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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走汪精卫 善耆不善骑
文/雪珥
快到年终了，北京照例是格外地冷。
严寒并没有能阻止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的上访，他们在中央各个部门不停转悠，递交请愿信，要求提前立宪、早开国会。 主流史家一般认为，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摄政王载沣，对此相当恼怒，因为他并不想真正地实行宪政。此时，立宪万能论已成为大清国的主旋律，人们或过于天真地相信，或过于世故地假装相信，只要一立宪，大清国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各省咨议局希望这一政改能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跑步进入立宪主义社会。深知柴米贵的当家人，显然难以认同这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尽管他们也实在希望尽快建立这个能令“皇上世袭罔替”的宪政体制。 请愿团无疑成了1909年寒冬里一个最烫手的政治烤红薯，各部门领导难以表态，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避开雷区，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此类“太子党”因为掌握着更为丰厚的政治资源，抗风险能力更强，往往能成为改革的有力先锋。
铁腕
只有一个人例外——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这位铁帽子王在民政部大堂接见了请愿代表，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介绍了民政部在预备立宪方面的各项工作，但并没有直接表态。根据并不十分可靠的史料记载，在谈话过程中，这位京剧的超级发烧友，突然把头上的帽子扔到地上，唱了一句《空城计》中的戏词“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举座愕然，善耆哈哈一笑：诸君莫慌，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就得了。一台气氛僵硬的政治谈判，增添了一抹娱乐的轻松色彩。
后世史家普遍认为，这一戏剧性场景，是善耆在表白：如果“先帝”（光绪）在世，立宪早已实现，其矛头直指载沣。这种一厢情愿的揣测，其实只是后世史家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使然。善耆虽然是铁帽子王，但“爵位”与“实职”毕竟是两码事，依然可能随时被清理出权力中心，去过那“享受王爷级别待遇”的政治平民生活，他没有任何必要与载沣结怨，更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他与载沣有过节，非要在各省代表面前抖落。与其说那是善耆对立宪请愿的含蓄支持，毋宁说是他在一个难以表态的问题上的特殊搪塞。 善耆基本上是一位善于驾驭复杂局势的好“骑手”。 在出任民政部尚书的数年间，他成为最为活跃的改革弄潮儿之一，丝毫不亚于当时的地方督抚们。民政部权限很大，既要负责地方自治那样的深层次体制改革，也要承担公安部及新闻审察署的职能，负责全国警政及报刊监察，并且还是首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负责机关。 在政治方面，善耆的宽容甚至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化倾向。对于立宪请愿运动，激进的地方督抚们大多并不能与谨慎的中央保持一致，而善耆就是中央政府中少见的“速进派”。北京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向民政部申请备案，主管官员吃不准如何处理这家天子脚下的抗议团体，怕担责任，不敢表态，也建议善耆审慎对待，最好把球踢给军机大臣们。但善耆却直接批准了。他表示：“凡人民结社立会能不违背法律者，本部即有保护之专责。查国会请愿一事，多系志士热心爱国，以和平主义力求进行，该会既无强挟之要求，即为不背法律，应即允准立案，无庸请商政府，以致多所转折”。善耆甚至“指使”民政部侍郎黎宗岳，出面组织“国会期成会”，创办《国报》，直接鼓吹立宪。 如此旗帜鲜明，当然是与善耆作为铁帽子王的身份直接有关。此类“太子党”因为掌握着更为丰厚的政治资源，抗风险能力更强，往往能成为改革的有力先锋。 善耆在推行警政时，就以铁腕著称。为了贯彻治安管理条例，他经常微服私访，有贝勒乘马车超速行驶，并且逃避巡警执法，善耆闻讯后，亲自出面查扣违规车辆，震动京师。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北京巡警执法力度很大，甚至连他的福晋违反交通规则，也照样被处罚，他不仅不指责巡警，反而给予表彰。1908年年底，国家连遭大丧，人心不稳，西方外交官们普遍认为，北京能在这一特殊时期维持稳定，光绪与慈禧的两大国葬皆能顺利进行，颇得益于善耆的运筹有方。
勇于任事、善于任事之外，善耆的最大特点就是能与三教九流都友好相处。
怀柔
1900年，义和团动乱，光绪与慈禧逃离北京时，善耆一直护送在侧，但随后即被派回北京，会同庆亲王和李鸿章办理日常政务。在这期间，他与主持日本占领区治安工作的川岛浪速成为朋友，随后聘用川岛建立北京的巡警制度，并将自己的女儿过继给川岛为养女，这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川岛芳子。
局势略微稳定后，中央任命善耆出任崇文门税务监督。这是大清国最著名的肥缺之一，其关税收入曾一度在全国各关卡中高居第四，当年和珅就是靠着这个职位成为大清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但善耆却很“傻”，一上手就推行廉政风暴，对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严厉查办，在国家税收直线上升的同时，断了不少人的财路，“肃王轻佻而好喜功”的评价便在北京城满天飞，如果不是他过硬的“太子党”血统，早就被这些急红眼了的既得利益者们整趴下了。时人对善耆的评价很高：“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勇于任事、善于任事之外，善耆的最大特点就是能与三教九流都友好相处。新政开始后，善耆便派贵胄学堂监督李步青主动联络海外的康梁等人，1909年~1910年间，他还特别批准了康有为的“帝国统一党”在北京登记注册，这样的举动，令向来尖酸刻薄的康有为也大为叹服，称为“中国官认立党之雷震第一声”。对于提倡暴力排满的革命党，善耆也多方笼络。他不仅在幕府中聘有革命党人，还曾经为同盟会总部捐了3万元，表示自己“一心推行宪政，故望党人支持”，因此赢得了不少革命党人的好感，客观上削弱了他们的“革命意志”。但他还是严守着自己的基本原则，当章太炎希望这位“贤王”能加入同盟会，“要使千载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致清肃亲王书》）时，被他谢绝；而当日本人出面为革命党要求将西藏分割出来作为“民主政治实验国”时，更是遭到善耆严拒。最令时人及后人感慨的，是在善耆的斡旋下，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恐怖分子”汪精卫，居然得以免除一死（参阅本专栏2月23日《爱新觉罗软着陆》）。善耆在此案中“亲临审讯，兆铭从容陈词，无几微乞恩意。王且愤且怜之曰：‘此书生不晓事，何庸杀也’”。(《大清肃忠亲王墓志铭》)，“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让汪精卫等人站着说话、不下跪、不刑讯逼供，甚至还给他们送书送报，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优待政治犯的先例。汪精卫的罪行，本应依法处死，在他的斡旋后，摄政王不惜“践踏法律”，改判为“永远监禁”，为此还引发了最高法院（“大理院”）的严重抗议（参阅本专栏9月14日《帝国司法独而不立》）。其实，早在处理光复会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时，因恩铭于徐锡麟个人有恩，且为长辈，徐为政治信念而不惜“恩将仇报”，挑战了伦理底线，激起中央大员的众怒，多数人主张应加重处罚，要求对其实行挖心酷刑，甚至恢复灭九族，“以戒后之为逆者”。善耆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对付革命者，一是“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二是“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彼革命排满之徒，已心甘鼎镬，不畏一死，酷刑重罚，已难禁其逆谋。何若将该逆正法外，其亲眷戚族，均勿连累，以示朝廷德泽之厚。”当他的意见没被采纳后，他就联合醇亲王载沣等联合斡旋，终于将徐锡麟的家属保全了下来。
在关系到个人“前途”的问题上，他似乎总是不合时宜地要逆流而行，成为一个并不“善骑”的孤臣。
孤臣 后世的很多史家，多将善耆的宽容解读为对革命的畏惧与忽悠，只是表面“迎合”而已。一个实力完全占据上风的执政者，不惜低声下气地“迎合”羽翼未丰的反叛者，而不是将威风进行到底，痛打落水狗，这样的自律与宽容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前乏古人、后缺来者，或许，这也是在日后的疾风暴雨中爱新觉罗家族得以“软着陆”的原因之一。善耆曾经为那个时代做了精辟的总结：“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在位时似乎总与革命党勾勾搭搭的善耆，在辛亥革命后，却崭露了其对于故主的无比忠诚，成为宗社党的坚定成员。相反，当年那些对革命党喊打喊杀的“爱国者”们，在新形势下一反常态，为了争取“优待”与保全，对新政权曲意逢迎。在那个痞子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善耆不合时宜地成为一个另类，在关系到个人“前途”的问题上，他似乎总是不合时宜地要逆流而行，成为一个并不“善骑”的孤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