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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2009中国营销
从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级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从金融领域发展到了实物经济领域，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的负增长，这已经是非常典型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衰退；而且危机也已从中心——美国影响到了欧洲、日本、东亚以及前苏东转型国家，全球经济也面临着20年来前所未有的衰退。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其中2008年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相比，经济下滑了1.2个百分点，按照全球18家国际机构的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全年的下降幅度将达到2.2个百分点。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中国经济很难避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众所周知，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在2006年时就达到了60%，同时出口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32%。出口与国内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这样的经济结构的确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年代获得了一定的全球化利益，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经济结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环境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冲击。
从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级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从金融领域发展到了实物经济领域，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的负增长，这已经是非常典型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衰退；而且危机也已从中心——美国影响到了欧洲、日本、东亚以及前苏东转型国家，全球经济也面临着20年来前所未有的衰退。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其中2008年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相比，经济下滑了1.2个百分点，按照全球18家国际机构的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全年的下降幅度将达到2.2个百分点。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中国经济很难避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众所周知，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在2006年时就达到了60%，同时出口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32%。出口与国内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这样的经济结构的确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年代获得了一定的全球化利益，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经济结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环境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冲击。
自2007年开始，实际上中国经济所受到的外部冲击主要来自供给方面。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生产成本的提高，是中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在2008年上半年就出现企业大量歇业现象的主要原因，而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美国的金融危机还远没有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低端商品的贸易领域。2008年年中，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人们所未曾预料的逆转，外部成本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有所减弱。但是，美国消费需求在2008年第三季度后开始下降，由此引发全球贸易衰退。由此可以看出，外部消费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开始于2008年第三季度之后，在2009年这种外部需求的冲击有可能进一步加速。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我们应该有一致的认识和判断：第一，2009年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经济冲击已经与2008年有明显的不同，外部需求的下滑已成为全球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第二，从历史上看，以中心国家的需求调整为特征的经济衰退往往需要更长的调整周期，因此，前20年全球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所面临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可能至少在短期中无法恢复；第三，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必然，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回避周期的经济形势判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经济数据上都缺乏依据；第四，在全球经济衰退的环境中，反衰退是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在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中确保社会的稳定并完善制度改革，为适应下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短期宏观避免衰退政策已经初见成效 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下行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期，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这一变化，中央政府开始全面地进行政策转向。2009年，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回调的贸易政策以及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4万亿政府刺激计划的作用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方面的成效，同时它对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外部环境中提升人们的信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指标的这些变化，也存在着某些担心，因为这些经济指标的改善，其重要的拉动在于政府的投资，如果政府的拉动不能带动民间投资和国内内需的话，那么，这种短期的经济回升不但对我国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的改善毫无意义，同时，这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也会因为缺乏需求支撑而难以为继。应该承认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这种担忧从中长期来看有其合理的经济学意义。然而，从短期避免衰退的角度来看，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的成绩在经济学上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首先，在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之前，全球经济的失衡表现为：一端是美国的过度消费，而另一端是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当这一增长过程结束之后，美国消费下降，必然引起中国的产能过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在短期中通过提高中国国内的需求来替代美国需求的下降，原因很简单，在影响美国居民消费的因素中，除去居民可支配收入之外，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汇率变动和各国利差所造成的财富转移效应也是支撑美国居民过度消费的重要因素。由于受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的制约，中国不可能在短期中通过这些因素来替代美国的消费。外需的下降不可避免，内需的提升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替代外需，那么，投资支出的增加便成为中国短期避免经济衰退政策的必然选择。 其次，任何反危机、反衰退的经济政策首先在于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避免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断裂，在这一阶段，政府投资支出只要没有挤出私人投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就是正确的。从本轮的全球经济调整来看，许多国家都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唯独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中就反映出良好的成果。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决策的及时，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需求下降时，制造业国家更满足于实施宏观财政政策的经济条件，即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特点，而中心国家的这一条件未见得满足。 其三，在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环境中，政府支出的增加主要在于弥补民间投资的下降，而不会引起财政政策过度的外溢效应，这一点，国际社会反危机的协调机制尚未形成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中心国家需求衰退时，任何一个外围国家单方面需求拉动，都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在这种时刻，指望中国更多地承担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义务，不仅有悖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运行逻辑，同时其效果也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判断，中国财政支出在基础设施上的项目，尽管可能在带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方面的效应有限，但却避免了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 中国的宏观财政政策中突出“民生”重点 在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民生工程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三农”、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生态环保、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这里并不包含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投资，更没有“两高一低”的投资，相反，通过提高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满足长期以来压抑的公共物品需求。这种政策既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总体需求下降趋势，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避免全球经济衰退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 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社会越来越关注金融及商业巨头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制造业工人的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制度的改革也成为了美国社会的热点话题。由此可见，每当世界经济出现周期性调整时，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均等问题往往是各国政府所面对的中心问题。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是无论中心国家还是外围国家的政府，都无法回避的因经济周期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压力。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调整的社会成本也会从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转移。2008年以来，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全面的衰退，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正在逐步显现，一面倒地转向西方社会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动摇；俄罗斯的政局也随着原油价格的逆转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东亚的泰国政局一直不稳、欧洲的法国也出现了反政府的示威。如此种种的现象，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全球经济周期调整阶段，外围国家所受到的社会压力明显地大于中心国家。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这一特征同样也会反映在中美之间所面临的经济调整的社会成本的差异上。以就业压力为例，面对同样的全球经济衰退，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的目标是创造600万就业岗位，而在2008年底中国的失业人数就达3200万。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衰退面前，中国面临着很大的社会压力。因此，政府的刺激方案必须要以改善民生为政策中心。 实际上，在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阶段，外围国家社会压力大于中心国家，也有其全球化发展模式的内在必然性。因为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对应关系中，美国的过度消费，决定了中国居民的消费不足；美国的低储蓄，决定了中国的高储蓄。在周期性调整之前，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中国的高储蓄是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所造成的，那么我们设想，如果在周期调整阶段出现之前，中国通过完善社保体系来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内部均衡，那样的话，美国经济需求增长如何来实现呢？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外围国家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虽然其经济增长能获得外部需求拉动的动力，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方式也越来越成为了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而失去了国民经济运行的特征。这也就是说，外围国家政府在全球化增长阶段对民生目标的调节失去了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阶段到来的时候，中国针对民生问题所进行的调整，其效应会比全球经济增长时期更为明显。 总之，在面对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外部环境中，只要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确保经济运行不出现断裂，同时，充分利用周期性调整给中国经济民生改善所提供的良好的外部条件，我们就能够在世界经济的下行区间中化“危”为“机”，为下一轮增长周期的到来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 作者：雷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