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当下的中国，CDM即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大概再也找不出一个像CDM这样一个在迷茫中前行的行业了。
刚刚经历2006年一夜之间的爆发，便一头栽进2008年全球经济的低谷，面对2012年之后扑朔迷离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CDM行业又集体陷入观望状态。美国是否会加入？中国的绝对卖方地位是否改变？甚至CDM本身是否依然存在？作为一个由《京都议定书》催生出来的行业，CDM可谓命悬一线。
“我们的同事每天早晨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市场怎么样，就跟去年炒股的人一样。”清能投资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冯广华告诉记者。经济危机造成CER（核证减排量）二级市场价格一路狂跌，从最高峰的时候30几欧元，跌到去年的20几欧元，直至今年2月份跌破国家发改委在CDM项目申请中设立的8欧元的价格底线，形成了欧洲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倒挂的反常现象。
从巅峰到谷底
在CDM行业沉浮三年的冯广华感觉就像坐了一次过山车。“2005年之前，整个中国了解CDM的人顶多一两百人，但是到2005年就是几何级数往上加。”2005年12月底，在中国水利研究所工作的冯广华来到清能咨询，成为最早的一批进入CDM行业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我到哪里去人家都认为我是骗子。”而如今，不仅几乎所有的大型能源公司都有专门的CDM部门甚至碳资产公司，连不少山西煤老板都张口CER，闭口DOE。清能咨询也从汉能集团内部一个只有四人的技术部门，半年之内膨胀为一个十几人的公司。
中国现在已经是CDM最大的供给国，占据全球CER交易量的48%，其中最多的便是小型水电项目。“几千千瓦、一两万千瓦的小型水电项目，在山上打一个洞，装一个管子，下面装个小水电发电机，建立一个小厂房，只要一两个亿甚至几千万元的投资，这种项目多得一塌糊涂，数都数不过来。”冯广华说。
中国丰富的项目资源也吸引了大量国际买家涌进中国。跟任何一个高流动性的市场一样，在碳交易市场上，既有被称为“终端买家”的有政府减排指标的能源企业，但大多数活跃在中国的买家是贸易类买家，甚至是专门为此注册一家公司的投机者。正是贸易类的买家的加入，放大了碳市场的财富效应，在这个圈子里制造了不少一夜暴富的神话。
但这样的幸福生活并没有过上多长时间，便爆发了金融危机。很多贸易类的买家资金链断裂，关停业务。
碳交易走入低谷的原因很简单。“这个里面有一个需求问题，经济衰退，碳排放也减少了，比如德国能源需求骤减30％以上，它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买减排量。”冯广华说，“还有，东欧经济全部跌到谷底，他们产生的EUA（排放指标）全部卖到西欧去，这个就冲击了CER。”
市场能否回暖？
在2009年4月召开的碳交易峰会异常红火，但表面的繁荣并没有带来交易的上升。湖南省CDM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失望地告诉记者，虽然带了好几个项目参会，但并没有找到买家，“大家是一片茫然，都到这里来探听消息。”经济危机后，CDM行业里的聚会比以前更频繁，见面的大量时间就是谈国际市场怎么样，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反弹。
事实上，市场已经有回暖的迹象。最近二级市场的价格已经恢复到12欧元。冯广华认为，国际市场虽会缓慢复苏，但是必须借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回暖，这个市场才会回暖。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2012年这道分水岭的到来。京都议定书只为2012年之前的碳市场做出安排，2012年之后的情况则要等到今年年末的哥本哈根谈判才能见分晓。但普遍的看法认为，哥本哈根谈判并不会达成一致的意见，只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倾向性的意见，在2010年才会有最终的结果。因此，大多数CDM开发商在按部就班地继续做着手头的项目，但所有的项目截止日期都在2012之前。
然而，低迷的市场和不明朗的前景并未阻挡一些买家的逆势而动。欧洲第五大能源公司Vattenfall仍然在中国热切地寻找卖家，并且是长期稳定的CER供给方。“虽然哥本哈根会议还不知道形成什么样的决定，但CDM会持续下去，这是一个信心问题。”Vattenfall气候与能源体系高级顾问Karen Hvid Ipsen说，她直言作为最大的碳排放者之一，光是靠改造欧洲的工厂，减排目标是很难实现的，“欧盟的ETS并不能完全满足买家的需求，我们需要CDM市场。”更有胆大的投资者开始购买2012年之后交付的碳信用额。2012年后碳信用额基金（Post 2012 Carbon Credit Fund）2月4日宣布，该基金将向中国的一个风电项目及墨西哥的一个垃圾发电项目购买115万吨CER。
对未来CDM抱乐观态度的业内人士并不在少数。在碳交易峰会上，被誉为中国CDM第一人的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表示，“困难是暂时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会过去，但减排是一个长期的要求。”他乐观地预计，如果哥本哈根会议谈判成功，那全球的碳减排量需求是惊人的。因为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现在的排放量比1990年已经增长了17%，减排5%也将是一个很大的量。
（点图片放大）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
2012年以后的世界是怎样？CDM是一个由政治意愿创造出来的市场，换言之，政治意愿的强弱决定着这个市场的规模。当初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便让这个市场损失了1/4的规模，随后一直是欧洲在这个市场上发挥领导作用，正如欧洲气候变化交易所CEOPatrickBirley所言，“在这个世界上，碳是唯一用欧元定价的商品。”然而，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减排意愿最强烈的欧洲是否会一如既往的坚定，也多了几分变数。
更为关键的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所有的发言都放射出积极的信号，他认为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已经浪费了八年的时间，一定要补回来；希望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合作机制，取代将美国边缘化的京都议定书框架。
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一直对没有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设定为“义务国”怀有不满。在以往的谈判中，中国一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的立场，为正在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国内经济争取尽量长的宽限期。但是作为一个日益增长的碳排放大国，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也越来越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应作出减排承诺，或者至少要把中国、印度这样经济相对发达、排放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
对于这一点，温家宝在不久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仍然传达出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难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量化目标。他说，“相比欧洲已经有几百年工业化的历史，我们才有几十年的发展，；因为有13亿人口，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累计排放更低。”中国政府愿意在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环保技术上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而在承担义务这一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并不让步。
目前，“减排是必须的”在全球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实现机制的制定中充满了各方利益的博弈。作为《京都议定书》的成果，CDM通过几年的实施，将欧洲与发展中国家结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各方无法达成一个全球性的减排制度安排，但区域性交易体系和自愿减排市场仍将继续发展，中国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建立了环境交易所，也为此做了前期的准备。换句话说，CDM消失了，但碳交易仍将继续。
