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舟山大撤退1949
在历史的节点上，个人的命运总难免被动。
1949年，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与《将革命进行到底》两份文本迥异风格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气象。 这一年，对于蒋介石可谓艰难。这一年元旦，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随后，他在中山陵“别陵”之后回到老家溪口。平静数月时光后复出，辗转于上海、舟山、台湾各地之间。 5月7日，蒋介石乘江静轮从上海至舟山，当天的日记写道：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有人查阅，日记中“台湾”两字原为“福建”。而同月十七日，蒋经国写道：父亲自本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以来，家乡遨游，将阅四月。在此百余日中，虽心怀邦国，而用情逸，不减当年，盖亦唯有在宁静中更能致远耳。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从此已无缘再享此人间清福矣。 这一年，被蒋经国称为危急存亡之秋，而他自己也比过去获得更多信任与施展空间，失去中国大陆的蒋中正也在塑造台湾。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刘维开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常有一些年代具有历史转折的特殊意义，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1949年即是其中之一。在他的新著《蒋中正的一九四九—— 从下野到复行视事》中，他发现蒋介石即使在数年之后的日记中，还是对于1949年念兹在兹，而同样是蒋经国，曾经说过“父亲自第三次下野以来，一直到舟山撤退为止，可说是最艰苦的时期；然而用最大的忍耐力，把这个最严重的难关渡过了。” 1949年在台湾获得更多演绎，如林博文《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1949浪淘尽英雄人物》、林桶法《1949大撤退》等等。尽管如此，这仍旧属于当时“第一家族”与国家视角密切相关的记忆，而对于更多国人来说，“第一家族”进退台湾决定之后，却是超过200万人前所未有的大迁移。其中，军人的数量仍旧语焉不详，在蒋介石于20世纪50年代的几次演讲中，从50万到100万都有。 比如，一句带过的舟山撤退，仅仅知道大概12万军人与2万民众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详细如“36艘运输舰、5艘登陆舰，3天3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125000军民，121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装备”亦显单薄。 几十年前，影响美国甚深的小说《根》中，在追溯上百年家族史之后，主角告诉我们：历史由胜利者编写，但由相关的人们所相联。于是，尘封的私人记忆开始复活，不亚于历史的宏大叙事。 姜思章是处在这一历史节点的一个小人物。1949年，他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但还是被裹挟进了那场历史洪流。 1950年，14岁不到的姜思章在家乡舟山被国民党军队掠到了台湾，再回舟山时，已经是30多年后。在他的背后，是更多命运相同的人。 那些和姜思章一样被掠到台湾的舟山子弟，他们的名字或者一串数字背后，是否有着更多生命容量？还是在舟山，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在舟山群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与一艘货轮相撞沉没，932人遇难，是否仅仅只是一场60年前的泰坦尼克式惨案？ 从台湾来看，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张典婉《太平轮1949》等等，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曾经不可言说的个体伤痛。 龙应台先生坦言，《大江大海》就是其个人的探索之旅，从家族史到国族史，用非常个人的一种方式来呈现，所以没有那个企图，读者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把它当做这就是1949。其名龙应台，龙来自父亲，应来自母亲，台代表了她是战乱中出生在台湾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母亲应美君在台湾居住了60年，他乡已是故乡，却始终忘记不了已经消逝的淳安古城，以及新安江的透明。 200万难民加上台湾600万人，龙应台希翼打开华人社会太多集体记忆的黑匣子，温柔治疗一代人“隐忍不言的伤痛”。不过，止步私人记忆，是否就能够还原历史呢？如何使之成为见证的公共记忆？ 学者徐贲有言，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分享的记忆是以现代社会记忆分工为基础的，而“分享的记忆则不单单是个人记忆的聚合。记忆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有自由交流，才会成为分享的记忆。分享的记忆以自由的公共交流为条件，因而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政治性质的记忆。”
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除了分享，还不应该忘记比较。197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提出了比较历史的看法，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异同，以及何以异，何以同。张提示我们，唯有比较历史，我们才能得出以下价值：一、使人们了解历史中真正伟大的事物归属于谁；二、它有助于人们寻找历史规律。这里所说的历史规律是片面的，而不是概括的；三、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偏见，只有靠比较才能消除；四、许多历史经比较后，原来的一些解释要加以修订。 还是这个张玉法，掷地有声地告诉我们国家会亡，历史不灭；而1948年，他曾走在南下8000多个流亡中学生中，那么矮小。 “流浪”或许是被历史裹挟的人们永恒的命运，即使已经安居几十年，只要还有记忆，还想念，心底就还是流浪的人。 历史又到了一个节点，两岸的联系日渐紧密，文化交流、直航包机、经贸往来、甚至金融框架、政治层面的合作都在不断加强，就在记者写稿的时候，台湾正举行“台湾江苏周”，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亲自带领4000多人到了台湾，规模空前，而现任政要高官的出席，更被赋予了历史意义。
壮丁—老兵—荣民—台胞
姜思章们的漂泊六十年
1950年5月中旬。
舟山少年姜思章的生肖为鼠，当时未满14周岁，正就读初中一年级，少年懵懂。他并不知道，自己放学路上偶然的一次遭遇，将从此彻底改变他的命运，成为那场历史洪流中一个特殊群体的一员。 时隔近60年，姜思章仍记得很清楚，那天他是与同学一行3人，在离家一华里的地方被国民党十九军十八师某连强行抓走，该部队番号为1918。 姜思章被“抓壮丁”后一个星期，1950年5月13日开始至16日，是国民党历史上著名的“舟山大撤退”：3天之内，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将密布于舟山群岛的10余万国军与万余居民秘密撤退至台湾。 随着极度超载的轮船，姜思章从浪激嘴码头上船，离开了舟山，亲人的哭喊、哀求、诅咒之声犹在耳侧，在饥饿与惶恐中来到台湾。 对于这个场景，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新著《大江大海1949》中有着更为悲情的记载：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刚到台湾北部基隆港，姜思章即遭遇意外一幕：蒋夫人宋美龄率反共抗俄妇女联合会干部遥遥接见。此后，姜思章开始了训练、出操、做工的军营岁月，他与家人逐渐音讯不通，也因拒绝在“以军作家”、“志愿留营”等运动中签名而遭遇当众羞辱、禁闭、调职甚至军法审判。 尽管两岸禁绝往来，姜思章仍坚信“定可回家”。几番努力，他考上了政工干校，以服役10年换来“下半辈子自由”。与其他老兵的流离落魄不同，靠着年轻与谋生技能，姜思章退伍后进入中学教书，继而结婚生子，但仍旧想尽各种门路与在大陆的家人联系，甚至得到过舞厅小姐的仗义帮助。 最终，在香港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找来一位与姜思章母亲同姓的香港人，姜思章认他作舅舅，借着这张身份证，从模糊地带的香港借道，于1982年辗转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舟山。姜思章的传奇经历，屡屡被人引用。这个倔强的舟山人始终淡淡的一句话：返乡不难，只欠决心。 这仅仅是开始，在姜家共叙离别之情时，左邻右舍均闻讯赶来，询问自家亲人的下落，这令姜思章百感交集：“感同身受之悲，更有同船共命之情”。 自己达成回乡心愿之后，如何让百万计大陆赴台的外省人自由返乡，成为姜思章的心头所系。 造化弄人，但是姜思章始终不放弃自主抗争，无意之间，命运又开启了历史一道新的大门，让他成为台湾“老兵返乡运动”的发起人。
姜思章：现实的台湾和内心的中国
无奈一重重
《中国经营报》：你此前谈到近日正忙于搜集整理1950年国民党军队“舟山大撤退”各项机密档案，以便于今后写作，有什么收获吗？ 姜思章：关于“舟山大撤退”，现在台湾这边的档案资料已经解密，可以公开了。 我个人追究这一事件的目的在于探求真相，因为我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一年我才上初中一年级，国民党后来一直说“抓小孩子当兵员”应该是个别部队缺员的行为。我一直怀疑是国民党最高领导下的“抓丁”命令。 找到的一些资料证实了我的猜想。比如，他们当年抓兵时就有“抢救舟山青年”的计划；还有一个证据是，当时从舟山撤离的时候也有空军，空军动员一些民工把器材搬到码头然后搬上军舰，正在搬运时，陆军的军队来了把这些民工统统抓去当兵。如果仅仅是个别部队单独行动的话，空军那么多重要的枪炮、弹药、器具没有运到船上，肯定会向陆军抗议的，但空军不敢，说明这是上面统一的命令，也就是抓人是第一位的任务，我现在已经找到这些命令的资料。 《中国经营报》：关于撤退到台湾的军队数量一直存疑，蒋介石在1950年前后的讲话中，用了不同的数字：50万、60万、80万、100万，实际上是多少呢？ 姜思章：人数到底是多少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有一个参考资料，当年台湾从日本人手中“光复”时，户口普查的人数是500多万，这是1945年、1946年之间的台湾总人口，到了1949年就是大陆整个解放以后，台湾官方的宣传材料是800万，按这个估算，就有200多万人来到台湾，具体多少，还需要更多档案资料。 《中国经营报》：你是从舟山被强行带走，但不可否认，有人是自愿离开。那么像你这样的情况，在老兵或者荣民中，是普遍还是特殊？他们的认同又是怎么样的呢？ 姜思章：国民党的老兵80%以上是被强迫来的，但老兵大部分文化程度并不高，几十年国民党“反共抗俄”的教育，加上主要生活来源还是仰仗国民党，基本上他们已经认同了国民党，现在也都变成国民党选举投票的基础了。 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当年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情形，也很少在台面上讲这些事，加之几十年的“洗脑”，往往把这些归咎于整个时代悲剧，只有在私下聊天才会表露出想家的情绪。有一段时期，国民党对这些退伍的老兵并不好，所以有一些抗争，包括“返乡运动”，后来国民党把老兵待遇改善了，老兵又倾向于国民党了。 按照民进党的说法，我是“死不悔改”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老兵中基本认同是中国人，他们的历史、文化、血缘上的意识仍相当强烈，他们不一定认同共产党，但内心仍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不过因为妻子、朋友、儿女都是台湾人，也会觉得自己在现实层面是台湾人，但内心还是中国人。 《中国经营报》：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台湾，也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老兵，因为政治上普遍支持“泛蓝”而被骂过“中国猪”，算是国民党的利益群体，但也有观点认为老兵属于被国民党遗忘的群体。 姜思章：在台湾的民众，更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本省外省之分，因为婚姻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虽然语言上南腔北调，但不能很明确地区分了。 比如在菜市场，一个是做山东包子、馒头，一个本地人卖台湾地瓜蚵仔煎，感情好得很，都是隔壁邻居，互相帮助。 但本来外省人、本省人已经弭平的鸿沟，在民进党执政时又把它人为的撕裂、扩大了。民进党有一段时间一直排挤国民党，同时排挤国民党的荣民。所以老兵本来已经觉得落地生根了，又因为是“中国人”而备受羞辱，最糟糕的是陈水扁上台那几年。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把这个情况扳正过来，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马英九太无能。命运是历史的偶然
《中国经营报》：开放老兵探亲已经过去20年了，但有台湾媒体认为老兵还是有孤儿意识，是这样的吗？ 姜思章：开放大陆探亲后，刚开始是满腔热情，后来渐渐地探亲也产生一个后遗症，就是有时亲情流于以物质来体现和计算，于是有的人会有很大的疏离感，故乡仍旧是故乡，但是距离慢慢越来越远。 《中国经营报》：老兵到了台湾之后，刚开始大多数人以为可以很快回来，因此错过安家的黄金年龄，这也加深了老兵的悲剧。 姜思章：对，那个时候来的老兵也认为不必在台湾结婚，因为上面宣传一两年就回去了。当时也的确没有结婚的条件，很多人包括有经济能力的人到台湾来开始也没有买地买房子，官大一点的都是公家配置的。 当年，老兵的生活从物质上来说是很苦的，家庭上也不是特别幸福，精神上更苦。白天出操准备没有时间想，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就自然想家了，特别是过年过节特别想，所以那时候到了过年过节，防备官兵们的情绪问题是一个重要任务，有很多人喝得酩酊大醉，还有因为思乡而自杀的。 当时，国民党还有一些很硬性不合情理的规定。比如军官以及技术士兵满28岁才可以结婚，但同时要求一般士兵服役到45岁。但到了这个年纪，退下来就基本是废物了，很难融入社会，当时退下来的老兵满大街都是，卖报纸、修皮鞋、卖爱国奖券的都是这些老兵。 大部分退下来的人都没有很好的工作，更没有很好的家庭。这样一来，要么不能结婚，要么结婚也是台湾社会层次比较低的女性，结果后来孩子教育、生活问题一大堆，国民党不得不开设“荣民之家”这样的机构来关照退伍老兵。 《中国经营报》：现在台湾老兵的情况怎么样？ 姜思章：现在老兵都凋谢啦，当然也有很少部分退伍后获得了事业的成功。活着的老兵大部分在荣民之家打打麻将喝喝茶，对国家形势和时局的认知也大部分以报纸上的报道为依据，但现在国民党的报纸都不是主流报纸了，所以转而看电视为主。 《中国经营报》：无可奈何地被带走，无可奈何地等待反攻，无可奈何地留在他乡，这好像就是老兵的集体命运，你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但最后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自主回乡，积极抗争，你的信念是什么？ 姜思章：你其实已经总结了老兵这个群体的一生，就是无可奈何，这就是老兵的宿命，来的时候不想来，想回的时候不让回。太多的无奈，太多人无法选择，太多的悲剧，被迫离家客死异乡的不知道有多少。 其实，国民党“舟山大撤退”是历史的必然，舟山解放只是时间迟早的事，甚至台湾，如果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等突然因素，也是迟早解放。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是历史的偶然，历史造就了我们的境遇。移动改变生活
“移动改变生活”，这是一个大命题。移动，也许是一步之跨，也许是万里之徙；也许是个人环境的变迁，也许是民族历史的演化。于是在行走中、在迁徙中、在变迁和演化中，个人的遭遇和命运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遭遇和命运也改变了。而对于个人来说，“移动”是一种外力，它首先是历史加于人身的，其次是社会加于人身的，最后是技术加于人身的。无论是哪种外力，最后的结果也都是对个人生活、命运的改变。本报正是由历史、社会、技术三个层面入手，探讨“移动改变生活”这一概念，并试图向历史、向社会追问：我们因何移动、我们如何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