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应该是制定游戏规则、依法监督市场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公平正义。应该是一个独立、客观的裁判员角色，但中国的证券监管者却经常身兼运动员角色，而且还时不时地帮助个别“运动员”制定发展规划和物色人选，有些监管人员索性直接下场担任券商、基金等机构的高管，让“猫与老鼠”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界限模糊。 如果“猫鼠一窝”，保护普通投资者的权益自然会沦为口号，监管者一旦有偏袒则很难维护市场的公平正义。 因此，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应该尽快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职能转变”的精神，改革行政审批，下放发审权力，尽量避免越俎代庖，严厉惩罚违规、造假等害群之马，通过制度、市场规则和法律来约束市场参与者，营造法制化的市场环境。 遗憾的是，权力发审下的新股发行制度仍然没有改革的迹象，用高西庆（曾担任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话来说：“让监管者放弃权力发审需要从灵魂深处爆发一场革命。”毕竟放弃权力发审将意味着要动一些人、一些部门的奶酪和利益，自然会有很大的阻力和难度，“简政放权、职能转变”在证监系统执行的难度非常大，没有超常的勇气和魄力则很难完成这场改革。 或许有人会认为目前中国实施真正市场化的发行制度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极力反对注册制，认为在核准制下都很难保障上市公司的质量，一旦搞注册制则会泥沙俱下，让市场大乱。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现在很多人对于注册制的认识有误区，他们采取简单的“二分法”来认识注册制与核准制，以为不被权力发审的注册制就是“自由市场”，以为只要符合条件、没有审核、猪马牛羊都可以上市，其实不然。 注册制与核准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监管部门是否对发行对象进行实质性审核，我们现行的核准制就是实质性审核，上市与否都是证监会的发审委说了算，而注册制是监管部门只对注册文件进行形式审查，监管部门拥有拒绝注册的权力，但拒绝注册得有理有据。 实质性审核与形式审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监管部门是否对公司的价值做出判断，我们行政主导下的额度制、审批制、核准制，可能初衷是好的，是想选择优质的上市公司，防止劣质公司上市圈钱，是想让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但实际情况与父爱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行政主导下的权力发审不但没有选出优质的公司，反而成了权力寻租的温床，各种带有财务欺诈的公司通过形形色色的公关，纷纷高价上市圈钱，拿了好处的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些公司却成了打不得、骂不得的保护对象，对媒体揭露出来的“坏孩子”，只用低廉的处罚成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过低的违规成本恰又默许了他们的胡作非为，结果扭曲了各种市场化的功能，成为阻碍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最近的万福生科案和非上市公司天能科技案似乎在改变这一迹象，证监会严厉惩罚与案件相关的中介机构，对拟上市公司杀鸡儆猴，确实起到了一些震慑作用，很多拟上市公司在最后关头出现了批量撤单，减少了“IPO堰塞湖”的压力，但千万不要乐观地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从此万事大吉，或过早地认为中国股市从此走向了法制化。 如果发行制度和基础制度不改变，突击检查和个别的杀鸡儆猴往往会成为个案，为了让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监管者就必须要放弃运动员的角色，放弃权力审批，让监督、核查、严惩和法治化成为常态。 另外，证券监管部门不要过度偏袒机构投资者和券商等中介机构，要尽量避免替代券商、基金来制定行动纲要和发展规划。 遗憾的是，近日就有证券监管部门人士在中国证券行业规划与发展战略讨论会上向行业提出10年增长10倍的长远规划，这10倍增长除了财富管理规模，证券行业规模及净利润也希望获得10倍增长。这种“大跃进”式的行业发展规划实在不该由监管机构提倡，如果是证券业协会说这样的话还情有可原，但如果监管部门帮助券商、基金制定这样的发展规划未必适合自己监管者的角色，有搞政绩工程之嫌，搞不好就会成为中小投资者的一场灾难，对证券业的健康发展也未必是好事。 比如让券商的财富管理规模扩大10倍，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中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按照目前券商资管发展“资金池”的速度来看，这个目标应该会很快实现，但如果券商实际管理能力和水平没有达到这个量级，规模扩张的越快券商可能死的也越快，券商和基金自己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能盲目地“大跃进”。 至于中国证券行业10年增长10倍的目标就看怎么来实现了，如果不彻底放开证券经营牌照，不打破目前的垄断格局，一味地抱残守缺，想方设法地帮助现有的券商再融资和扩张，这种规模快速膨胀有可能会形成管理能力与资产的错配，只有打破垄断、放开牌照，通过市场化充分竞争来优胜劣汰，才能保证真正的强者和能者崛起，而非圈养。 尤其在目前投资者普遍亏损、市场“负和博弈”的格局下，监管部门不提如何营造“投资回报市”和提高投资者的投资收益，而让券商、基金等机构的净利润增长10倍，会让普通的中小投资者心寒。 对基金而言最稳健的收益就是“摊大饼”来获取旱涝保收的管理费，对券商而言，沦为平台和通道的资管业务规模扩张越快风险越大，从券商过往的资管水平和自营能力来看收益并不理想，这往往都是导致券商死亡的雷区，券商一直在依靠经纪业务和投行业务来旱涝保收，不过现在投行业务面临着高额惩罚的风险，而获取稳健收益的来源唯有交易佣金，如果券商不提高服务水平和财富管理能力，将意味着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难降低，增长10倍的净利润只能指望从投资者身上扒取，但高交易成本与改变“负和博弈”的市场化方向并不相符。 因此，证券监管部门要尽量少越俎代庖，尤其对公司收益和行业利润层面的事情少参与，对市场参与者应该一视同仁，避免偏袒和保护主义，应该转变“大跃进”思维，中国股市不能再搞“运动式”的发展，股市的历史一再证明，中小散户往往都是股市波动及概念炒作的牺牲品和买单者。 另外，对于监管人员的行为要加以规范，尤其要限制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离职后去被监管单位任职。 现在很多券商和基金的高管都来自监管部门，他们对监管规则、套路和漏洞一清二楚，他们在灰色地带游刃有余，而且与监管机构有着特殊的裙带关系，从而使得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经常袒护他们，这种“猫鼠一窝”的情形会严重阻碍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当务之急应尽快划清“猫与鼠”的界限，还原监管者的职责和市场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