业集团在孝义县有5个主力大矿，但是这些年来只是在孝义设立有分公司，总部却位于晋中的介休市，这导致孝义的煤炭被开采，而税收却被交到了介休市。“每年有4个亿。”这次整合能否解决这样的地方利益纷争还不好说。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规定，为了保证地方的税收收入不受影响，新整合的煤矿要在当地注册成立子公司，以保证把税收留在当地。 但各地对于所生产煤炭的支配权则是显然被削弱了。正因如此，各地均在努力的保留和争取几个地方所属的整合主体，牛立东介绍说，临汾市就让每个县保留了一个地方主体。 而下游的产业链也难以避免的受到了整合行动的影响，以煤炭为原料的深加工行业正处在金融危机和没有廉价煤源的困苦之中，“现在大家都在限产，”一家焦化厂的副总告诉记者，“整合完成后，恐怕再也买不到小煤矿生产的低价煤了。下一步需要整合可能就是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