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 天勤
记者：G20伦敦峰会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峰会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陈志武：本次峰会的目的是协调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略。会前，主要国家的出发点或者说目的很不同，美国希望把话题全放在如何振兴全球经济上，德国和法国希望谈如何建立国际金融市场的跨国监管架构，中国希望谈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问题，谈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谈时下的危机如何应对问题，而西欧和中国把重点放在改革现行制度、为未来铺好路。到最后，决议集中在几方面，一是IMF的注资和由IMF帮助受金融危机重创的东欧、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这是本次峰会最具体的成果；二是同意建立某种跨国金融监管机构，但具体如何做没有涉及，因这一项有难度，来自美国的阻力会很大，涉及到金融政策与监管的主权问题；三是就消除“避税天堂”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一块执行起来也很难，因为等于是要求各国互相分享银行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的客户信息数据，否则，他们怎么消除“避税天堂”呢？四是要对对冲基金等行业监管。 记者：中国未来将在全球范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志武：中国要求的两项——推出超主权国际货币和改变IMF的主导权结构，没有在最后决议中具体写入，不奇怪。因为，第一，没有人指望像超主权货币这么大的事在一天会议中就能决定，第二，IMF本身的表决权、话语权是要在IMF的章程下才能改变，那是具体的问题，而不是高峰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从实际效果上，在会议前，由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官员提出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议题，这已经让中国主导了这次峰会的议题。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应该是这次峰会的大赢家，也标志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新面貌的开端。 记者：这次会议会不会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产生微妙变化？ 陈志武：这肯定会，也已经发生变化。对中国，这既是好事，又是挑战。之所以是好事，是因为中国这么大，早该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参与国际秩序建设，参与国际事务，我们的人口原来占1/4，现在还占1/5。只是原来中国不以建设者的姿态参与世界秩序的建立。现在终于换了一种身份。之所以是挑战，就是因为中国外交体系主要由学国际政治、外交关系背景的人掌握，受“左”的政治影响太多。但是，现在中国的海外利益、国际关系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商业利益，而这些偏偏又是多数外交专业所轻视的。我觉得，商务部、央行、财政部等经济部门要更多地参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层，包括中央外交政策小组应该有更多经济部门的领导参与。 记者：中国在海外投资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都存在困境，前者在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后者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如何改善这一困境？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否意味着中国话语权的增强？ 陈志武：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困难和挑战，跟美元的地位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之所以有关系，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和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美国之外难以找到足够大的投资市场容纳下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金，所以，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投很多钱在美国。再者，除了美国政府公债之外，很难找到更稳定的投资品种。我知道美元风险、美国公债风险也不小了，但比别的投资品种还是要低。之所以说没有关系，一是中国企业或说整个社会以前没有海外投资的经验，现在一下子来这么多外汇，的确让企业、政府以及业界难以招架，于是，只能边投资边学习积累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会有许多失败、要交许多学费，这些难以避免。二是在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往的教育内容中，太侧重数理化和工程技术这些硬技能，忽视了世界各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内容的教育，所以，中石油、中石化、中化国际、宝钢、五矿、联想等等企业，都是工程师当道，要他们去其他国家投资、管理，在知识结构上会有许多不匹配的地方，所以，这也使海外投资失败很难避免。三是直到最近，外汇管理制度一直要求出口企业和央行结汇，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让国家累积外汇储备，国家承担所有的外汇风险和投资任务，民间没机会承担外汇风险或者进行海外投资。这种局面最大化了国家投资的压力，也使得海外投资必然每次都是大手笔，亏损起来金额当然也很大。最后，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也必然强化了海外投资的必要。这事实上跟美元的国际地位没什么关系。记者：您如何看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如何评价周小川的几篇重要文章，尤其是《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这篇文章？您如何看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这次会议中的进展？您对全球金融监管问题有何看法？
陈志武：周小川的这几篇文章非常重要，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贡献很大。以前，许多人以为，为了改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就应说“不”，即使没有道理也要说“不”，也就是说，通过给别国一些颜色而显示自己的实力，其实，在效果上，那样做适得其反。但是，这次周小川代表中国政府讲出的逻辑和建议，在美国、西欧等社会，几乎没有人能反对，因为中国确实为美元作为垄断货币承担了太多风险，而由任何一种主权货币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也的确让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不安，所以，周小川的文章不仅标志中国正式享有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也从一个很积极正面的角度为中国增强了软实力，赢得世人的尊敬。这是一种最好的增强中国影响力的方式。这次会议在国际金融监管问题上有一点小进展，这是预料之中的。因为跨国金融监管涉及主权问题，这需要时间、需要慢慢地消化接受。 记者：无论是“扩大在IMF话语权”还是“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法，中国在G20峰会中都备受关注，在你看来，中国最可行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陈志武：最可行的利益诉求是扩大在IMF的话语权，扩大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中的参与权，而超主权货币的建立与推出也很重要，对中国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非常重要，应该在这次和今后的许多会议上重点提出，但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这是长期努力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以积极身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起点。 记者：中国是否能充当世界救世主？ 陈志武：中国成为世界的救世主，还早得很。从经济规模看，中国GDP还需要翻3倍才能赶上美国，按人均收入算，中国就相差得更大；从金融角度看，虽然这次美国金融危机非常严重，但那是一种“富贵病”，是金融相对制度所能支持的容量过快发展的结果，而中国的问题是金融发展严重不足，金融发展还没有足够深化，金融体系还没有足够的开放。这些现实加在一起，使中国在将来的发展仍然以国内改革为主，而不是去过度追求国际主导权，练好内功做好自己的事仍是重点。比如说，为了维系世界贸易秩序、维系世界和平，美国每年的军事开支巨大，2008年达近7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政府全年的预算内财政税收。所以，主导世界秩序不只是说说就行，要付出的真金白银很大。如果有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花钱为中国、为世界保驾护航，未尝不可？中国还有近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都还没有到位，这些民生内容当然比做救世主重要。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的立场是什么？ 陈志武：如果各国还是以主权自居的话，这跟金融全球化的程度显然是不匹配的，因为有了国家主权做挡箭牌，任何跨国立法机构、监管机构都无权去管一个主权国家境内的金融所作所为，你可以去抱怨，但无法去干涉。所以，只要这种矛盾还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在英美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一种理念上的分歧。英美主张的全球化是各个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做交易，以自由国际市场的力量规范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而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大陆国家主张的是“世界化”，亦即，有一个具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包括世界立法机构、国际法院、国际监管部门，等等，由这个世界政府来管理所有国与国间的经济和金融关系。这种理念上的差别，决定了这次峰会前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的不同立场、不同议程，英美不主张设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而德法却威胁说，如果不同意设立跨国监管架构，那么就将从会议中退席！由此，我们看到，危机之后的制度重建工作会有多么艰难！ 记者：您如何看待贸易保护主义？ 陈志武：经济危机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也符合人之常情，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共性：一旦出现问题，首先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尽可能地把责任推给别人，说是外国公司、外国人带来的，所以，要做的事先是把外国人赶走，把外国货禁止在外。正因为这一点，中国政府近几个月在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而且还应该继续大谈自由贸易的好处，以尽可能地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给顶回去。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跟更多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包括印度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不管中国怎么强调自由贸易的好处和重要性，许多国家还是会设置贸易壁垒。如果中国不去谈这些，事情就会更糟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应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要更多地靠国内民间消费带动未来的增长。
记者：您如何评价2009年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政策所取得的效果？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很多，包括去年的4万亿元以及最近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但仔细看，4万亿元是以铁路、公路、地铁等基础设施为绝对主体，对刺激民间消费、对民生方面的侧重远远不够。而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实际上继续强化了生产领域、制造业领域。 因此，总体而言，这些经济刺激政策继续轻视国内民间消费的投入，让中国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被强化提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政府的经济刺激举措没有注重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使未来的经济更多靠国内民间消费带动，而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刺激目标，结果使中国经济在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模式上走得更远。在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这种注重短期利益的做法对中国经济的长久持续增长不利，希望接下来的政策举措能够纠正这些偏差，为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地增长种下更多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