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口述|王曙光 采访 | 本刊记者 白明婷 中国人总有一个误区，什么东西都想要搞大，好像唯一的出路就是高大全，搞成花旗银行那样。小而长存的东西不好么？ 我认为所有面向基层，面向最小的农户、微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可以叫做草根金融。有一类草根是正规的、注册的，像泰隆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还有一种非正规注册的，比如说地下钱庄，也可以算作草根金融。这是两类，一类是正规的、注册的，一类是非正规的、没注册的，但都是面向基层的。 “草根”这个比喻本来就是一种肯定，说明它有信息优势。像泰隆银行对当地小企业的情况了解得很透彻，风险控制几乎是完美的，不良贷款在1%左右。所谓“收不回来”，基本是因为不可抗力。 草根金融的风险控制很多是依赖一种乡土信任，这个区域中有累积多年的信用机制在，这是草根金融的一个核心机制。但是草根金融也有风险，就是它的地域范围一旦拓展之后，信息不对称就增加了。比如泰隆在附近几个区域搞信贷，客户熟得不得了，就很容易控制风险。但是现在它们在杭州、三门办分行了，有可能就把握不了。尤其是杭州，本来银行就很多，而且很多是直接面向基层的，比如杭州农村合作银行跟泰隆有直接的竞争。泰隆原来依靠的乡土关系、所谓“三缘”关系，在超过了这个范围后也没有了，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失去了原本的优势。怎么办？为了应对这种竞争，泰隆以前做的业务、提供的产品必须得有变化。如果做大企业的话，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一点，但是竞争也大，它原本的地位也变得比较尴尬。 我认为，这种草根金融最关键要看清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所有的制度安排要和这个优势有关系。风险控制、信贷评估机制都要和你的乡土气有关系。以前它做得好，都是和这套机制有关系，运转得灵活，和当地的文化嵌入得好。一旦你想做大，做得“高大全”，你原有的机制就要变化了，不变化就要失败，你在“垒大户”时候遇到的竞争又激烈，不搞变化不行，一搞原有的优势又没了。 所以，关键是要有个清醒的定位，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搞大了。中国人总有一个误区，什么东西都想要搞大，好像唯一的出路就是高大全，搞成花旗银行那样。小而长存的东西不好么？要做大企业，这是一个误解。我也许永远是个300人的企业，但是越做越好。 我把草根金融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1998年之前。这个阶段政府对于草根金融，不管是正规还是非正规的，基本是视而不见。我把它叫做“自由膨胀期”，就是它可以自由发展，但政府并不重视，管得严格的地方不多。 第二，1998-2005年，我叫做“严厉取缔期”。政府对于这种民间金融扶持得很少，也有金融危机的原因，1997年以后取缔了不少。尤其是1999年，当时大概三万多家农村合作基金会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虽然这个举动当时有它的背景，但是现在看来并不正确。1999年左右，是草根经济处境最差的时候：一方面是银行的“返城运动”，很多银行都从农村撤回去了，网点全没了，另外就是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 第三，2005年是个转机，央行出了一个《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这个报告里主要讲了吴晓灵的观点：中国75%以上的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是靠非正规渠道。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湖北等地都进行了调研，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把民间的金融机构都整死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消极作用。所以从这一年开始，国家对草根金融的定位和看法开始发生改变。紧接着2005年12月，发起了一个小额贷款机构试点活动，在包括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贵州的五个省区开始试点。当时建了7家小额贷款机构，我认为这标志着民间资本第一次可以进入正规渠道。此后的鼓励政策很多，今年《放贷人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对草根金融的态度已经非常积极了。 从2005年到现在，对于草根金融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这几年当中，农村金融的变化可能比之前的三十年都要多。主要是政府对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警惕和担忧少了，希望它们能够进入。因为农村金融的真空很多，社区银行太少了，而且产权结构很单一，要么是国有的，要么是地方政府垄断，很多微小企业和农户得不到贷款，所以这方面的控制少了，比如最近要颁发的一百张村镇银行的牌照。村镇银行是一种新型金融机构，以发起行和企业共同的形式办，以民营资本为主，不鼓励地方政府参与。所以民间资本就有机会办银行了，把地下金融阳光化，这是以往没有的。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著有《经济转轨中的金融制度演进》，《草根金融》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