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并不是冷战后的新生事物，而是与民族(指与近代主权国家相伴而生的现代民 族)这一历史产物同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然而，在历史发展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必须要国 际社会的全力协作方可解决的今天，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却像一场传染病，突然以令人 瞠目的力度迅速蔓延全世界。当前，新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已发展成 为全球性的问题。 一、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理解 (一)对“民族主义”概念的解释。民族主义通常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认 同、归属、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古今中外对 其阐述、解释不计其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说，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 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 ，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转引自陈晓律、李永刚：“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 ”，《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西方社会学大师马列克斯·韦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情感的共 同契约，它的适当表现是企望组成一个自己的国家，因此它一般有助于这样一个国家的 诞生”(注：转引自张建华、李凤飞：“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的民族主义”，《世界经 济与政治》，1996年第1期。)。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 则，它坚持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 民族主义问题”。(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m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转引自陈晓律、李永则 ：“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英国著名右派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赞同盖尔纳所下的定义，认为“民族主义并 不是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唯一形式，也不是爱国主义的唯一形式。我们务必要将排他性的 民族主义或右派运动(它们自认为可以代表所有的政治及社会认同)和民族/公民及社会 意识等复合概念(在现代社会，这乃是各类政治认同的培养剂)区分开来，这一点非常重 要。”(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43页。) (二)民族主义基本形态。一般认为，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与公民民族 主义(civic nationalism)是民族主义诸多形态中最基本的两种。 1、族裔民族主义主要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概念。它从强调血缘、人种和语言等因素，逐 渐转向某个特定族裔的传统与文化。族裔民族主义者所认同的文化是族裔共同体经过人 为选择、加工，抑或虚构出来的东西。(注：戴晓东：“浅析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 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在狭义上可以被理解为种族或语言的群 体(racial or linguistic group)；在广义上，族裔指的是种族、语言、宗教、部落或 阶层等归属性的群体(ascriptive group)(注：参见ashutosh varshney,“ethnic conflict and civil society:india beyond”,world politics,vol.53,no.3(april 2 001),pp.328—329.) 2、公民民族主义主要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义务与信 仰，其基础是共同的法律和公共文化。它也是西方进入现代工业化社会后的产物。康德 指出，从个人观点看，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有法律强制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就是公民社 会，而它的整体就成为国家。(注：李梅：《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学研究》，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在当代，人们一般把公民社会理解为一个介于 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对任何人都开放的、来去自由的公共领域。 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社会中文化与政治合流的产物。公民民族主义 借助政治与法律，统合不同的族群，实现公民的普遍权益与民族的团结。虽然它也有文 化诉求，但在更深层次上却是一种政治情绪，流露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族裔民族主义诉 诸历史与文化，抵御他者，维护族裔的特殊性。虽然它与政治权益斗争存在某种联系， 但主要却是一种文化思潮，展示出鲜明的文化品性。 二、20世纪以来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回顾 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思潮和社会实践活动，起源于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18世纪末 的欧洲。(注：霍布斯鲍姆：《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e·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剑桥1990年，第3页。)19世纪是民族主义继 续在欧洲扩散、确立和京嬗变时期。20世纪是民族主义在东方取得胜利并在世界范围内 全方位多元化发展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兴起，并有了深 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给欧洲殖民体系以沉重打击。(注：赵立坤：“20世纪民族主义浪 潮试论”，《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这是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 二战后涌起了20世纪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在东方，20世纪50年代中期，亚非两洲独 立国家大批涌现，至60年代末，新独立的国家已有69个，此后增加到120多个。大批民 族独立国家的建立，造成了欧洲殖民帝国的土崩瓦解。东方民族主义取得的决定性胜利 ，为整个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在西欧，民族主义呈现出由嬗擅变向 回归的转化。此外，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法国“戴高乐主义”，60年代联邦德国的“新 东方政策”，强烈地反映了法德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主旨； 而40年代末的苏南冲突、50年代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也都是民族情绪的宣泄，对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的拒绝和寻找符合本民族国家发展道路 的尝试。(注：赵立坤：“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试论”，《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1 期。)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源头，兴起了20世纪第三次民 族主义浪潮，即新民族主义巨浪。其势头迅疾而猛烈，造成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 伐克3个联邦国家相继解体，一批新独立主权国家随之出现，旋即蔓延全球，各地民族 纷争迭起，硝烟弥漫，世界为之多变多乱。 三、新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诱因 新民族主义依然以冷战、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结束为其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苏东剧变和 冷战结束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原有的国际阵 线界限淡化，各国政府开始更多地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制定内外政策。但 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实践表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恰恰相反，上述国家出现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在这种形势下，长期被压制和掩盖 的民族主义意识得以复活并日益表面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继而成为许多国家的新宗 教”。许多民族纷纷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过分推 崇引起了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隔阂与离异，构成了多民族国家内部非主 体民族谋求民族分离的内在精神动力。 然而，众多学者都把新民族主义的产生根源归结为全球化的发展。普遍认为，风云聚 汇的20世纪在整体化、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塑造了民族主义。 (一)经济全球化收益的不对称性是发展中国家新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注：徐文 付：“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期 。)经济全球化强调“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员国之间的 自由贸易”。(注：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04页。)从 理论上讲这样的经济运行模式对各国都是公平的，而且应该产生“双赢”的结果。但从 经济运行市场体系考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在不平等前提下所谓的自由平等竞 争。首先，表现为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在主导世界市场：存在着不合理的国际 分工体系，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长 期处于被动的依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及利润日趋萎缩，在收益上与发达国家产 生不对称性，从而引发民族主义。其次，发达国家操纵市场游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巧 取豪夺。一方面，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从利己主义出发制定和推行有 关市场规则；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时，它们采取掠夺性政策。如在东亚金 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切实际地要马来西亚等国进一步向西方国家开放市场。 其结果是国际银行机构得到巨额补贴，而受援国的金融机构、公司纷纷倒闭。 (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导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注：徐文付：“从经济全 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期。)经济发展不平 衡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实力相当的国家中，发展快的国家由于优越感、骄傲而可能 产生民族主义情绪，而发展慢的民族国家则可能激起仇视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民族情绪。 20世纪70—80年代，美日两国在经济上较量、在思想文化方面相互抨击，经济强势的日 本一改往日唯美是从的形象，激烈抨击美国，变成了“敢于说‘不’的日本”。第二， 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促使某些国家为获得世界政治地位而追求民族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 进程中，经济实力是评价综合国力或一国政治地位的极为重要的指标。一些处于经济低 谷的国家，由于不能释怀往日的“大国情结”，而追求民族主义来平衡经济的不足，以 期在世界或地区事务中争得更大发言权。经济欠佳且在国际政治中长期“默默无闻”的 印度，为“重振国威”，曾在一个月内进行5次核爆炸，挑起南亚核危机便是一例。第 三，这种发展不平衡性促使各民族国家为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优势而争夺有限的国际市 场和资源的控制权，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 (三)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梯度差型世界架构是新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又一诱因。(注：徐 文付：“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 期。)经济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体系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梯度差。美国威斯 康星大学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thomas j.mcconmic将此分成核心国、边缘国和半边缘国 家3部分。核心国家控制高技术，得到高利润；边缘国仅仅提供原料和农产品，所获利 润最低；半边缘国家技术与利润居于两者之间。(注：thomas j.mccormick,america‘s half-centur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ere/london,1989,pp.3—4.)这3个层次的梯度差造成了政治 、文化、移民在不同层次国家之间流动的“势能”，这种流动过程，诱发了新民族主义 的产生。从政治上说，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以直接插手的方法，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 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或相互仇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 中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间接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引起民族主义反抗。从文化方面讲 ，西方国家极其重视文化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积极实行文化殖民主义。从移民情况 看，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就业率低且待遇较差，从而形成了移民“高 压区”。核心国家则因经济发展快，就业机会多，待遇好，而成为移民“低压区”。西 方人日益担心，移民由“高压区”源源不断地向“低压区”流动，“会抢走他们的工作 ，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注：[美]塞 缪尔·享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因此，当移入国经济不景气时，就会产生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产生种族歧视 和暴力行动。另外，移民自身也有民族主义倾向。一方面，由于受排外情绪影响，移民 无法融入所在国主体社会，他们必须以民族主义为纽带团结起来，以求生存；另一方面 ，有些移民不愿被同化，他们借民族主义以求保持自己的文化、宗教等民族传统。如欧 洲的穆斯林移民就始终游离于主体社会之外，而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则坚持保持对墨西哥 的认同感。(注：徐文付：“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 关系》，1999年第9期。) 四、当前民族主义新特点 与20世纪前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相比，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更具多样性、复杂性。其主 要特征为： (一)民族主义空前全球化。首先表现在各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更加强调国家、民族 利益，政策上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而不像过去那样受到联盟和集团的制约。东欧国家对 待北约的态度，法英对欧共体的立场，美、日、俄、韩对朝鲜半岛主导权的争夺，英、 法、德、美、俄在巴尔干和中东问题上的不协调以及地区集团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严重 对垒，均从一个侧面说明各国对外政策中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次，民族主义作 祟的冲突遍及全球。从硝烟弥漫的巴尔干到排外丑闻和自治口号迭出的中西欧；从种族 隔离制度尚未根除的南非到部族冲突迅速蔓延的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从新近滋生出 来的“伊斯兰冲突弧带”到存在年头久远的南亚“热点群”；从表面上相对平静的东北 亚到领海争端风波乍起的东南亚；从最贫穷的黑非洲到最发达的美国、加拿大……地球 上几乎所有角落均能找到民族标识的斗争和摩擦。(注：张树青：“关于当前民族主义 现象特征及起因的思考”，《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 (二)民族国家单质化倾向严重。据估计，全世界大约有5000多个少数民族或种族想使 自己成为国家的民族，有260多个非主权民族或非主体民族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国家。(注 ：转引自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53页 。)现在还不敢断言这种“想法”和“可能”将来是否会全部变成现实，但是目前的冲 突至少已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或证明了这样一种倾向——国家和民族正在进一步重合， 民族国家单质化倾向日趋严重。具体分析当前的诸多热点，不难发现全球内的所有民族 标识的摩擦和冲突中的绝大多数可归入以下两大类型：其一是多民族国家内民族自治和 独立。这在前苏联、东欧、巴尔干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先是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 斯拉夫联邦基本上以民族为标识的裂变——苏联一分为十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 南联邦一分为五，国家越分越小，数量越来越多。之后是在新分裂出的国家中，出现了 又一轮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车臣问题，摩尔多瓦内江，哈萨克北部地区摩擦，格鲁 吉亚南奥塞梯危机，波黑内战，克罗地亚内战。此外，斯里兰卡内战，厄立特里亚独立 ，加拿大魁北克问题，南非祖鲁人问题，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离， 法国科西嘉岛自治等等，均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其二是跨国民族引发的冲突。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3国的库尔德人的独立 斗争是这3国摩擦的焦点。3国中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库尔德人政权的建立，因为这意味 着自己一部分主权的丧失和地区力量的失衡，但是由于各方对待库尔德人的步调和方式 又不尽相同，有的甚至还想把库尔德人当作一粒对付邻国的政治棋子，3方又谁也完全 制止不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斗争。与上述问题相似的还有西非的埃维族，中东的巴勒斯坦 人等等。跨国民族问题的另一类型是由于多民族国家中的非主体民族向母体民族国家( 往往是邻国)的靠拢，和母体民族国家以保护民族利益为说辞的对境外同胞的拉笼和庇 护而导致冲突和紧张。波黑内战与其邻国具有直接的关系。塞族的最终目标是与塞尔维 亚共和国合并，而克族则是想回到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怀抱。马其顿共和国与周边国家关 系紧张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希腊与马其顿共和国不和是因为希腊认为“马其顿 共和国”这一国名与希腊北部马其顿省有相重之处，马国旗上的图案和某些宪法条款“ 有凯觎希腊北方马其顿省领土之嫌”。保加利亚虽承认马国独立，但不承认马其顿民族 和马其顿语的存在，并强调“保境内的马族人就是保族人”。阿尔巴尼亚则以马境内阿 族人的母族国自居，要求马尊重马境内阿族人的民族权利，并支持马境内阿族人“搞分 裂活动”。此外，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于纳卡州之争，罗马尼亚境内匈牙利人的分离 ，摩尔多瓦境内德涅斯特地区的斗争以及中亚、中东、非洲地区的很多冲突也均属这一 类型。(注：张树青：“关于当前民族主义现象特征及起因的思考”，《西北史地》，1 996年第3期。) (三)民族冲突往往与宗教分歧、领土争端以及派别斗争交织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看 ，为世界所关注的塔吉克斯坦内战、车臣问题、波黑内战、阿以冲突等等都与宗教民族 主义、信仰分歧有关系。大量中东穆斯林自愿到波黑、车臣参加对塞、克和对俄的作战 就是很好的说明。至于领土纠纷，则更是民族摩擦的重要内容，因为民族一般是与一定 的地域相联系的。阿以冲突当然不光牵扯巴勒斯坦人的地位问题，而且也牵扯一些地区 的归属问题。同样，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关于哈北部地区的分歧，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关于纳卡州的斗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冲突，领土目的自是不言而喻的。此 外，在阿富汗、索马里、布隆迪、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卢旺达、安哥拉等国 家或地区的民族冲突中，派别斗争则明显构成了一个重要因素。在1999出版《上帝脑海 里的恐惧：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级》一书的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于 尔根斯迈尔指出了尤其能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纯宗教性的民族主 义，主要是种族性的或分裂性的；第二种是意识形态性的宗教性民族主义。他解释说： “由于其变化不定的性质，使这两种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时代对国家构成了威胁。”( 注：“民族主义爆炸”，委内瑞拉《国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 12月30日电。) (四)新民族主义长有多张面孔。与遍地开花的民族冲突相一致，当前民族主义思潮也 呈现出了一种林立局面：从西非、北非、中东、中亚、南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 教和印度教)和泛民族主义思潮(泛突厥主义，泛哈萨克主义，泛蒙古主义，泛阿拉伯主 义等)到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和德国、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日本中心论……，真可 谓“百花齐放”。正如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1999年初所说：“民族主义已不再那 么千篇一律，不总是朝着极右的方向倾斜。如今它就像一头繁衍能力极强而又狡猾的野 兽，有好多的面孔，总是做出一些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的举动。”(注：“民族主义 爆炸”，委内瑞拉《国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12月30日电。) 五、对新民族主义的评价 众多学者专家对新民族主义进行了总结和评估。其主要观点有： (一)民族主义问题的国际化、暴力化以及民族和宗教势力连为一体是新民族主义浪潮 发展的基本趋向。从波黑战争到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清晰地表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 教势力合二为一、结成连体的特征。民族分裂主义借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感召力 ，组织起跨国跨地区的“敢死队”，开赴民族分裂战争的战场上，促使了民族问题的国 际化和暴力化。 (二)民族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物质利益分配不平衡将成为民族冲突最可能的源泉 。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体，追求国家利益是国际冲突的原因和本质。两次世界大战 如此，两极格局下的东西方冲突实质上亦是如此。国家利益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重要内 容，冷战期间国家利益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东西 方冲突；随着两极格局的消失，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减弱，经济物质因素占据了更重要的 地位，因此，这时的利益主要是民族主义与经济因素的结合体，而国际关系中南北关系 更为重要。以物质利益关系主导的定位，意味着未来国际冲突取决于各国物质经济利益 的消长。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军事冲突的胜败“取决于该国在实际冲突发生前 几十年间，同其他领先国家比较而言的经济上的兴衰情况。”(注：[美]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21世纪将是世界进入激烈的 经济实力角逐的世纪。(注：赵立坤：“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试论”，《湘潭大学学报 》，1998年第1期。)
(三)应当积极寻求解决新民族主义提出问题的办法。在1999年出版《上帝脑海里的恐 惧：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级》一书的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于尔根斯 迈尔预言，鉴于这些具有威胁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21世纪继续下去这一趋势，应该坚 持寻求解决办法，至少是能找到避免更多的暴力和动荡的办法。几十年以前，曾经采取 过一些考虑到当今世界不能为控制这些组织而使人权受到践踏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所 谓的“非同化性调停”，即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改善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条 件。另一项措施是“伙伴关系”，在这种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共享政府权力。在这些国 家，还曾经创建过一种联邦体制，这种体制可以提高伙伴政策的效率，但限定了那些群 体的活动范围。尽管这些模式已经付诸实践(在北爱尔兰、西班牙、塞尔维亚和黑山)， 但现实表明这并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于尔根斯迈尔提倡“一种多国解决办法”。为此 ，他建议加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力量，并且批评了华盛顿和北约在科索沃推行的模式， “因为人们不信任美国，而且理由很充分”。(注：“民族主义爆炸”，委内瑞拉《国 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12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