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大撤退 pdf 舟山大撤退1949



舟山大撤退1949

 

    在历史的节点上,个人的命运总难免被动。

  1949年,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与《将革命进行到底》两份文本迥异风格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气象。

  这一年,对于蒋介石可谓艰难。这一年元旦,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随后,他在中山陵“别陵”之后回到老家溪口。平静数月时光后复出,辗转于上海、舟山、台湾各地之间。

  5月7日,蒋介石乘江静轮从上海至舟山,当天的日记写道: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有人查阅,日记中“台湾”两字原为“福建”。而同月十七日,蒋经国写道:父亲自本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以来,家乡遨游,将阅四月。在此百余日中,虽心怀邦国,而用情逸,不减当年,盖亦唯有在宁静中更能致远耳。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从此已无缘再享此人间清福矣。

  这一年,被蒋经国称为危急存亡之秋,而他自己也比过去获得更多信任与施展空间,失去中国大陆的蒋中正也在塑造台湾。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刘维开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常有一些年代具有历史转折的特殊意义,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1949年即是其中之一。在他的新著《蒋中正的一九四九—— 从下野到复行视事》中,他发现蒋介石即使在数年之后的日记中,还是对于1949年念兹在兹,而同样是蒋经国,曾经说过“父亲自第三次下野以来,一直到舟山撤退为止,可说是最艰苦的时期;然而用最大的忍耐力,把这个最严重的难关渡过了。”

  1949年在台湾获得更多演绎,如林博文《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1949浪淘尽英雄人物》、林桶法《1949大撤退》等等。尽管如此,这仍旧属于当时“第一家族”与国家视角密切相关的记忆,而对于更多国人来说,“第一家族”进退台湾决定之后,却是超过200万人前所未有的大迁移。其中,军人的数量仍旧语焉不详,在蒋介石于20世纪50年代的几次演讲中,从50万到100万都有。

  比如,一句带过的舟山撤退,仅仅知道大概12万军人与2万民众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详细如“36艘运输舰、5艘登陆舰,3天3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125000军民,121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装备”亦显单薄。

  几十年前,影响美国甚深的小说《根》中,在追溯上百年家族史之后,主角告诉我们:历史由胜利者编写,但由相关的人们所相联。于是,尘封的私人记忆开始复活,不亚于历史的宏大叙事。

  姜思章是处在这一历史节点的一个小人物。1949年,他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但还是被裹挟进了那场历史洪流。

  1950年,14岁不到的姜思章在家乡舟山被国民党军队掠到了台湾,再回舟山时,已经是30多年后。在他的背后,是更多命运相同的人。

  那些和姜思章一样被掠到台湾的舟山子弟,他们的名字或者一串数字背后,是否有着更多生命容量?还是在舟山,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在舟山群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与一艘货轮相撞沉没,932人遇难,是否仅仅只是一场60年前的泰坦尼克式惨案?

  从台湾来看,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张典婉《太平轮1949》等等,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曾经不可言说的个体伤痛。

  龙应台先生坦言,《大江大海》就是其个人的探索之旅,从家族史到国族史,用非常个人的一种方式来呈现,所以没有那个企图,读者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把它当做这就是1949。其名龙应台,龙来自父亲,应来自母亲,台代表了她是战乱中出生在台湾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母亲应美君在台湾居住了60年,他乡已是故乡,却始终忘记不了已经消逝的淳安古城,以及新安江的透明。

  200万难民加上台湾600万人,龙应台希翼打开华人社会太多集体记忆的黑匣子,温柔治疗一代人“隐忍不言的伤痛”。不过,止步私人记忆,是否就能够还原历史呢?如何使之成为见证的公共记忆?

  学者徐贲有言,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分享的记忆是以现代社会记忆分工为基础的,而“分享的记忆则不单单是个人记忆的聚合。记忆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有自由交流,才会成为分享的记忆。分享的记忆以自由的公共交流为条件,因而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政治性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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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除了分享,还不应该忘记比较。197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提出了比较历史的看法,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异同,以及何以异,何以同。张提示我们,唯有比较历史,我们才能得出以下价值:一、使人们了解历史中真正伟大的事物归属于谁;二、它有助于人们寻找历史规律。这里所说的历史规律是片面的,而不是概括的;三、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偏见,只有靠比较才能消除;四、许多历史经比较后,原来的一些解释要加以修订。

  还是这个张玉法,掷地有声地告诉我们国家会亡,历史不灭;而1948年,他曾走在南下8000多个流亡中学生中,那么矮小。

  “流浪”或许是被历史裹挟的人们永恒的命运,即使已经安居几十年,只要还有记忆,还想念,心底就还是流浪的人。

  历史又到了一个节点,两岸的联系日渐紧密,文化交流、直航包机、经贸往来、甚至金融框架、政治层面的合作都在不断加强,就在记者写稿的时候,台湾正举行“台湾江苏周”,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亲自带领4000多人到了台湾,规模空前,而现任政要高官的出席,更被赋予了历史意义。

 

壮丁—老兵—荣民—台胞

姜思章们的漂泊六十年

  1950年5月中旬。

  舟山少年姜思章的生肖为鼠,当时未满14周岁,正就读初中一年级,少年懵懂。他并不知道,自己放学路上偶然的一次遭遇,将从此彻底改变他的命运,成为那场历史洪流中一个特殊群体的一员。

  时隔近60年,姜思章仍记得很清楚,那天他是与同学一行3人,在离家一华里的地方被国民党十九军十八师某连强行抓走,该部队番号为1918。

  姜思章被“抓壮丁”后一个星期,1950年5月13日开始至16日,是国民党历史上著名的“舟山大撤退”:3天之内,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将密布于舟山群岛的10余万国军与万余居民秘密撤退至台湾。

  随着极度超载的轮船,姜思章从浪激嘴码头上船,离开了舟山,亲人的哭喊、哀求、诅咒之声犹在耳侧,在饥饿与惶恐中来到台湾。

  对于这个场景,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新著《大江大海1949》中有着更为悲情的记载: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刚到台湾北部基隆港,姜思章即遭遇意外一幕:蒋夫人宋美龄率反共抗俄妇女联合会干部遥遥接见。此后,姜思章开始了训练、出操、做工的军营岁月,他与家人逐渐音讯不通,也因拒绝在“以军作家”、“志愿留营”等运动中签名而遭遇当众羞辱、禁闭、调职甚至军法审判。

  尽管两岸禁绝往来,姜思章仍坚信“定可回家”。几番努力,他考上了政工干校,以服役10年换来“下半辈子自由”。与其他老兵的流离落魄不同,靠着年轻与谋生技能,姜思章退伍后进入中学教书,继而结婚生子,但仍旧想尽各种门路与在大陆的家人联系,甚至得到过舞厅小姐的仗义帮助。

  最终,在香港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找来一位与姜思章母亲同姓的香港人,姜思章认他作舅舅,借着这张身份证,从模糊地带的香港借道,于1982年辗转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舟山。姜思章的传奇经历,屡屡被人引用。这个倔强的舟山人始终淡淡的一句话:返乡不难,只欠决心。

  这仅仅是开始,在姜家共叙离别之情时,左邻右舍均闻讯赶来,询问自家亲人的下落,这令姜思章百感交集:“感同身受之悲,更有同船共命之情”。

  自己达成回乡心愿之后,如何让百万计大陆赴台的外省人自由返乡,成为姜思章的心头所系。

  造化弄人,但是姜思章始终不放弃自主抗争,无意之间,命运又开启了历史一道新的大门,让他成为台湾“老兵返乡运动”的发起人。

 

姜思章:现实的台湾和内心的中国

无奈一重重

  《中国经营报》:你此前谈到近日正忙于搜集整理1950年国民党军队“舟山大撤退”各项机密档案,以便于今后写作,有什么收获吗?

  姜思章:关于“舟山大撤退”,现在台湾这边的档案资料已经解密,可以公开了。

  我个人追究这一事件的目的在于探求真相,因为我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一年我才上初中一年级,国民党后来一直说“抓小孩子当兵员”应该是个别部队缺员的行为。我一直怀疑是国民党最高领导下的“抓丁”命令。

  找到的一些资料证实了我的猜想。比如,他们当年抓兵时就有“抢救舟山青年”的计划;还有一个证据是,当时从舟山撤离的时候也有空军,空军动员一些民工把器材搬到码头然后搬上军舰,正在搬运时,陆军的军队来了把这些民工统统抓去当兵。如果仅仅是个别部队单独行动的话,空军那么多重要的枪炮、弹药、器具没有运到船上,肯定会向陆军抗议的,但空军不敢,说明这是上面统一的命令,也就是抓人是第一位的任务,我现在已经找到这些命令的资料。

  《中国经营报》:关于撤退到台湾的军队数量一直存疑,蒋介石在1950年前后的讲话中,用了不同的数字:50万、60万、80万、100万,实际上是多少呢?

  姜思章:人数到底是多少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有一个参考资料,当年台湾从日本人手中“光复”时,户口普查的人数是500多万,这是1945年、1946年之间的台湾总人口,到了1949年就是大陆整个解放以后,台湾官方的宣传材料是800万,按这个估算,就有200多万人来到台湾,具体多少,还需要更多档案资料。

  《中国经营报》:你是从舟山被强行带走,但不可否认,有人是自愿离开。那么像你这样的情况,在老兵或者荣民中,是普遍还是特殊?他们的认同又是怎么样的呢?

  姜思章:国民党的老兵80%以上是被强迫来的,但老兵大部分文化程度并不高,几十年国民党“反共抗俄”的教育,加上主要生活来源还是仰仗国民党,基本上他们已经认同了国民党,现在也都变成国民党选举投票的基础了。

  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当年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情形,也很少在台面上讲这些事,加之几十年的“洗脑”,往往把这些归咎于整个时代悲剧,只有在私下聊天才会表露出想家的情绪。有一段时期,国民党对这些退伍的老兵并不好,所以有一些抗争,包括“返乡运动”,后来国民党把老兵待遇改善了,老兵又倾向于国民党了。

  按照民进党的说法,我是“死不悔改”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老兵中基本认同是中国人,他们的历史、文化、血缘上的意识仍相当强烈,他们不一定认同共产党,但内心仍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不过因为妻子、朋友、儿女都是台湾人,也会觉得自己在现实层面是台湾人,但内心还是中国人。

  《中国经营报》: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台湾,也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老兵,因为政治上普遍支持“泛蓝”而被骂过“中国猪”,算是国民党的利益群体,但也有观点认为老兵属于被国民党遗忘的群体。

  姜思章:在台湾的民众,更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本省外省之分,因为婚姻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虽然语言上南腔北调,但不能很明确地区分了。

  比如在菜市场,一个是做山东包子、馒头,一个本地人卖台湾地瓜蚵仔煎,感情好得很,都是隔壁邻居,互相帮助。

  但本来外省人、本省人已经弭平的鸿沟,在民进党执政时又把它人为的撕裂、扩大了。民进党有一段时间一直排挤国民党,同时排挤国民党的荣民。所以老兵本来已经觉得落地生根了,又因为是“中国人”而备受羞辱,最糟糕的是陈水扁上台那几年。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把这个情况扳正过来,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马英九太无能。

命运是历史的偶然

  《中国经营报》:开放老兵探亲已经过去20年了,但有台湾媒体认为老兵还是有孤儿意识,是这样的吗?

  姜思章:开放大陆探亲后,刚开始是满腔热情,后来渐渐地探亲也产生一个后遗症,就是有时亲情流于以物质来体现和计算,于是有的人会有很大的疏离感,故乡仍旧是故乡,但是距离慢慢越来越远。

  《中国经营报》:老兵到了台湾之后,刚开始大多数人以为可以很快回来,因此错过安家的黄金年龄,这也加深了老兵的悲剧。

  姜思章:对,那个时候来的老兵也认为不必在台湾结婚,因为上面宣传一两年就回去了。当时也的确没有结婚的条件,很多人包括有经济能力的人到台湾来开始也没有买地买房子,官大一点的都是公家配置的。

  当年,老兵的生活从物质上来说是很苦的,家庭上也不是特别幸福,精神上更苦。白天出操准备没有时间想,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就自然想家了,特别是过年过节特别想,所以那时候到了过年过节,防备官兵们的情绪问题是一个重要任务,有很多人喝得酩酊大醉,还有因为思乡而自杀的。

  当时,国民党还有一些很硬性不合情理的规定。比如军官以及技术士兵满28岁才可以结婚,但同时要求一般士兵服役到45岁。但到了这个年纪,退下来就基本是废物了,很难融入社会,当时退下来的老兵满大街都是,卖报纸、修皮鞋、卖爱国奖券的都是这些老兵。

  大部分退下来的人都没有很好的工作,更没有很好的家庭。这样一来,要么不能结婚,要么结婚也是台湾社会层次比较低的女性,结果后来孩子教育、生活问题一大堆,国民党不得不开设“荣民之家”这样的机构来关照退伍老兵。

  《中国经营报》:现在台湾老兵的情况怎么样?

  姜思章:现在老兵都凋谢啦,当然也有很少部分退伍后获得了事业的成功。活着的老兵大部分在荣民之家打打麻将喝喝茶,对国家形势和时局的认知也大部分以报纸上的报道为依据,但现在国民党的报纸都不是主流报纸了,所以转而看电视为主。

  《中国经营报》:无可奈何地被带走,无可奈何地等待反攻,无可奈何地留在他乡,这好像就是老兵的集体命运,你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但最后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自主回乡,积极抗争,你的信念是什么?

  姜思章:你其实已经总结了老兵这个群体的一生,就是无可奈何,这就是老兵的宿命,来的时候不想来,想回的时候不让回。太多的无奈,太多人无法选择,太多的悲剧,被迫离家客死异乡的不知道有多少。

  其实,国民党“舟山大撤退”是历史的必然,舟山解放只是时间迟早的事,甚至台湾,如果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等突然因素,也是迟早解放。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是历史的偶然,历史造就了我们的境遇。

移动改变生活

  “移动改变生活”,这是一个大命题。移动,也许是一步之跨,也许是万里之徙;也许是个人环境的变迁,也许是民族历史的演化。于是在行走中、在迁徙中、在变迁和演化中,个人的遭遇和命运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遭遇和命运也改变了。而对于个人来说,“移动”是一种外力,它首先是历史加于人身的,其次是社会加于人身的,最后是技术加于人身的。无论是哪种外力,最后的结果也都是对个人生活、命运的改变。本报正是由历史、社会、技术三个层面入手,探讨“移动改变生活”这一概念,并试图向历史、向社会追问:我们因何移动、我们如何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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