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8194;/8194;吴晓波 4月8日，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在香港黯然辞职。尽管舆论早有预料，但是消息传出，还是引起极大轰动。 甲子轮回之凶 读到这条新闻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整整60年前的4月。 1949年4月，国民政府监察院以“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起诉荣智健之父荣毅仁，指责他把霉烂的大米卖给政府，结果导致了东北战场的失败。5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公开审理荣案。也就在这一天，解放军攻进上海城。 甲子一轮回，荣氏父子竟同时处在事业的凶险处。 荣家是中国企业史上仅存的百年家族之一。自1902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厂以来，绵延至今，历三朝而不陨，期间艰辛困顿，不足与外人道，数度面临破产关门之危。而此次，竟在全球危机中再遭一劫。事件爆发后，有媒体认定“荣家谢幕”，而我则不以为然。因为，检点荣家百年史，这远远不是最凶险的一次。至少，有三次危机比今日更为惊心。 三次死去活来 1934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陷入空前大萧条。纺织业是当时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制造产业，自然首当其冲。 当时荣家的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行业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已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而荣家事业的迅猛发展，靠的是疯狂举债扩张战略，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转眼间，市场突变，荣家首当其冲。到1934年年初，荣家面粉工厂全面停产，申新各厂也风雨飘摇，荣宗敬在信中说：“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仅及纱价，销路不畅，存货山积。”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 6月28日，荣宗敬派人到无锡向弟弟求救。族内有人担心：去救上海申新会把无锡的产业也拖进泥潭。荣德生执一茶壶在手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他当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价证券全部收罗起来，第二天清晨就赶到上海，在陈光甫、宋汉章的斡旋下，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联合借款220万元，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这仅够荣家多吸几天的氧气，当时申新每年的通税和利息支出就在1000万元以上。1934年7月4日，申新公开登报，宣告“搁浅”。 就如同这一次对冲巨亏后，荣智健北上向中信集团求援一样，当时的荣宗敬也只有向国民政府告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曾想一口吃掉申新。而荣家那次逃生，靠的又是陈光甫仗义出手。申新与中国、上海两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才保住了所有权。荣家兄弟如同两个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扑腾，一直熬到一年多后市场转暖才爬上岸。 荣家第二次大危机发生在1938年。抗战爆发后，日军攻陷长三角。荣家经略了三十多年的庞大产业聚集于上海和江苏，全数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淞沪会战中，荣家产业三去其二。在绝境之中，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西迁内地，再度创业办厂，总算保住一点血脉。到了抗战胜利后，荣家再次复兴。 荣家第三次倾家荡产，则是在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让私人资本在中国“绝种”，荣家在大陆的所有工厂一日间收归国有。一直到22年后，荣毅仁复出创办中信集团，才又一次开始了财富生涯。 还有东山机会？ 与上三次危机相比，此次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其资产缩水33亿美元，但是他仍然在中信泰富拥有超过11％的股份，只要不涉嫌刑事纠纷，日后的东山再起，或有可期。 （本文作者系蓝狮子图书出版人、财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